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漕运兴废与江苏运河城镇经济的发展

京杭运河纵跨京津鲁苏浙五省市,联系海黄淮江四水系.自明代永乐时,漕粮基本由运河入京,漕运大兴.基于运河而发展的漕运,在沟通南北经济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沿运一线融为整体.在清代,就江苏运河城镇来说,箕经济发展与漕运兴废、运河通塞可以说是息息相关.漕运推动了运河城镇经济发展,但漕运的发展必须以运河的畅通为基本,而运河城镇经济的兴衰也对运河通塞、漕运盛废具有重要影响,彼此交相作用而成为系统.     

明代万历前期工部都水司的机构职掌与经费管理——以《水部备考》为中心的考察

都水司是明代工部四清吏司之一,主要负责管理河渠水利、桥梁道路及织造、器皿等上供物资,其下辖机构分为内署与外署,驻扎于地方的工部分司官员数量相对更多,以注选或题差的方式选任,分别掌管运河各河段、竹木抽分、漕船修造。万历十五年,都水司郎中周梦旸编成《水部备考》一书,作为官署志书,分类胪列了该司职掌的各项条例和相关纪事,详细记载了漕河、黄河及其他河渠的变迁。万历前期,黄淮河患严重,河道大工屡兴,都水司事务繁重,职掌冗杂,尤其以治河为要务,该书充分体现了黄淮大工的时代特点。因应河道管理及河费开支的需要,水衡外署掌握运河夫役、钱粮的调配,随着运河疏浚工程的常态化,形成了相对独立、有别于工部中央的经费收支和管理体系。     

中国运河文化的形成及其演进

中国运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中的南北地域跨度大、时间积累长、内容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隋唐以前,运河河道里程短,连续通航的时间短,运河流经的地区没有形成区别于周围文化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形态。隋唐至元代,运河河道走向稳定,里程延长,运河开挖、维护、通航、管理技术明显提高。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由运河交通带来的异地文化与本土源文化的融汇碰撞,使运河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产生了文化上的差异,运河区域文化由此形成。明清时期,京杭运河走向规划合理,水量相对充足,疏浚培护及时,管理制度完善,四五百年间,河道稳定,持续畅通,在它所流经和辐射的地区,不仅形成了前后传承的与其他区域明显不同的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而且漕运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区域内外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人口的迁移流动等等,更使这个区域逐渐融汇积累了丰厚的精神文化。绚烂多彩的京杭运河文化进入了空前兴盛的阶段。     

略论明代九边军费管理的列衔问题

明代九边军费管理中的道员、通判和同知本身不属于边镇内编制,而是归属各地方系统管辖,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列衔制度。这一制度的设立是明代特殊的管理体制所决定的。列衔制度典型地体现了各管理机构间既合作又制约的关系,对边镇军饷收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试论明代地方学校的类型及功能

地方学校自唐代创立以来,到了明代已发展得十分完备。明代的地方学校种类繁多,有府、州、县儒学,有社学,有义学、乡学,有书院等。明代地方学校的广泛设立为明中央政府培养人才、选拔官吏,巩固中央政权、教化人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代档案机构设置及其管理探究

由于明初统治者的重视,上至中央下及各级地方政府都对档案收贮、保管工作十分重视.明朝中央设立了多处功能不同的档案机构,同时地方各级档案机构也普遍设立,并有严密的防护措施.各级档案机构在各级衙署建制中的建筑位置十分重要.明代的档案管理工作采取分层进行、逐级负责制,各机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具联系性,其隶属人员构成体系明晰.明代档案机构的设置与管理,说明明代的档案保管工作已普遍、系统地开展起来,并受到普遍重视.     

论明代徐州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及其灾后的应对

明代徐州段运河黄运交汇,黄河水患在给徐州地方社会造成巨大消极影响的同时,也严重威胁了南北清运的安全畅通.明代政府极为重视徐州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为此采取了修筑堤防、开挖新河等一系列治黄保运措施.灾害发生后,明代中央和地方政府更是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力求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兼顾徐州地方民生.     

明代通州卫考略

通州卫是一支设立于通州的亲军部队,负责皇城守卫、宫廷侍卫,以及通州城的巡警、驻防等多重工作。它既具有明代军卫的一般特点,又因其亲军卫的身份和所处重要的地理位置而体现出独特之处。通州卫所体现出的这种双重特性,反应了明代军事制度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为明代京卫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作为明代北京防务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通州卫所反映的军事实践与得失对当今国防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城镇的服务业——以临清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的贯通以及漕运和民间商运的兴盛,带动了山东运河区域的经济发展,依运河形成和崛起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城市带。这些城镇商品流通的繁盛,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增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民风和消费观念的变迁,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形成了具有运河经济特色的城市服务业体系。服务业成为运河城镇居民职业构成的重要内容,体现着运河城镇行业构成的特色,并成为运河城镇的一项重要产业。服务业与其它行业形成良性互动,其兴衰亦与运河城镇的变迁息息相关。     

汉水下游河道的历史变迁

汉魏六朝时期,汉水下游河道当在今河道之北,与今天门河位置相当。隋唐至北宋前期,汉水下游河道南移至今东荆河一线。北宋中期至南宋,汉水下游有两条河道并存,北支在今河道附近 (具体位置与今河道略有差异 ),南支相当于今东荆河。明代汉水下游岳口至汉川段河道在今河道之北,流经今天门横林、干驿与汉川田二河。这一河道在明清之际淤废,汉水主泓道迁移到今河道位置上。     

八股冲击下的明诗位移

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在既重且难的八股压力下,明代士人不得不将毕生精神气力全部耗于其中。当巨大压力下的明代士人将全副身心投诸科场程文时,诗歌也随之变成了"八股之余",而"唐以诗赋取士"则成为明代最为频繁的诗学关注话题。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由耿如杞的遭遇看明末中下级官吏的命运

耿如杞生活在明朝末年,历任户部主事、兵部职方郎中、陕西神木参议兵备、河南遵化兵备副使、太仆寺卿、巡抚山西、督察院右佥都御史等职。他为人正直有才干,却一生命运多舛,仕途上三起三落,两次被论斩,最终被杀,是明末官吏命运的典型写照。纵观其个人经历,颇能管窥明末政治环境及其走向灭亡的过程。     

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扩张——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财政分权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扩张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与辖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行政事业单位人员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预算内财政支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在预算内财政支出既定时,预算外收入与转移支付规模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了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扩张预算外收入一方面在于弥补其财政支出的缺口;另一方面,由于预算外资金的收和支没有完全脱钩,行政事业单位改革的不彻底性,地方政府追求可自由裁量财政资源最大化的偏好等原因,进一步加剧了预算外收入的扩张。     

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唐德宗年间两税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以租庸调为支柱的唐前期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以两税法为核心的唐后期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改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级划分。北宋踵随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但其内涵已迥然不同。对于茶、盐、酒等榷利,唐代为中央保留的直接受益税目,宋代则直到北宋末年才完全收为中央所有。对于地方两税收支的调控和管理,唐代主要通过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等措施,宋代则主要由派驻各路的转运使督责完成上供税收,地方经费也由朝廷统一控制与管理。唐代中央在实行两税三分制后,为保证国家税收与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北宋朝廷则在地方财政经历了颇为宽松的时期后,从真宗朝始逐渐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挤压,直到徽宗年间一切财权收归中央的进程始告完成。     

朱元璋后期诗作对明朝诗坛的影响

朱元璋的诗歌创作可以登基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诗作,粗豪霸气,威风凛凛,直有干云之势;后期诗作,雍容雅致,功利实用,几无风格可言。在朱元璋看来,大明诗歌应该成为与大明开国气象相契合的粉饰太平的工具。为达到这一目的,朱元璋身体力行、垂范作则,大量雍雅、实用之作在朱元璋的后期诗作中接踵涌现。这些诗作,不仅直接左右和控制了明初及明朝前期诗坛,也影响乃至笼罩了整个明朝诗坛。     

情感体验与字面经营——纳兰词与王次回诗

王次回在明清之际受到较大的关注,他的诗对纳兰性德很有影响,纳兰的不少词都是借鉴王氏的作品而写出来的。纳兰对王次回的学习,有时是直接的引用,有时则是经过精心的安排,有所转化,无论是字面还是命意,往往都有自己的追求。纳兰之所以如此明确地向王次回学习,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的词和王次回的诗一样,都属于艳诗的传统,有着相似的情感指向,但纳兰用词体来写,仍然有着特定的文体特点。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体现了他对这位前辈的敬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时代的特色,即借鉴前人作品而为当代文学,巧妙地把那些资源化为自己的声音,由此,也可以对人们探讨明清文学之间的传承接续关系,提供一点启发。     

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

明朝是发育比较完整的朝代,有一个主要通过社会内部的变化从凋敝走向繁荣但最终不得不衰亡的过程。明朝建立之后,经过太祖的"重典"治理,经历了成祖的"靖难",又经过短暂的"仁宣之治",国家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到明朝建国100年前后,逐渐进入到多元化社会。但是,随着多元化社会的继续演进,问题也随之产生。社会的多元化侵蚀着传统道德的底线,腐败痼疾开始持续侵蚀着明代官场并愈演愈烈。社会的多元化推动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国家的舆论引导机制难以建立,政府的影响力日渐消退。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冲击了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政府的政策既阻碍了民间外贸的发展、隔绝了官方与海外的联系,也没有能够及时地由几乎单一的农业税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多种税收并举,从而切断可能得到的财源,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决策者的地域构成和民族构成,使得明朝难以制定出保护、发展海外贸易、边境贸易乃至境内工商业发展的国家财政政策,也无法制定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对非农业地区、对边疆地区海疆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保护政策。这样,当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争得更多的政治、经济份额欢欣鼓舞时,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却在悄然改变国家的最终命运。东北的女真—满族政权、西北的农民起义,夹击着明朝早已缺乏应对大规模战争能力的军事力量,明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形象再论--兼及对明代中后期情欲思潮的影响

焦仲卿形象历来饱受争议。孝情之间,焦仲卿出于人伦之孝最初忍情就孝并非为孝弃情,其于两难间以死殉情既避免了不孝罪名,也由此说明,所谓懦弱表象的背后实蕴含着一颗坚韧果敢的心。表象误读证明焦仲卿人格真实,具有典型形象的性格特征。其爱情悲剧与明代中后期情欲思潮的崛起遥相呼应,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