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火]卣和 族族姓

通过对[处火]卣铭文的分析,可知丙族是和商王室同姓的贵族家族,属于子姓。丙族铜器集中出土于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以旌介铜器群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系统,具有浓厚的商文化特点。这一文化系统所代表的方国,是商王朝分封王室成员建立的,是商王朝在晋南地区建立的一个据点。     

长江流域上古美术欣赏(五)

卣是古代的一种盛酒器,通常是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其中也有不少动物形或人形卣,虎食人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虎食人卣全器纹饰繁缛,集多种动物形象于一身,神秘怪异,是商代晚期流行的风格。此卣意蕴颇深,张光直先生认为它展示了巫师和他的法物,怪兽长大的口展示了地上和地下两个世界的划分:李学勤先生认为这种雕刻属“他我”类型,即设想他物转变为另一自我,人能守被兽吞食便取得了该动物的保护,吞食象征自我与具有神性动物的合一。撰文/杨薇长江流域上古美术欣赏(五)@杨薇     

册父乙提梁卣(商)

<正>器体通高33厘米,口长径14.5厘米,短径11.3厘米,足长径18.7厘米,短径15.2厘米。扁圆体,厚重。微敛口,鼓腹略垂,圈足较高、外撇。隆顶盖,菌状钮。口外两侧有环耳,绳索状提梁。器盖和器底内壁竖行"册父乙"三字。孔府旧藏。     

绛县横水二号墓卣铭释读

2005年绛县横水二号墓出土的卣,铭文记载伯赏赐其弟,命他从庶人中选取六家作仆,在派人选定六家时,遭到反抗,直到周王发出亲命,才得到平息。这篇铭文对于研究西周社会结构,特别是庶人的身份地位,有重要的价值。     

试论萨满教宇宙观对解读考古现象的重要性

萨满教的宇宙观对一部分考古遗存现象解读具有重要的意义.女真墓葬出土的腰带镂孔牌饰、契丹墓葬出土的金帽、红山文化的筒形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以及悬棺葬等考古发现都可以用萨满教宇宙观得到合理解释.     

评《保卣铭新释》的人物考释——兼论金文的有关语词

周初《保卣》的铭辞,虽只有五十四字,但所记的史事却不易理解,理解之难在于人物的考释。铭辞中的“保”,郭沫若、陈梦家、黄盛璋诸先生都释为太保即召公,蒋大沂先生释为《令彝》中的明保,即鲁公伯禽:制器的人,郭氏以为是太保的下属,其他几位都以为就是保。这些论断,都值得商榷。     

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的特征

学界对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对其特征的认识却缺乏专一而全面的论述.在分析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特征的不同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比青铜时代中国、蒙古国、俄罗斯不同地区青铜短剑的特征,归纳出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的具体特征.     

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关系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对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各区域的历时性辐射与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青铜人物和动物造型、三角援铜戈、神树及树形器、金杖和铜杖、有领铜璧、太阳图案及太阳崇拜等几个方面,这些文化因素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向南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与西南诸青铜文化发生碰撞、交融、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的发展。     

春秋蟠螭纹,微型窃曲纹

该文为伏羲学的第三部分《青铜之道》系列论文之八.根据考古、文献双重证据,论证青铜图法的"春秋之变"导致西周窃曲纹被微型化为春秋蟠螭纹,并阐释其宗教神话政治内涵.     

西周窃曲纹,源于太极图

该文为作者所创伏羲学的第三部分"青铜之道"系列论文之七.根据考古、文献双重证据,论证西周中期的青铜图法"商周之变",导致了商代饕餮纹被西周窃曲纹替代,并阐释其宗教神话政治内涵.     

《青铜之道》系列论文之九战国蟠虺纹,微型蟠螭纹

该文为作者所创伏羲学的第三部分《青铜之道》系列论文之九.根据考古、文献双重证据,论证青铜图法的“战国之变”,导致春秋蟠螭纹被微型化为战国蟠虺纹,阐释其宗教神话政治内涵.     

云南青铜文化地理初论

云南青铜文化是云南文明之始的灿烂篇章;在中国历史上,则是中国青铜时代行将结束之际大放异彩的终幕曲。对于云南青铜文化宝藏,学者们已从多方面进行过研究。本文将借鉴云南考古学界的发掘和研究成果,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探讨云南青铜文化的分布特征、地理成因、地域特色及衰落原因。     

北方草原西周至春秋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例

考古学资料表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金属冶炼技术,青铜器的出现也几乎与中原地区同期,但却有其自身发展的渊源.西周至春秋时期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已经达到草原地区青铜文化的繁盛阶段,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艺术风格.随着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西方国家的文化交往,青铜器与亚欧草原的艺术风格达到一致并有所创新,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艺术相互影响,加强了双方的文化交流与交融,使草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秦陵铜车马的文化渊源及历史必然性

秦陵铜车马是青铜文化和车马文化的杰出体现.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秦铜车马是青铜器发展和青铜文化积累的必然结果,是青铜文化的集大成者;秦陵铜车马的产生是车马文化积累和车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车的产生发展及车马文化的演变角度考察,秦陵铜车马的产生有其必然性;秦陵铜车马的产生与秦代卤簿制度有很大关系.     

张正明先生与巴蜀文化研究

张正明先生在长江文化和楚文化研究领域有着很高的造诣,这已为学术界所熟知,然则张先生对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也有着精深的研究.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制品群的重大考古新发现震撼了学术界,其中大量的青铜人物、动物雕像以及金杖、金面罩等珍贵文物,为国内考古界所未见,更为历代文献所未载,这就使学者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批文物的文化因素的由来.我于1989年3月写成一篇题为《古代中国西南的世界文明--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的论文,是提交当年11月在河南开封举行的中国先秦史学会年会的参会论文.     

江陵楚墓出土龙凤纹铜尊

这件铜尊(见底封),一九六六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二号楚墓。与出土彩绘木雕座屏的望山一号楚墓一样,此墓也是一座楚国王室贵族墓葬,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这是其中的一件精品。铜尊直腹、有盖,盖顶部凸起呈园饼形,盖周有鸟形钮四个。器腹呈园筒形,两侧有铺首衔环,便于提携;平底,有三个兽面矮蹄形足,口径24.4厘米,通高17.1厘米。这是一种盛物的器皿。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容器中,还很少见到。引人注目的是,此器表面那些繁缛华丽的纹饰,是在器表錾刻的凹槽里嵌银加以磨     

“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

"美金"、"恶金"二词,出自《国语》等先秦古籍。不少历史学家认为,用以铸造兵器的"美金"是指青铜,用以制造农耕具的"恶金"是指铁,并以此论证春秋时期的冶铁和铁器发展水平。然而,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春秋时期,兵器不仅用青铜铸造,而且同样用铁制作;铁被用于农耕具的制作,青铜同样也用于农耕具的铸造;春秋铁器中大量是贵族用品或发现于贵族墓葬,当时的人们对青铜和铁并不存在美与恶的认识和区分。鉴于当时人工冶铁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而社会生活中大量使用的金属仍然主要是青铜,可以认为,"美金"和"恶金"都是指青铜,"美金"是优质青铜,"恶金"是劣质粗铜。     

三星堆与上古中国的青铜礼制

器用现象是上古中国青铜礼制的本质体现。三星堆文化器用现象可见“同形”“列器”“三件套”三种,这是该文化青铜礼制形态的基本特征。三星堆文化中“夏器”器用可能多遵循了“夏(列)器夏礼”,“夏器夏礼”在古蜀文明中的延续与绽放,是中原地区礼失而求诸野的又一例证。同形现象是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三星堆文化中的同形现象是“同形商礼”的体现,表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青铜礼制同频共振。三件套现象是三星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是“蜀礼”的根本体现。三星堆青铜礼制形态与特质的揭示,首次从礼制角度表明了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上多种文明融合之产物,进一步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陶筒形器——红山文化最精彩的故事

学术界对红山文化陶筒形器的功能有多种分析,该文认为陶筒形器有成排立置、组成一个圆界或方界、围合一个空间的基本用途,围坛为社为其基本社会功能。陶筒形器及其培育的植物为祭物,其使用和演变过程反映了坛社、稷社及其观念的产生。陶筒形器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直接承接它的是完整意义的国家。陶筒形器是红山文化的重器,它讲述的是国家产生前夜的最精彩的故事。     

论西周早期燕侯墓出土青铜面饰的功用

出土了青铜面饰的西周早期燕侯墓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墓号为1193号,该墓随葬的青铜面饰有4件人面饰与5件兽面饰,该墓还出土了青铜重器克罍、克盉,其上面都发现了重要的铭文。这些青铜面饰曾被认为是用做盾饰,该说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该墓地出土的同类青铜面饰的考察,并结合边疆民族学调查资料来论证该西周早期燕侯墓所出土青铜面饰实际是用做面具的,应是墓主生前主持祭祀礼仪所使用。周初最高统治集团的迷信程度十分严重,甚至直到春秋时期,祭祀仍为国家的重要规制。西周早期燕侯墓随葬的青铜面具既是艺术珍品,也是神权之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