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图书的命运

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进行治理。但是，秦朝野上下，还有一些儒生，极力主张复辟殷、周时期的分封制。他们借《诗》、《书》、百家语为论据，建议废郡县，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无疑，这是一个复古倒退、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丞相李斯抓住儒生“是古非今”这一点大做文章，肆意把这场政治上的论战扩大为一场思想独裁运动。他指斥儒生们是各尊私 采取措施，“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     

阿保机从无废长立次之志——阿保机生前卒后契丹王权斗争论辩之一

关于阿保机与述律王后久有废长立次之志,这几乎为史家所一致认可.然而,耶律倍并非史论所称的一介儒生,而是兼具文武之才的契丹精英;耶律德光也非仅具“契丹民族的尚武精神”的铁骑胡儿.阿保机于“河北之败”后,并未产生易储之志;设东丹亦非为了外放倍;而在其生命的最后百余日中,却在深刻反省前衍并着手补救之.     

儒生与关羽崇拜

关羽崇拜是民间信仰中较为突出的信仰形态之一.关羽作为一代武将而被崇奉为神明,似乎与追求金榜题名、实践儒家伦理道德的儒生并无关联.事实上,儒生与关羽崇拜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儒生推动的儒化关羽的过程,使关羽不仅为儒生所接受而且为其由区域神转向全民信仰大神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关羽神在为儒生接受之后,他又不得不违背儒生为其定位的道德标准.     

王安石的哲学思想

一、王安石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给王安石以极为深刻的影响.儒家经典一向是儒生、举子们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必习习诵讽读的,对王安石也不能例外.不过,与一般墨守旧论的儒生不同,王安石怀有强烈的通经求理的愿望,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和局限,因而在学术思想上表现了他的独创性.针对某些儒生否定佛经的那种轻率态度,王安石严肃而郑重地指出:"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因此,王安石对于传统文化,不仅具有一个广阔的视     

“义不讪上,智不危身”发微——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与汉代儒生的人格蜕变

在先秦时期儒生视道高于势 ,是理想主义者 ;在秦和西汉前期 ,儒生则是现实主义者 ;自汉武帝接受“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议以后 ,儒生则蜕变为实用主义者 ,在人格上完全依附于君权而臣仆化了。董仲舒“义不讪上 ,智不危身”的提出无疑加速了儒生的这一蜕变过程 ,标志着儒生人格臣仆化的自觉 ,同时也标志着儒生学术创新的萎缩。这既是政治统一的客观条件使然 ,也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自我选择的结果。探求这一变迁的主观原因与过程 ,是把握秦汉儒生历史命运和学术变迁的重要前提     

论刘贺立而复废与经明拾芥说

刘贺在昭宣之际的被拥和随后的被废黜是西汉历史和经学史上的大事。分析完刘贺立而复废的背景、原因和影响之后,本文对昭宣之际的儒生夏侯胜的处境进行了考察,夏侯胜认为在宣帝一朝只要经学造诣高,得到富贵就如同低头拾地芥一样容易,经过考察这种说法其实是似是而非的。     

两汉经学与山东儒生

两汉经学与山东儒生张涛两汉时期，儒家经学大盛，山东地区也步入了一个文化上的黄金时代，一时儒生云集，经师众多，活跃于广阔的学术领域中和政治舞台上。本文拟对这种现象作一初步探究。不妥之处，尚析方家教正。一山东为齐鲁故地，是儒学的发祥地，素以礼仪之邦著称。...     

娱乐广场

荀子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到齐国去讲学。他当过多年祭酒（即校长），又四处奔波，几乎跑遍了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天遇见一位儒生，口中念道：“人之初。性本善。”荀子大叫一声：“差矣!应当是人之初，性本恶。”二人争辩起来。儒生说：“人生下来，本来是善良的，     

汝心如玉何需擦

五代的时候,有一儒生去一位达官贵人家里做客。在这位达官贵人的书房里,儒生见到了一块美玉,上雕玉兔捣药,玉兔形态逼真,煞是可人。儒生拿在手里．把玩良久,迟迟舍不得放下。主人当然是奉此玉为珍宝的,赶忙借故令儒生放下,然后带领众宾客接着参观其他的宝贝。却不料一圈参观下来。主人发现先前的那块美玉不翼而飞了!     

儒生的公众形象和自我定位

儒家的社会角色和公众形象在20世纪一直陷于丑化和美化的矛盾之中。如果说以西方的哲学家作为衡量标准,相对而言是"丑化"了儒生的话,那么将儒生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相提并论则是"美化"了儒生。从实际的儒家生态来看,儒生的角色是多样化的,其中制度化儒家最主要的角色是政治性的,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也体现在政治观念和社会秩序的建设上;而绅士作为明清以来儒生的典型形态,其社会角色和公众形象则显现出更为丰富和复杂的状况。     

多面人生──屈大均气节浅析

一个具有完美人格的儒生,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最佳的做法莫过于舍生取义了,但是面对明清之际的历史大变动,屈大均和大多数士子一样茫然无措,只得逃禅求生。这和平常老百姓眷顾生命,追求善果的做法是一样的。不过他能交游志士、凭吊故垒、追怀先贤,进一步形成了儒生气质并弃禅归儒,积极参与抗清复明的活动,最终能忍受生活的煎熬以遗民终老,维护了一个士子的完美形象。其一生许多难解之谜多可以从他的儒生角色形成过程中的气节变化来解释。     

人际伦理、社会仪式与国家秩序——儒生阶层的政治社会化

从现代政治理念出发评析古代儒家的政治观点,以期发掘儒家学说中值得借鉴的精华,提升不断弱化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作者研究了宗法一体化的超稳定结构与儒生阶层的政治社会化之间的关系,认为:近世王朝统治衰弱以致中华文明不敌西方文明的强势挑战,也可以从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找到根由。因此,借助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这个视角,可以发现"儒生—士大夫—官僚系统"这一同构体在古代中国社会宗法一体化的超稳定结构的生成与维持之中的角色功用与负外部性,进而探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国家学说(政治儒学)与作为日常生活世界运行准则的儒家伦理(文化儒学)的价值与悖论,发掘出儒家学说中值得吸收的东西,以提升不断弱化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在借鉴与警惕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的同时,在现代社会大规模、弥散性的政治社会化之中糅合进现代政治伦理与法治精神,为最终构建起一个合理的政治道德体系而努力。     

论隋炀帝的三教观

隋炀帝儒、释、道三教并举，多元一体。在对三教的重视程度土，杨广重佛、道而轻儒学，这与其家族信仰有关，与当时民间信仰亦有关，适应了南北朝统一后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广对文中子王通和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本人在后世儒生与僧徒笔下形象亦迥异。     

元代民族因素对汉族儒生习医的促进作用

元代由于历史原因,大批儒生投入到医生队伍中去。受元代统治者对汉族人民族防范心理的影响,大批汉族儒生入仕无门,游离在仕途之外。另外,元代统治者重视医学,医生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医学被社会普遍认同。汉族儒生抱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信念,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转投医学,从而出现了大批儒医。     

从《破窑记》看王实甫的愤世与自慰心态

本文从《破窑记》中男主角的命运变化，元代歧视与鄙薄文人儒士的社会现状以及封建儒生们寻求实现自身价值的心理需求三个层面分析了王实甫蕴涵于《破窑记》中的愤世与自慰心态，并指出，这种心态是建立在“入仕”思想基础之上的。     

汉代经学博士与经典学术权威的政治制造

汉高祖刘邦及其布衣卿相建立汉帝国后,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儒生儒学在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并未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除稷嗣君叔孙通、贾太傅而外,诸儒生博士鲜有政治影响力。经学大师在民间锲而不舍地传授着儒家经典,已经入仕的经学宗师和儒家私学弟子在政治上遥相呼应,经过几代儒生坚持不懈的政治努力,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学官,五经遂成为官学的教材,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不仅仅培养了大量的彬彬汉吏,由于经学权威的应运而生,在国家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发展与衰微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发展趋势,也影响了汉代政治的走向。     

叔孙通制礼再评析——以与同时期儒生的联合考察为中心

《史记·叔孙通列传》中所涉及的儒者群体主要有博士诸儒生、叔孙通之弟子及鲁生。他们在汉初儒学不受重视、武功之臣当用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明显的分野:不愿妥协于现实政治和官场的人群,成为了秉持先秦儒家传统的、中规中矩的传统儒生,亦即"纯儒";为谋官职、利益而投身政治、迎合政治需求的人群,便成为官僚化、利禄化的儒生。叔孙通由于深受齐鲁文化滋养,其儒学素养、功底、基础都是十分扎实的,其儒者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其以仕宦原则事汉,开儒生群体事君之滥觞,具有首创性及奠基性;而其所制之礼不同于古礼,很大程度上是由汉初社会历史现实与文献典籍的缺失造成的。     

民国时期废娼观念日常化的确立--以《妇女杂志》为中心?

宿娼作为戕害女体的传统陋俗在民初社会遭到严厉批判。章锡琛担任《妇女杂志》主编时期积极接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废娼宣传，从人道和民主的角度力行废娼，并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期刊运作，在新文化思想与市民认知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使现代废娼思想得到大范围和力度的传播，成功使现代废娼思想内化为普通市民的日常共识，推动了现代中国陋俗革新的进展。     

论西汉“独尊儒术”后的王霸之争

西汉在政权建立以后，为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六、七十年的探索和论争，直到西汉中期才将儒家思想学说作为统一意志加以实施。但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礼乐”理想代替了“秦余”制度，而是以“霸王道杂之”形态出现的，于是儒生为了心中的“王道”理想又开始了与文法吏的新一轮论争     

论西汉儒学独尊地位形成的过程

自孔子以后,儒学的发展除强调个人心性修养的内圣之学外,还十分重视经世致用的外王思想,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西汉前期,经过几代儒生的不懈努力,儒学的政治效用逐渐增强,经世色彩日益鲜明,最终在汉武帝时期走到政治前台,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通过对儒学独尊过程的清晰论述,回答了儒学如何走向政治,以及何以能走到政治的前台等问题,考察了儒学独尊地位形成的2个深层原因:西汉儒生对儒学内容的自觉改造;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自觉选择和政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