王夫之的气质人性论

王夫之作为宋明理学史上具有总结性特征的思想家,在理气论上,坚持以气为本的气本论,理是气之理,理气不分先后,理是气之节文的主张,以理气论为前提,在人性论上,他细致分析了气、质、性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乃是气质中之性,气日生日成,性也日生日成,并提出理欲统一,情欲非恶的观点。     

朱熹哲学的内在矛盾

朱熹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却在诸多哲学问题上存在着某些不足。在鬼神观上,他认为鬼神是气,是形而下者;在人性论上,他认为恶来源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便没有了地位;在道气观上,朱熹主张道是体是用。用便是气之流行。道气之间或别或合,不一而定。造成朱熹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理气二元观,即万物不仅有理本,而且还有气本。朱熹强调理气之间的统一性,却忽略了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即理不仅离不开气,而且还是气的某个特殊部分。理便是气,这才是正确的理气观。     

罗钦顺的大节目

罗钦顺以心性理气为宗旨,心性不离不混,一反程朱、陆王“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以人欲是人的天性、天理.在理气关系上,既不是理逻辑在先,也不是理气为二物,而是“理气为一物”.在道器关系,主张道器不二合一说.程朱、张载把性分“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他认为天命之性已逻辑地在气质之性中了,并非为二物.格物是为了穷理,不是陆王所说是为明心、立乎其大,或正心等.罗钦顺之学是从程朱理体学中脱胎出来,既拖着程朱理体学的尾巴,又为明中叶的气体学开出新生面.     

理气双重的审视维度和价值旨趣——朱熹性命之学研究

基于理气合而生物却理本气末的本体构架和审视维度,朱熹认为,命有两种——一为理命,一为气命;性分双重——一是体现理的天命之性,一是体现气的气质之性。在此基础上,基于天理至善、气质有恶的价值旨趣,朱熹要求人在处理两种不同的命和性时张扬天理之善、去除气质之恶,致使“去人欲,存天理”成为其人命论和人性论的共同归宿。其实,朱熹的安身立命之方和“去人欲,存天理”的宗旨落到实处都是尽心、格物和致知。     

艮斋田愚理气论、心性论及其在朝鲜理学史的地位

在日本侵略朝鲜朝,朝鲜民族危亡、国家遭辱、人民悲愤之时,艮斋田愚高扬春秋大义,赓续民族文化,他以朱子学、栗谷学为准的,审视诸家,借鉴前说,对儒学性理学的理气心性核心话题,作出别开生面的创新诠释。理是度越的形而上之道,气是形而下之器。理是宇宙本体、本根,气是其体现的事物现象。理为生物之本,气为造化的枢纽。艮斋以阴阳五行多元、多样的东西融突和合化生万物,而不是一元的上帝创世纪。理与气不离不杂,合理气,理气不离,理自理,气自气,各有各的内涵和特性,理气不杂,构成理气一源,显微无间的关系。并推致心性不离不杂。性是人所禀受的天理,批评陆九洲、王守仁的“心即理”说,两创造性提出“性尊心卑”“性师心弟”“心本性”说。艮斋田愚的精神世界,基于他对朝鲜朝所面临的内外冲突和危机,反抗日本的侵略,继承道统,成为20世纪儒家理学史上杰出代表。他的精神世界的特色彰显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绍承道脉的坚毅精神,创造性转化的理气精神,创新性发展的心性精神。     

颜元的人性思想探索

颜元(公元1635年—1704年)是我国清初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批判家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杰出代表。颜元针对程、朱、陆、王的“理在气先”、“理为气主”和“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唯心主义理论,提出了“理气融为一片”(《存性编》卷二)和“理即气之理”(《存性编》卷一)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颜元认为,气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原,理是万物所以然的规律,没有离开气而单独存在的孤立之理,理“无非是气之理也。”(《存性编》卷二)有气则有理,无气则无理。颜元依据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宇宙观,建立了他的人性论。颜元认为,人禀气而     

论新理学的形上维度

冯友兰从客体性的视角解释现存世界,创立了一个系统的"理世界"本体论学说.在新理学中,"理"在逻辑上先于现存的事物,为其所依照的本体,构成形式因;"气"为现存事物所依据的条件,构成质料因;"道体"为理气相结合形成现存事物的过程,构成动力因;唯有"理世界"方可称为"大全",构成现存世界的目的因.     

王船山的宗教思想

<正> 王船山之宗教思想与其理气论关系密切。船山从理气论宗教,创见甚多,兹分数点论之。一、天人不合船山所谓天,包括理与气。“气者,理之依也。气盛则理达。天积其健盛之气,故秩叙条理,精密变化而日新。”     

论朱熹的理气观

理气观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中国当代哲学史上首次把“理”和“气”作为一对哲学范畴进行讨论,一方面以二程思想为基础具体详细地诠释了“理”论,另一方面吸取并改造了张载的“气”论,综合两家之学,对理与气、理与万物的关系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理一分殊”的理气观.此理气观在中国儒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朱子学“人性”论思想的批判及其重构——日本武士道学者山鹿素行思想为中心

山鹿素行批驳朱子学的性本论思想,但是并不抹杀＂理＂这一范畴,而否定的是理之超越性、形而上学的测面,并提倡径直主张向事物本身逼近。他以天地亦理气之相合,而妙用生生无穷,是天地已有气质来,其间人亦理气相合,其妙用名为性,则不可混天地之性。然而素行思想之重要特点,对人的诸情欲是宽容的对待其思想,对后世思想界影响巨大,尤其是由此而产生了日本独特文化特色之一———近世＂武士道＂文化。     

朱子理气关系探析

理与气作为贯穿朱子哲学的核心范畴,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复杂的关系。朱熹的理气思想主要受到二程的理、张载的气以及周敦颐的太极这些关于世界本体及万物构成思想的影响。理与气在朱熹那里被进一步地赋予了不同的性质和地位,理气也就承载着朱熹建构世界的不同作用,从而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理气关系。对于朱熹理气的先后关系这一颇有争议的话题,笔者主张理在先、气在后,并对理气做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     

罗泽南理气观初探

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泽南不仅对理学的基本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且在理气论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为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在理气先后问题上,罗泽南虽然主要继承了程朱的理本论思想,但同时又借鉴吸收了张载、王夫之等人的气本论思想,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兼采二者之长的理气观。在人的理气同异问题上,罗泽南持理同气异的观点,认为每个人所禀受的理是相同的,气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于气禀的差异,这就等于为理学施行教化功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论程朱理学之异同

过去的学术界通常将程朱理学不作区分。程朱理学究竟有哪些同与异?二者的共同处在于将"理"视为某种超越于经验的、绝对的存在,它是某类事物的所以然者或自性。在程朱看来,宇宙是一个整体性存在,宇宙整体的生存之道便是天理或公道,这个天理或公道便是仁。这是他们的一致处。不同处在于,二程之理只有公理、天理,它不仅是宇宙之理,也是万物之理,即万物分有了同一个天理;朱熹则认为宇宙不仅有天理、公道,而且每类事物包括无生意的种类都有自己的理,世上不仅有公理,而且有不同的别理。这是二程理学所没有的观点。     

对朱子理气关系论的重新考察

朱子的理气关系学说必须一分为二,分别为"在理上看"和"在物上看"。"在理上看",就是从逻辑上思辨与分析。"理先气后"之"先",不仅仅指思维逻辑与理论逻辑层面上的"在先",也有哲学性质上谁为第一性、谁为第二性意义上之"在先"。理在逻辑分析意义上有主宰义与决定义。"在物上看",就是从宇宙生成论视阈分析。"理气合一"必须在"理先气后"这一基础上立论,才不会导致认识上的偏差。理与气没有割离,理在气中,理是一种具体的普遍,而不是超越经验世界的抽象普遍。朱子的理气论哲学新意并不多,缺乏思想创造性,或许可以说是朱子理本论的一大缺陷。     

试论高拱的哲学思想(续完)

四、高拱对程未“理先气后”说及“性即理”说的批判 高拱在认识论上,既然肯定了感觉或经验是外在客观世界的反映,就必然要批判程朱的“理先气后”说。 宋明理学家所谓“理气”或“道器”关系问题,就是近代哲学上所谓“思维与存在”或“规律与事物”的关系问题。程朱所谓“理先气后”,就是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或规律在事物之先、之外、之上的意思;而这样解答哲学根本问题,正是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标帜,也是唯物主义思想家与之论争最激烈的问题。例如:朱熹在《语类》卷一和弟子答问中有云: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戴震对程朱“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

戴震以批判程朱“气质之性”为基础提出气质之性是人的本然之性。程朱以“理”为人之性善的本体论根据,将人性“恶”的来源归于“气质之性”。戴震论性的思想模式不同于程朱,力主“气质之性”为善。天道观上,他在“天道—天德”中建构“气”与“善”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命论上,他从人性结构内部推导出由“血气”之自然到“善”之必然;心知论上,他以“血气心知”为人性的基本实体,通过对“心的本质为气”“心能扩充”的诠释,揭示心知觉道德的能力来源于气,“心”通“事物之则”不惑乎所行。他强调“气质之性”不仅为“善”而且有创造善的能力,彰显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上的能动性。     

人格的不完满性及其先天根源——论朱子气质之性的核心内涵

在朱子那里,仁义礼智之性是主体的内在本性,而气质之性则是主体的现实品格,即人格。人的现实品格总是表现为种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相对于圣贤那种理想人格而言则是不完满性。气质之性形成是由于每个人生来所禀之气的品质不那么清明纯粹,从而使得主体内在的仁义礼智之性的功能受到抑制,因而是气禀这种先天因素造成的。因此,气质之性与人格在内涵上的等价性,也就意味着现实人格的不完满性并非简单地是由家庭环境、社会风俗、学校教育等后天因素造成的,而是存在着其先天的根源。     

王船山《论语》诠释中的理气观

船山对理气的说法不少同于朱子 ,但船山不像朱子那样往往用实体化的理解或说法处理有关理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 ,船山与元明时代理学关于“理”的理解的“去实体化”发展是一致的。而船山理气观与朱子学的不同处 ,更多地在于船山运用其理气不离的观点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讨论 ,在这些讨论中可明显看到 ,凡朱子学表现出重理轻气的地方船山必强调气 ,凡朱子学言气离理的地方船山则注重理 ,凡朱子学的说法中容易把理气变成各自独立的二物之处 ,船山必定强调理气合一。故船山理气观的要点应归结为理气互体 ,理气合一     

王船山的理气论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气学、理学（道学）、心学三分构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个基本预设。张载作为宋代道学的奠基者之一,开创了所谓“气学”传统,王船山的思想以重建道学传统为根本旨趣,丰富和推进了气学理论。船山理气论呈现的思想样态表明,船山是广义道学史上的人物,而非单纯的所谓“气学家”。船山学在本体论域,接受周敦颐的太极说及朱子的本体论诠释方法,以太极释张载的“太和”,肯定太极即本体。在理气问题上,船山学在“天地之理气”的预设下,坚持理气不离、理气一体的立场,同时对朱子学的理气不杂说亦有肯定,提出“气不损益,理亦不杂”说,并承认相对于气而言,理有“秩序”义,因而在工夫上主张“以理御气”,呈现出与理学工夫论相符的一面。船山学一方面坚持“理是气之理”的气本论立场,甚至认为心、性、天、理都必须“在气上说”,另一方面又引出“诚”的观念,认为诚是气的本然之体,又是天之实理,而且诚是“极顶字”,是不可用其他字“代释”的最高概念。船山学在宇宙论本体论问题上略显复杂的观点论述表明,其理气论在实质上仍属于气学形态。总之,船山学是对濂溪学、横渠学以及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