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藩属制度研究的理论问题

藩属是统一王朝地方政权的另类构成形式,它与王朝直属郡县之间实行一朝两制,于藩属政权内部实行地方自治与民族自治。因此,藩属制度属于国家政体的范畴。此外,藩属制度与民族问题关系密切,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藩属实体由三种不同部分组成,其作用迥异;藩属与藩属制度及藩属理论的三位一体关系,藩属制度曾经历的五个阶段,有不同特征;藩卫内向作为藩属制度固有的属性,与历代统一王朝的目的相关;对外睦邻政策与属性相连。     

中国古代藩属制度五个阶段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藩属制度于周代形成、汉代确立、唐代创新、明代强化、清代完备,同姓藩国、境内属国、羁縻府州、都司卫所和藩部曾分别是上述五个阶段中的藩属主体,藩属制度在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     

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

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按照“大一统”的思想全面推行了以郡县制为基本制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秦汉时期,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并左右着西汉王朝国家政体的构建。经过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和汉文帝之后诸帝的削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央治理地方的根本体制。郡县制及其不断发展,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对后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实现政治统一并不断发展、巩固、维护统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奋斗目标和最终价值取向。     

论康熙的经济政策

1644年清兵入关,血腥镇压了明末农民起义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当时,社会仍处于动荡的局面。满洲贵族的圈地,加剧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分裂割据势力,威胁着国家的统一;沙俄对我国黑龙江、新疆等地虎视眈眈,清朝版图面临被宰割的危险。面对这一系列社会矛盾,康熙从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目的出发,在他执政的六十一年中,采取一系列顺应历史潮流的经济政策,对内发展经济、削平三藩;对外抗击沙俄的侵略,巩固清朝封建国家。本文试图对康熙的经济政策作一简略的探讨,并对他建树的历史功绩作出估价。下面分四个部分来论述康熙的经济政策。     

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

明朝援救朝鲜抵御日本侵略的决策,不仅有着字小扶危、保护藩属国家的因素,也有着维护辽东边疆安全的利益动机。而晚明以及清朝的朝贡制度,已构成国家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朝贡制度虽然在经济上因为采取"厚往薄来"而成为弊政,但在国家的安全利益上却具有积极作用。     

南诏国的事大藩属政治特质

中国的统一与稳定是渐进的.几千年来,“中国”的周边都多少存在着边藩属国,有的不愿臣属,甚至还想入主中原.唐代西南的南诏国,却渊于民族同源共祖认识、心仪向化情感,始终奉行坚定不逾的奉唐、册汉的“以小事大”藩属态度.南诏国这种自觉主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政治特质,不仅在唐代,就是在中国历代众多藩属列国中,也非常突出.在有人仍企图闹独立、搞分裂的当今世界,不失其光辉的历史形象、重要的现实意义及难得的镜鉴作用.     

蒙元之际元丽互动与蒙古统治高丽制度的构建

从元太祖十三年(1218)蒙古赴高丽征讨契丹叛军,到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继位,是大蒙古国政权与高丽互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高丽对于蒙古政权屈服与抵抗并存,经过蒙古的征伐,高丽出现了归附蒙古政权的趋势。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改变了对高丽武力征讨为主的政策,通过对高丽怀柔、政治胁迫以及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使高丽纳入元朝的藩属体系,元朝统治高丽的制度体系建构完成。这个体系是蒙古统治者政治军事扩张政策和高丽追求国家生存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表现在高丽以臣服和成为元朝藩属为代价,保住了其政权的生存,元朝则通过控制高丽国王任命、高丽世子入质、元丽通婚等手段控制高丽政权。这种制度成为元朝中后期元丽互动的主要政治规范。     

宋真宗时期的政治制度建设

一、完善铨选制度“宋承唐制”①，建立了以扩大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官僚机构，中央集权达到空前高度。宋太祖在对唐末五代之制进行损益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套官制，至太宗时官僚机构已比较完整地建立起来，宋真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并采取许多创造性的措施，使宋初官制日臻完备。第一，确立了磨勘制度。磨勘是官员叙迁的手续之一。磨勘法是宋代铨选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制度，它源于唐、五代对官吏的审核考课法，经宋太祖、太宗两朝逐步酝酿，到真宗时正式确立。宋太祖开宝三年（９７０年），命翰林学士和文班升朝官等，在现任或曾任藩…     

长城沿线直省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清朝逐步统一中原和边疆民族地区,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形成了“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长城沿线直省地区在清朝完成统一之前是守御京师和内地的前沿,在统一进程中是清朝统一边疆民族地区的依托,在实现大一统之后则是清朝经略边疆民族地区的支撑。长城沿线直省地区从军事、行政、后勤等多方面对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体现了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侧重于江户前中期狭义的文化考察

德川幕府统制的江户时代的前中期,相当于明朝的最后40年至清朝的道光年间。由于日本国内统一的实现,幕府将军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藩国大名、藩儒和一般町民对汉学兴趣的渐增,从而将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推至空前高度。除了在儒学、史学、文学和本草学等具体领域的影响外,其深层作用则表现为给予日本武士地位至上的传统以儒家等级思想的内涵,从而促动了文武互补的日本近世文化的构建。     

日本朝藩体制时的土地问题——地税改革的历史背景

朝藩体制时的土地制度在日本土地制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它继承了幕藩体制时的一些旧有的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在土地政策上又体现了将来进行税法改革的意图,并且明治政府在土地领有及贡租制度上采取了相应的举措.这种改革的初步尝试以及所引发的问题使地税改革提上日程,并为之积累了经验.     

埋心不死留春色——论船山晚年的诗

船山晚年的诗,指他六十岁以后写的诗,主要收集在《七十自定稿》和《姜斋诗分体稿》。其时正值所谓康熙盛世,清政府已彻底平定三藩之乱,又统一了台湾,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切实的适宜的措施。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思想统治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船山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政治思想家。他不仅具有诗人的激情和灵感。     

“整军即所以抗日”：蒋介石与1937年川康整军会议

1936年刘湘先后响应“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导致蒋介石随后积极筹划削藩,对刘湘形成高压;刘湘则针锋相对,不惜一战,双方几度处于爆发军事冲突的临界点。但由于四川遭遇空前大旱灾,救灾第一是全国的共识,同时拥护和平统一、一致对外也是全国的主流民意,这些都不容双方贸然发动内战,于是双方最终妥协,达成川康整军协议。蒋介石力图通过整军,实现对“国防唯一根据地”四川的彻底统一,以加强对日备战。而日本并不乐见蒋的成功,时时对蒋刘进行挑拨离间,甚至有可能有意在川康整军会议成功召开的时候发动了“七七事变”,以打断中国的统一进程。可以说,川康整军会议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两国战略对峙中的重要一环,它基本奠定了国民政府安川抗战的基础。     

清代旅蒙商初探

旅蒙商是清代以后才出现的,他们携带商品,深入草原与牧民进行随营买卖,即所说的行商;或在草原城镇开设店铺,经营货物批发零售,即所说的坐商。 一、旅蒙商的兴起 清廷定鼎中原以后,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南征北讨,蒙古、西藏、南疆尽入版图,成为大清帝国的藩部。少数民族与汉族、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得到空前的加强。大统一为商业的发展与繁荣,也为旅蒙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蒙古贵族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对汉回商人进入草地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清初名将赵良栋论略

赵良栋,字擎宇,又一字西华,宁夏人。他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卒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终年七十七岁。赵良栋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末阶级矛盾尖锐、民族矛盾激化、农民起义四起、边地警报频传的动乱时代。他登上政治舞台开始戎马生涯之时,正是清朝入主中原完成并巩固统一大业之际。赵良栋置身清初统一全国的斗争,参加了许多重大战役,对统一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尤其是参与平定“三藩之乱”,更是功勋卓著,为巩固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拟对赵良栋的一生,尤其是在平定“三藩之乱”中的主要活动及其作用作一述论。     

“两个结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圭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为了妥善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考虑,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并将其确定为国家制度。这种在国家统一前提下由少数民族实施区域自治的制度,是在“统一的”与“自治的”关系中构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以后,民族自治地方内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随之凸显,并通过相应的机制得到妥善应对。由此,统一与自治、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就成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两对基本关系。历史经验表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在这两对关系中出现偏移,从而使民族区域自治出现问题甚至遭到破坏的可能性总是存在。因此,从国家治理总体考虑的角度提出“两个结合”,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制度本质的凸显,为坚持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基本遵循。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关于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问题的法理学思考

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使中国的法律职业开始走上了统一、规范和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对中国的法学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国家实行统一司法考试的条件下,中国的法学教育从理念、方法、目标、层次等方面都要作相应的改变和调整。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特殊的法治环境决定了中国的法学教育必须要独立于司法考试,不能蜕变为法律职业培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统一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关系,使两者相互促进,在矛盾中达到和谐。     

浅析明太祖朱元璋对藏僧的多封众建

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在全国恢复封建秩序,缓和社会矛盾,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君主专制制度,从而使明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而对西藏,明太祖则采取了“多封众建”,即对藏僧进行分封“国师”等名号,取得了较好的实效,促进了西藏的稳定与祖国的统一。     

日本江户幕府初期的幕藩体制与商品经济

江户初期是幕藩体制的确立时期,幕府在完备统治全国的体制的同时,必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秩序。幕府首先通过颁布锁国令建立锁国体制,由此掌握了贸易独占权,之后又通过实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完善交通运输机构这一系列政策,为幕藩制下的商品流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17世纪后半期,日本出现了以三都(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市场、由幕府支配全国商品流通的幕藩制商品流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