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之否定”: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探究

社会史和政治史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方史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两者关系的消长变化不仅深刻影响了两个学科各自的价值取向、学科理念和学术概貌,也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历史学的实践形态、文本类型和理论图式。20世纪以前,中西方史学界始终是政治史一统天下,此后在否定政治史中兴起社会史。而中西方社会史发展到今天,从兴起伊始纯然"否定政治"、到研究实践中"悬置政治"、再到逐步"融汇政治",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新的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一定是对立统一、互相联系、相互制约、互为交融的关系。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离不开政治史,从社会史出发亦可深化政治史研究,而社会史和政治史更需要在新的基础上相融合。     

整体史的诉求,个性化的选题——《中国社会史教程》述评

上个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摆脱“左”的枷锁,步人了自由探讨学术的新时期。它带给历史学的勃勃生机是明显的：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僵化模式被打破,经济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各个方向的研究全面展开,多学科共同繁荣的局面逐步形成。其中,社会史的研究在史学界逐渐成为一种“显学”,甚至被冠之以“历史研究的皇后”。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学术共同体的考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论战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所共同信仰的学术信念和价值目标是唯物史观,他们一方面从理论上阐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则在研究实践中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具体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从共同体的外部环境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流派进行论战,在此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社会史论战中的研究成果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20年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虽然后现代史学作为"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一开始"在中国历史学家中并没有得到多少惠顾",但随着后现代史学提出的问题越来越难以回避,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关后现代史学的探讨逐渐显现沛然莫之能御之势.专题论文研究、系统的专书研究、大量西方后现代史学著作的迻译是后现代史学输入的三个层面.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具有解构和重构两重意义,也意味着"全球化"趋势对中国历史研究影响的加深."新社会史"的方兴未艾,标志着在世界史学大合唱中,中国史学已经在担任着一个声部的表演.     

吕思勉的妇女观初探

吕思勉是史学大家,受新史学思潮影响,开始研究社会史,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理路,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创者。他形成了自己的妇女观,并把它在史学以及文学创作中加以切实表现。吕思勉妇女观的形成与他所处时代思潮的变化,以及家乡江南和家族妇女发挥的作用不无关系。     

二战后年鉴派社会史研究片论

在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几大流派中,法国年鉴学派影响最大。该学派以社会史、经济史为发展方向,其中社会史的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逐渐发展壮大并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从社会经济史到心态史、政治史,从计量方法的使用到叙事史的复兴,年鉴派的社会史不拘一格,却不断引领史学潮流的发展。年鉴派社会史在二战后的成就,说明社会史主要是一种研究思想和视角,而非僵化的概念和体系。     

关于社会文化史理论的几点思考

社会文化史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一股史学潮流,它在知识传统和研究方法上是对以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社会史的继承和批判。它的引入不但为中国史研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还带来了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意义上的革新,为历史学参与反思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魏晋隋唐社会的变迁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可以使该时代社会政治史更具有确定性 ,避免轻易的定性分析造成的以论代史 ,但也遇到史料不完整和不确定的障碍 ,对史料的选取判断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士族的特点是什么 ,与寒素、豪强、官僚有何区分 ,其向城市的迁徙具有什么意义 ?这些都是研究中古社会史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基本问题。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中国当代社会史作为当代中国的一门专史，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近代社会史的接续，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以往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占据了研究主流，研究时段大多停留在1949年前。中国的巨变，不仅反映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以及日渐强大的国防和外交领域，更实实在在地反映在社会领域。如何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框架，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涉及面广、内容多，但核心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社会建设和社会变迁三大部分。     

反思性历史研究刍议

对既往历史运动过程和历史研究结合进行了不断深入的反思，是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在深邃的史学反思中，新时期史学否定了传统的政治史结构模式，使史学渐次摆脱了作为政治附庸的地位，于是人们开始认识到，启迪智慧是史学不容忽视的重要功能，新时期的史学反思，从全新的角度重估了“反面人物”。在对一些重大争议问题的重探方面，虽然纠正了一些长期存在的历史偏谬，但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的严重误区。在史学理论的构建方面，虽然做了些筚路蓝缕性的工作，但只能说是破坏目的已达，重建任务甚巨，尚需一代富有责任感的史家们的不懈努力。     

梁启超与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新史学”的拓荒者。梁启超一生史学著作等身,史学思想博大精深．在史学诸多领域均颇有建树,其中社会生活史研究即为其中之一。他高度关注社会生活史研究．将其视为“国民史”研究之核心;在研究范围上他主张以人类社会全体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他主张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作为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点,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多学科参与,并注重微观与宏观的相结合。梁启超开创了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天地,使其从传统史学中的“下里巴人”变成了现代史学中的“阳春白雪”。其关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很多真知灼见对于我们现在依然有借鉴价值。     

宫廷史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试论

宫廷史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也可称之为是宫廷政治史研究,是从政治史的角度研究宫廷史,这一带有侧重点的研究,是对宫廷史研究的深化,也是对政治史研究的补充.以往的研究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很有必要加强.宫廷政治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其意义大致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古代王朝国家的皇家私属性,决定了古代政治史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宫廷;2.宫廷事关国家大政,但又具有一定封闭性、私密性、独立性,外朝难于介入,因而国政的研究必须深入宫廷之中;3.宫廷事件、政治斗争引起政局变动,乃至影响王朝的更替,对历史的影响重大,有必要作系统研究.总之,中国古代史欲做全面、深入理解,需要宫廷政治史专门系统的研究.文中着重对宫廷政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诸如：与国政相关的宫廷人物及其活动、事件,与国政相关的宫廷制度,与国政相关的皇室家法,以及每一方面对政治的影响作了分析.     

江南史研究与问题意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论的检讨

半个多世纪的江南区域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与贯穿其中的问题意识息息相关。问题意识关系着宏大叙事,通常为从西方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论范式所主导。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到资本主义发生的探索,再到近些年早期现代化、工业化的争议,以江南为检验重心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无不以西方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在不断冲击瓶颈中推进。经验主义的实证方法固然是一切史学研究的基础,但江南史研究的实质进展亦有赖于问题意识的创新、理论思辩的提升。     

在历史语境主义中开拓概念史的研究——读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内,以英国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居主流地位。他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将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和不断完善视为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这种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大大向前推进了"历史语境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斯金纳将历史语境主义、概念史、修辞学三者通恰相融,不仅推进了"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而且最终由此成为一位学术大师。     

近代南阳盆地区域史研究述论

南阳盆地是一个在自然、经济、人文、政治、社会环境等方面一致或相近的地理空间,非常适合充当区域史研究的"标本"。当前学术界对南阳盆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研究南阳盆地水利盛衰与农业发展变迁的关系;二是从交通地理变迁角度研究南阳盆地的古今盛衰;三是从区域经济学角度研究明清时期南阳盆地城镇经济的发展;四是从生态环境变迁的角度探讨南阳生态畸变及其后果;五是从区域政治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宛西自治及其精英人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研究现状来看,中国区域史研究呈现明显的地区性研究不平衡态势,以南阳盆地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的研究明显滞后。鉴于此,我们应关注近代南阳盆地交通区位和社会生态变迁带来的影响,尤其要深入研究近代南阳盆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把握近代南阳盆地社会衰败的特征及影响。     

中国史学的现代使命

中国传统史学曾先后发展出三种价值观和使命观:政治家注重它的实用价值,把历史看成是意识形态、制度政策、经验教训的源泉;哲学家关心它的观念价值,通过建立历史发展模式树立社会信仰;书斋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重构或再现历史面貌.这些史学观的科学性和实际效用皆可质疑.历史学还有科学价值,然而遭到大多数哲学家的拒绝.本文列举哲学家七个论题加以分析,以为皆不足成为反对历史科学的充分理由.为此,文章介绍了文化要素分析方法,并强调史学科学化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实践问题,只要历史学家能够更新历史观念,历史学成为科学并非异想天开.     

西方医学社会史发展述论

医学社会史首先是在医学史内部孕育并诞生的,是医学史研究社会化的必然结果,其研究者也大多为医学史家而非专业的历史学家。而随着新史学的发展,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将疾病、医疗作为切入点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变迁。医学史和历史学之间融合的不断加强,使得医学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和学科领域逐步完善起来。医学社会史开始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至今方兴未艾。     

日本江南史研究管窥——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为中心

日本的江南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史学曾经有过依据以“阶级斗争”等为代表的特定历史观来设定研究对象的情况，这种僵化的、从既有结论出发的研究难免会出现漏洞，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江南等地域为对象、尝试脱离战后历史学桎梏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意在分析中国特定地域的社会形态，吸引了多数研究者的注意。而如今，直接针对江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并不多，地域研究大多成为更大的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如同战后的历史学史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地域社会史取代一般，随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对江南这一地域看法的改变，江南地域史研究也在改变。目前，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强烈影响，单纯细致观察某一地域状况的做法已经难以得到有意义的结论。可以说，对某一地域的研究已经成了“东亚史”等更大的研究范畴的一部分。     

主持人语

区域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迅速展开,其相关理论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区域史研究应当具备方法论的意义。区域首先是需要被检讨的对象,研究者应当将区域视为历史演变的结果,思考其由来的问题。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区域史应与社会史、整体史实现统一,充分注意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通过展现各个区域的历史发展逻辑,区域史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要求研究者同时关注不同区域之间、区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