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禹州进士考

河南禹州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但自南宋以后渐趋＂沉默＂。考察明代禹州的进士数量,可以了解当时禹州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代禹州共有进士36名,在河南各州县中居于前列。所有进士中,景泰以前仅有2名,正德和嘉靖年间进士数量则达到了高峰,此后则逐渐减少。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分为三个阶段明初敕建一批佛寺，带动了寺院的恢复；明代中期，僧人是佛寺修建主角，为寺院发展时期；明代后期，士、僧大建佛寺，是寺院繁盛时期。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城、东城佛寺较多，南城最为集中，而西城、北城相对较少。寺院间距，一般不超过十里，很多甚至相邻相接。明代南京佛寺有名称可数者近210所，总数起码有300所，最多可能超过600所。     

明代应天巡抚驻地考

应天巡抚署治事处所先在南京会同馆,自成化十八年(1482)起才建有独立衙署,直到万历二年(1574)一直在南京。同年,为居中调度,及时处理海警和江警紧要事务,驻地移往适中之地应天府句容县。万历三十一年(1603),因苏州发生生员和市民之变,兼因苏州日益重要的经济和交通地位,应天巡抚又由句容迁驻苏州,此后直到明末,一直驻扎苏州。     

明代西藏行政区划考

本文概述明代西藏的行政区划,对明实录中有关西藏行政建置予以考证,并兼及明代西藏诸政教势力的辖地和寺院势力,较全面系统地勾画出明代西藏的行政区划及其特点.     

明代占城通使中国考

占城为印支半岛古国。今属越南。本文依据明朝实录、文献和档案中记载的数量极少的相关史料,对明代占城向中国遣使修好的过程进行考证,以期进一步加深对明王朝与占城外交关系的全面认识。     

明代宁夏镇“烧荒”考

为了防御蒙古势力南下,明政府除采取设立“九边”、迁都北京、修筑长城（边墙）等措施以加强北部边防外,自永乐年间开始,明朝军队每年都要例行性地出边“烧荒”。“烧荒”的主要内容是烧草,但是烧荒的实施时机、实施范围、路线等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本文试对“烧荒”在宁夏镇的实施作一考论。     

明代宁夏镇花马池守御千户所设置时间考

关于明代宁夏镇花马池守御千户所的设置时间,史料记载多有抵牾,分为成化十五年、弘治六年与弘治十五年三种情况,从而造成后人涉及到此问题时,引用多有不同,为此有对其进行考辨的必要.     

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名称考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西夏同一时期的汉文、西夏文、藏文三种文本经题的对勘,并根据中古北方少数民族翻译外民族语言作品时所采取的一种常用处理手段--"颠倒"译法,对保定西夏文石幢名称重新作了翻译和解释,认为额题当按照西夏人自己的译法译为"胜相幢"无疑,"胜相"指"顶尊胜相",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藏式简称.     

论明代神魔小说的发展历程

明代神魔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明朝相对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市民阶层的扩大和个性思潮张扬给明代神魔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明代神魔小说以《西游记》为代表作,在整体上达到了神魔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对后代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神魔小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酝酿期、繁荣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     

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

明代江南苏州、松江等地的田赋负担十分沉重,这是明史和中国经济史中的一大问题。明清以来,对明代苏松重赋问题的原因论述极多,但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其实,明代除江南地区外,明代江西、陕西等地也出现了重赋现象。通盘考察明代的几个重赋区可以发现,这些地区虽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大相径庭,但共同的一点是元末明初皆为朱元璋的敌对势力所占领,他们曾与明军相抗衡,这正是这些地区遭到朱元璋重赋政策惩罚的原因。     

略论三百年明史的经验教训

明代历史给后人留下的深刻的经验教训是:不管什么人,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获得成功;要把国家治理好,好的章程和优秀的当权者必须同时具备;一个政权,当其建立时间相当长之后,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必须主动进行改革,解决面临的各种矛盾;官吏是否廉洁,对于政权的兴亡,往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担当国家重任的掌权者,当新的先进的社会因素出现时,千万不可忘记爱之、扶之,否则就会酿成大错;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民族,友好相处是常态,矛盾、冲突是变态,相互间关系的总趋势是日益密切,要自觉根据这一客观规律处理有关问题;在对外交往中,强大的综合国力非常重要,积极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也非常重要。     

明代怡老诗社综论

怡老诗社在明代的兴起 ,不仅反映了明代文化的一个侧面 ,而且反映了在当时政治、经济背景下文人特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情趣 ,并对明代文学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影响     

试论明代的中缅贸易

明代的中缅贸易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缅北的陆路边贸和下缅甸地区的海路贸易。明代缅甸南、北方民族地方政权在外交和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中缅贸易的发展。得益于中缅贸易的发展,明代在中缅边境地区新兴起了数个商贸城镇。明代的中缅贸易还促使了两国间的人员和物品流动增多,促进了中缅间的文化交流,从而在历史上开启了一个中缅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更加密切繁荣的时代。在云南省加快实施"桥头堡"战略的今天,曾经在明代繁荣的滇缅商道将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论明清时期小说传播的基本特征

从明代嘉靖到清代中叶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繁盛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传播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民间书坊,并成为小说的重要传播者。传播模式由人际传播的讲说转为以印刷物为主的大众传播,传播的途径从借阅、传抄逐渐转为商品流通,各种形式的版本层现迭出。传播接受者由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群组成,尤其是出现了一批特殊的接受者即评点家,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从传播效果来看,既有文学的传播接受如创作续书、改编戏曲等,也有应用的接受和海外的传播。统治者虽不断下令对小说加以禁毁,但无法阻止住小说传播的强劲势头。所有这一切,都使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明末佟卜年之狱

天启元年(1621年),明朝因辽东战事紧急,起用罢职的熊廷弼为经略。廷弼举包括知县佟卜年在内的数人,明廷遂擢卜年为登莱监军道,用以招抚辽人。然此时明朝内部党争激烈,排熊者以卜年与投靠建州之佟养性同族而攻廷弼,迫解卜年任。二年(1622年),卜年被罗织罪名投入囹圄,后虽审无"通逆"实据,仍系于牢狱。五年(1625年),廷弼因失广宁而弃命,旬日后卜年亦被处死,成为党争的牺牲品。由此可知,明末党争摧抑人才,丧失人心。     

寄生词在明代文言小说中的嬗变轨迹

寄生词在明代文言小说中的运用是明代小说文体观念变迁的重要表征之一。就其运用数量和承载叙事功能的变化而言,我们可以将之分为洪武-永乐,景泰-成化,弘治-万历以及万历后4个阶段进行阐述。寄生词在此期间由多到少,又由少及多的嬗变轨迹,一方面折射出明代文言小说文体观念的渐趋成熟,小说创作技法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印证了明词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是雅俗文学共生互动的生动例证。     

明代藏区僧官制度探究

明王朝时期在藏区实行僧官制度,对藏传佛教的兴盛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尽管由此给明王朝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但僧官制度对促进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和谐、维护地方和平和民族团结,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