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善治：社会资本的视角

政府善治是政府治理的目标取向,它是伴随着政府治理的产生与不足而出现的对政府治理的一种替代性概念。政府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协作管理过程,它的本质就在于要求做到政府与公民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这种合作管理的基础是在公民中形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要标志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研究

本文着重阐析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并对目前中国的社会资本现状进行了分析.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目前面临着现代社会资本相对短缺等问题.政府治理过程中应进行传统社会资本的转换,培植现代社会资本,并且通过新型治理、民主观念的树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信任社会资本的培育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形态,它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黏合剂,其在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预警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感应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在处置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救援队＂和＂润滑剂＂的作用;在善后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监督员＂和＂指导员＂的作用。构建诚信政府,提升政府公信力,发挥其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导作用;培育民众间的普遍信任;发展和完善非政府组织,增强其信任＂传递和生产＂功能。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逻辑

社会资本已成为农村扶贫的战略资源,而我国贫困农村却正处于传统社会资本流失、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的中间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利于修复与拓展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扩大农村贫民的人际信任半径,并强化公共治理的制度性和规范性,对农村现代社会资本转型具有推动作用.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功能,基层政府应当在其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滚动式发展等阶段提供扶持,规避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引导其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组织绩效和社会效益.     

工业化、信息化与社会资本变迁

工业化、信息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资本变迁的过程.我国传统的社会资本主要是家庭和家族内的,工业化、信息化过程中需要发扬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扩大信任半径.市场化是一般信任形成的动力,水平组织、民间组织可以促进现代社会资本形成.同时,政府在社会资本的形成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资本：建构网络治理的支柱

网络治理是指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的目标下,建立政府与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及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建构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网络。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就是信任、互惠和合作,因此,网络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本文通过分析目前中国土壤上培育出来的社会资本现状后,提出应重建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以及公民团体,从而形成有效的网络治理。     

竞争与共存:信任网络视阈下政府合法性探析

信任网络是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关系,它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纽带。政府合法性是实现有效治理的保证,其本质是民众对政府以信任为基础的遵从。政府与社会信任网络之间存在竞争。政府信义降低,用于公共利益的资本减少,而强制力的使用增加,只能导致政府的可依赖性和合法性衰微,从而其他非制度化信任网络兴起。政府嵌入社会关系,包括培育信义、积累资本、平等融入社会信任网络,是赢得民众支持和实现政府合法性最为理想的途径。     

论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创新

中国传统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是一种"政府直控型"治理模式,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过于依赖政府作为,具有一定的弊端。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殊性,农村环境治理急需建立政府、市场、村民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这就需要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社会资本通过规范、关系网络和信任机制的共同作用实现社会整合,促进社会参与和社会合作,从而弥补传统治理模式的真空,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为此,我们应当重视和发挥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功能,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     

城郊农民社会资本模式解析——以成都城郊农民为例

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本的特殊形态,其基本内涵包括有互助、信任、社会准则、共享、参与以及关系网络等等。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与城市市民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本模式,而城市化进程使城市近郊的农民在现代城市文明因子的浸润下,其传统社会资本模式发生了解构。城郊失地农民目前的的社会资本状况难以为其市民化提供足够的支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群体性不足制约着他们向市民的完全转型,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重建问题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城郊失地农民只有在努力完成自身社会资本重建的过程中,即从血缘、地缘型的传统社会资本过渡到适应城市生活方式的现代公民型的社会资本,才能逐步转化为真正的城市市民。     

信任与秩序: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

信任和秩序的适应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传统社会,统治者依靠思想灌输,建立起与统治相适应的外控型秩序,促使人们对统治者产生超乎寻常的个人信任,普遍的人际信任则难以建立.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基于理性规则及普遍信任,产生民选政府并管理社会,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控型秩序,这种秩序又反过来巩固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在转型过程中,社会自发产生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需要,统治者是否主动适应并改变外控模式,对社会平稳转型至关重要.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结构化分析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从其结构化特征探讨政府信任关系的初级形态,我们发现,人类社会的第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在横向组合维度上,是立足于农业社会的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在纵向聚合维度上,表征于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与依附性秩序之中。这两个维度,又在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行为模式中实现了整合。     

缺失与重建: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探析

社区社会资本的多寡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和效率,它包括关系网络、社区信任和社区规范三个基本方面。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普遍缺失,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是城市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居民利益的社区化、发展社区非政府组织、构建互动频繁的社区关系网络和平等交换的社区规范是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     

企业集群中的信任与交易费用

企业集群是一种重要的产业治理形式,集群信任是成功企业集群的一个共同特征.作为集群社会资本的集群信任有一系列重要特征和形成条件,对集群内交易费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是,促进集群信任这种集群公共品的形成.     

寻找政务诚信建设的新视角

当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阶段,政务诚信建设成为提升政府信任、解决社会信任问题的共识性路径。但在寻求解决信任问题、提出建设政务诚信的方案时,必须意识到的是,西方学术界以社会资本视角理解信任,是资本精神、交换经营意识浸淫到西方社会文化层面、日常生活领域和人的行为模式的结果,极具工具理性特征,不能以拿来主义的做法,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目标。因此,中国信任问题的解决和政务诚信的提升,应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避免资本原则和资本精神在政治、文化和日常社会领域的转移,摒弃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信任理解,以资源而非资本为视角理解信任、解析中国政府信任问题,并以此为基础,突破运动式、口号化的政务诚信建设窠臼,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结构化互动关系中开发、培育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资源。     

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路径与缘起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也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研究政府信任关系需要从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秩序、制度、权力出发,进而在价值、意义、文化的层面上展开。其中,秩序可以成为政府信任关系研究的起点。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来探讨政府信任关系,我们发现,人类社会最初的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又是深植于农业社会的秩序要求的,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等级状况决定了它的基本特征。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社区治理的发展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来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要求我们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将作为民间参与网络和互惠信任关系的“社会资本”引进对社区治理的分析,着眼于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网络。     

论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培育

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公民社会所倡导的文化价值理念——合作、信任、互惠等无不与社会资本理论相契合,公民社会是社会资本得到滋养和发展的温床。我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不完善严重制约了社会资本的形成。因此需要大力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形成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的局面,从而提升我国社会资本的存量。     

论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转型

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治理危机和治理之道的变革。治理危机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资本的危机。而当代中国的社会资本危机则是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资本之间的一种结构断裂性危机。因此,实现社会资本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转型,不仅是消解社会资本危机的根本途径,而且是当代中国社会实行治道之变的重要前提。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政治参与

健康适度的政治参与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尤为重要。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秩序以及公众参与网络,这就要求我们重视社会资本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培育社会资本,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信任与合作;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载体——第三部门,从而形成政治参与中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城市治理:空间、正义与权利

在世界范围,城市的扩张、更新与改造带来了空间的再生产。城市治理本身就建立在空间的再生产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批判了资本与权力对于城市居民既有权利的剥夺,也批判了城市对于农村的掠夺,再一次从现代性的层面批判了资本主导下的城市权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政府开始获得了相对农村政府的凌越地位,并主导着城市乃至区域性的治理,城市治理必须直面空间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并致力于重建社会空间、完善区域性正义供给、减少社会排斥之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