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事件的反思与防控机制重构

我国“医闹”事件有其爆发的前提、基础、助燃物、催化剂、导火索和爆炸点。防控“医闹”事件须建立健全我国“医闹”事件的法律防控、医患沟通、医疗风险分担、“第三方”调解和事件现场处置等机制,减少医患纠纷和“医闹”事件发生,达到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的目的。     

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农民利益表达与抗争的策略选择

在当前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借助一定的社会力量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农民进行利益表达与维权抗争比较经常的策略性行动。本研究主要运用了底层视角与理论试图探讨传媒作为弱者的武器和策略选择何以可能、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何以可为、作为弱者的农民媒介表达何以可行这样一些问题,从而弥补了学术界在底层社会与传媒之关系方面研究的不足。     

从"新民"小说到"人的文学"——清末到"五四"域外小说输入研究

清末到"五四"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不少学者从多种角度描述了这一转型的过程和特征,但对推动转型的动因没有给予充分观照.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国民性改造对文学格局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其中的"新民"小说到"人的文学"的演变,带来了域外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变化,最终推动了中国文学格局的转型.     

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历史化"问题

文学批评史研究,应当坚持"历史化"原则.所谓"历史化"原则,是指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当中,将批评史文献文本的意义阐发与对其生成语境的分析、考查相结合,将批评史研究与当下的文学理论建设相结合.只有坚持了"历史化"原则,文学批评史研究才能够真正地进入历史、还原历史,也才能够使历史进入到当下,从而使研究行为本身进入历史、建构历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这一"历史化"要求相反,我国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则长期存在着"非历史化"的现象,其影响之广、危害之大,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余英时:一个"韦伯式的问题"

余英时作为当代海外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通过挖掘丰富的史料,对中国儒学、禅宗、道家思想中的文化底蕴作了并行综合探究.他开发中国文化矿藏,寻觅支持中国发展的现代性伦理资源,指出任何民族的"经济"背后,都隐藏着重要的"文化"背景,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也同样有一个"韦伯式的问题".他发觉中国文化中"义之所在"、"直指本心"的精神与西方"因信称义"等思想同具普遍的合理价值,尤其是儒学中的"心、性"理论,为确立中国人"入世勤勉"心境发挥显著作用.然而,余先生似乎又不同意华人精神重返"儒学一尊"的旧途,由此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他上述思想主要体现于他的名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公共危机事件与网络舆情安全

自2003年"非典"以后,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发布及反应-决策机制逐渐成为民众关注的话题.伴随着互联网业务的蓬勃发展,以论坛、博客等为渠道的网络舆情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扮演了越发重要的角色.网络舆情的"双刃剑"效果让我们思考:如何通过有效的调控促成公共危机事件的妥善解决,降低网络舆情的"负效果",增强网络舆情的"正效果";为完善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决策形象,妥善处置公共危机事件提供可行性的参考.     

论"物"、物的关系与关系存在物

马克思为克服旧哲学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弊端,确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实践认识论哲学思维方式,即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这种哲学思维方式不仅把感性经验思维、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理性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实践认识的基础上实现其不断的发展,而且也把以实践为基础的实体思维和关系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所考察的对象具有历史的、共时的相互作用、不断生成、发展的属性和含义;具有主客体相互联系,以主体的实践和感知为基础、同时又超越感知、具有主体主观的抽象性和对象本身的客观现实性相统一的属性和特点.这样一来,物和物的关系,关系的功能和结构,这种功能性关系和结构对于物的具体存在形式之基础地位;人和人的精神的产生和物化,物和物的关系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具体形式的历史性,以及可感知的物和直接靠感知所不能把握而只能靠抽象思维才能把握的物,尤其是各种历史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才统统被纳入到哲学科学考察的范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此基础上所创建的.     

"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西方学者和国内学界都在关注"中国经验",可是对于"中国经验"的性质和内涵的认识却是模糊的.完全照搬西方概念来分析"中国经验"的研究方法必然导致对"中国经验"的片面理解和误解."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话语权.发展中的"中国经验"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

"词体乃乐府的‘格'‘律'化"或"乐府的‘格"律'化而成词",这一命题是对词体生成问题的新思考.它表面上是对古代"词为乐府说"的重申,实际上既强调了词体应为音乐与文学结合较早样式--乐府的直接产物;又揭示了词体与乐府的异同与承继关系,从乐府入手论词体生成方合乎情理;还证明了词体是南朝以后乐府与古体诗、赋、骈文等文体都趋向"律"化这一文体变化规律下所产生的新文体样式.乐府"格""律"化程度是随着声律论的发展而递增的.从齐梁时期出现平仄声律论开始,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可称律词的滥觞;隋唐之际乐府齐言歌辞"律"化完成,而杂言歌辞的"律"化已经出现.乐府"格律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多方面的"营养土壤",如酒令、律赋、骈文等.要解决词体生成这一问题,必须由词体的本质(乐府)入手,抓住其音乐与声律上的特殊之点(原唱乐句或歌辞句式供"格",四声平仄声律说供"律"),方能奏效."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这一命题,对"燕乐"说、"律词"说、"民间"说等关于词体的界说、词的起源的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二元主角"对"双重视觉"的表现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20世纪初最有代表性美国作家之一。在他的四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当中,《了不起的盖茨比》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被公认为最完美的杰作。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写作手法吸引了无数评论家的目光。本文旨在对《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二元主角"技巧的运用对作家文学观点的表达进行探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一"和"多"的关系探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集中体现为一元的价值导向和多样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文章总结了传统社会在处理二者关系上的教训,结合社会转型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一"和"多"关系的整合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以期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途径.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陈之迈与抗战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民主与独裁"论战,是一个已被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笔者认为其中仍然存在着若干被忽略的问题.比如,如何从参与论战的专业政治学者的角度来检讨论战表面话语背后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本文通过梳理论战的言论脉络,追踪文本线索,得出以下结论论战要角之一--清华政治学者陈之迈借用英国政治学者巴塞特(R.Bassett)的"民主"概念和美国政治学者罗杰士(Lindsay Rogers)的"危机政府"(Crisis Government)理论疏解了"民主论"者与"独裁论"者之间的理论张力,特别是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独裁论"者提供了自我调节的理论依据,加速了这场"民主与独裁"论战的结束.     

基督教伦理中"信"、"望"、"爱"的对立统一

从美德论、生存论和宗教现象学等维度来看,基督教伦理中"信"、"望"、"爱"三主德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信仰、希望与爱都是人的精神意向和生存规定,三者相辅相成;另一方面,盲目的信仰和虚幻的希望与爱是相悖的.概言之,正是由于"信"、"望"、"爱"之间的道德悖论,使基督教伦理呈现出超越性与虚幻性的双重特征.     

从"完整的人"到"全能的神"——席勒的宗教和美育思想解读

席勒的宗教观点立足于西方神人关系的传统,继承了近代康德的观点,但又把康德的道德象征的神变成了审美的神.在席勒那里,上帝只有作为审美假象的自由游戏的形象出现时才是自由和审美的神,才是值得赞美的.而"与现实和真理相混淆"的上帝则是席勒极力批判的.从人性的自由出发,席勒审美教育的第一步是通过艺术把分裂的人性恢复到其本性的自由和完整.但在席勒看来,真正的自由的人还必须具有道德修养,这是审美教育的第二步,它通过崇高来完成,人性崇高的极限就是神性和上帝.所以,在自由的发展道路上,人从"完整的人"向"全能的神"不断地迈进,<强盗>中的卡尔·穆尔正是这样的典型.     

关于"编辑学者化"的若干思考

"编辑学者化"在出版界已经提了很多年,直至今日,仍被从事出版的编辑同行们所津津乐道.有两种相左的观点一种反对"编辑学者化",一种提倡"编辑学者化".其实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人们陷入了一种误区,刻意追求学者的身份和对整个出版界的考量不足,使得这一问题并没有深入地讨论下去,也没有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欧盟植物品种保护法对"农民特权"的限制及其启示

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农民特权的规定都经历了一个完全不进行限制到逐步限制或部分限制的过程.欧盟植物品种保护法关于农民特权的限制性规定对于我国植物品种保护制度的完善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适度限制"农民特权"有利于保证我国育种水平的均衡发展;我国应当根据农业发展实际适时调整对"农民特权"的规定.在"农民特权"和育种家利益两者都要保护的情况下,因对"农民特权"进行限制而引起的负担可以由国家通过良种补贴等方式来加以消化.     

实施素质教育与教育的"三个面向"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适应现代化、适应时代需要和面向未来的综合人才.只有实施素质教育,才能培养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才能培养出参与国际竞争并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的现代公民.才能为未来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为学生一生的幸福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本文围绕素质教育与教育的"三个面向"的关系谈谈自己的体会,与同仁商榷.     

组合功能变化与"了"语法化的语音表现

语法化是个连续的渐变的过程,“了”从开始只能跟延续性情状的动词组合到能够和终结性情状、静态性情状的动词组合的过程,就是“了”语法化程度逐步增强的过程。“了”的语法化在语义和读音两方面都体现出一些阶段性的特征,在方言里,“了”语法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读音形式,一般情况下,语法化程度越高,其读音形式越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