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的“别贡”

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而对明朝不时向朝鲜索征贡物的史实,往往给以忽视,或避而不谈.而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这种"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给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     

政治文明与"华夷之辨"

春秋时期区分华夏民族与戎、狄、蛮、夷等少数民族的标准是文化 ,而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是华夷之辨或曰华夷之防的本质与核心。华夏文明 (国家 )的率先形成是华夷之辨的历史起点 ,而文明的发展又推动着各个族属之间文化的趋同与心理的认同 ,并最终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与戎、狄、蛮、夷等民族集团的民族大融合。     

从思想史角度论明清之际夷夏观念的嬗变

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肇始于先秦时期。由于种族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激烈的竞争而使这一观念具有封闭性,同时由于华夏文明进程的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原地区率先进入国家时期,建立在华夏文明优越感基础上的夷夏观念又兼有开放性的特征。明清之际,社会大变革,士人的夷夏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裂变过程。随着语境的变迁和在政治权力的激烈批判下,传统的夷夏观念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民族主义逐渐失去它的内在合理性,在士人中间也丧失了它的话语空间而被边缘化。     

汉唐中外朝贡制度述论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汉唐时期 ,随着中外朝贡关系的扩大 ,朝贡制度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内涵 ,贡、封之间 ,已有定例可循。与此同时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朝贡事务的组织与管理日益周密而具体     

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破坏--兼论朝贡制度的虚假性

集中体现在郑和下西洋的明初海外政策,其核心是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郑和下西洋的动机,既是为了营造"万国来朝、四夷咸服"天朝"的气势,也是中央集权政府打击东南沿海民间贸易和海上流民的措施.其结果是"倾国力"进行的"下西洋"活动因国库告罄而无力继续."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随之烟消云散,宋元时期国人方兴未艾的海外拓殖也为之中断.明朝政府也因此背向海洋,继续维持海禁政策.中央政府对东南沿海人民的海外拓殖事业的敌视,是明清时期国人海外贸易与移民扩张的最主要障碍,它使中国多次丧失向海洋发展的机会.     

宋代土贡制度考略——以常贡为中心

土贡是中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起源于夏代,完善于唐代。宋代的土贡亦是在前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宋代土贡分为"常贡"与"杂贡"两类,"常贡"是其中最具稳定性和典型性的形式。它一般由户部进行管理,以州一级的行政单位来征收。土贡的贡物通常是通过官府收购、官办手工业制造、专门贡户生产及强行役使民众制作等途径获得,转运使负责在每年年底前运送到京城,太府寺负责其入库及支用。     

东北亚丝绸之路视域下勿吉、黑水靺鞨与渤海的对外交通

南北朝时期,入主三江平原的勿吉(沃沮)多次朝贡中原王朝,形成了一条自三江平原至和龙(今辽宁朝阳)的朝贡道。之后勿吉的活动地域进一步扩大至松花江上游,终形成了勿吉七部。唐朝政府通过设置黑水都督府,用以统辖黑水靺鞨并管控自渤海上京龙泉府而北的黑水靺鞨道。黑水都督府的建置是唐朝在黑水靺鞨地区实行羁縻统治、节制渤海国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将唐文化远播黑龙江中下游。渤海国则通过营州道和朝贡道,全面系统地吸收和引入了盛唐文明,使渤海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呈现出与唐朝"疆里虽重海,书车本一家"的局面。     

夷夏观视域下“服事”思想之流变

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念随着华夏族群的逐渐形成而不断强化,夷夏两大族群在文化上的巨大差距通过"夷夏之辨"思想得到了集中体现。文化领先的华夏族群试图改变中原区域夷夏杂居的地理格局,重构一种理想化的夷夏秩序,"服事"理论就是这种政治理想的派生成果。"服事"理论强调文化和职责差异,欲重构夷夏分布格局,有强烈的服务现实倾向。但这一理论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所突破,夷夏之间的战争摧毁了理想化的"服事"格局。春秋以后,"服事"理论逐渐丧失其现实意义,转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探索。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松子贡品探微

国内外贡品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对贡品的个案研究则很少.从唐朝到清朝,松子一直是一种重要的贡品.松子之所以成为贡品的原因:一是受到原始道教追求长生不老思想观念的影响;二是藩属国稳定和宗主国政治关系的需要.在不同历史阶段,松子贡品的性质不同.从唐朝到明朝,古代朝鲜和国内的靺鞨、女真献给中原王朝的松子是朝贡品,清朝打牲乌拉采捕缴纳的松子是土贡品,松子贡品经历了由朝贡品到土贡品的发展历程.松子作为贡品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松子贡品为稳定藩属国和宗主国的政治关系起到重要作用;二、朝贡松子促进了松子民间贸易的发展;三、渤海国朝贡道具有"丝绸之路"的性质;四、松子贡品的发展史折射了长白山区世居民族采集习俗的发展史;五、松子朝贡品发展史映射了古代朝鲜土贡发展的历史;六、松子贡品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从争贡之役到设立巡抚:明嘉靖年间浙江海防改革

以往学界对争贡之役的研究，主要关注其对中日朝贡贸易的影响，而对是役与明朝海防改革的关系缺乏探讨。争贡之役后，明朝有两种海防改革方案：一是由都御史督理浙江全省军务，二是由市舶太监兼职提督海道。最终选取了第二种方案。浙江巡抚之设有防范日本贡使作乱的目的。首任巡抚朱纨借由便宜处置权，主持对日交涉，中央礼部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部分下放至地方巡抚。     

北宋对越南从"郡县其地"到宗藩关系确立的转变——从与丁、黎、李朝的关系看宋朝对越南政策

五代十国的动荡,使交趾获得了摆脱中国千余年郡县统治的机会.丁部领于公元968年建立了大瞿越国.北宋早期,越南经历丁朝、黎朝和李朝三个朝代的更替.在越南王朝的更迭过程中,宋朝统治者不断调整对越政策.宋朝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作为宗藩关系核心内容的册封和朝贡两个方面在属于政治范畴的册封上,宋朝对越南统治者尤其是新篡立王朝统治者的请封经历了由不愿接受到被迫接受再到主动接受的动态过程;而在对待属于经济范畴的朝贡时,宋朝对越方的积极朝贡反而出现了由欣然接受到不胜其烦再到屡屡"却贡"的过程.在对待越南请封和朝贡问题上,宋朝完全相反的态度变化,恰恰反映出宋朝处理宗藩关系的理性转变.随着重新将越南置于郡县统治这一理想的破灭,宋朝逐步转向采取和平务实的政策,从而保证了宋越关系的正常发展.     

井田制与贡、助、彻

井田制是夏商周时期将土地划为方块田并定期进行分配的田制形式.它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村社成员多层次复合所有.在赋役制度上,夏行贡法,商贡助兼用,周行贡、助、彻.无论井田制还是贡、助、彻,都不是静止不变的,不但各自有制度变迁,相互之间还有制度关联.     

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

越南自10世纪建立大越国后,便开始接受中国儒家学说,建立文庙。至陈朝时,更开科取士,以儒家经典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以中国官方所推崇的程朱学说为依归。其中《春秋》的夷夏之防和朱熹《通鉴纲目》的正统思想,对越南史家有深远的影响。越南史籍的正统论,其作用在分辨"正闰",又采用汉族政权惯用的"中国"以自称,以否定明朝的天朝和正统地位,将"居天下之中"的中国观念据为己有。可见中国古代的华夏与四夷观念,对周边民族有深远影响。中国周边的国家互相仿效,"中"与"外"、"华"与"夷"的概念在国与国之间变得模糊和混淆,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因素而转换。越南虽然在文化上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但在政治上却对中国政权有所谴责,对政治和文化的归属有不同的立场。同时,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观和文化优越感,虽然称其周边的民族为蛮夷,却又不能接受别人称自己为夷,以致在与中国交往时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关系。     

清朝与缅甸、暹罗封贡关系比较研究

缅甸、暹罗同处东南亚,同为朝贡国,但清朝与两国的封贡关系在建立、制度规定、发展演变、结束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别。清朝与暹罗、缅甸封贡关系的差异性,说明清朝朝贡制度本身具有很强的国别和地区差异性。清朝与两国封贡关系的发展演变,则说明清朝朝贡制度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     

“蛮”、“越”关系浅谈

<正> 我国古代民族的形成,以及不同族系间的变迁、融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早在春秋时期,中原民族对四外的少数民族即有夷、蛮、戎、狄之分;《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夷、蛮、戎狄的区分,是依据他们的生活特点而言的.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将古代民族分为诸夏组、荆吴组东夷组、苗蛮组、百越组、氏羌组、群狄组、群貊组.史前史学者徐旭生以为,把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加以总括看,我国古代三个主要的部族集团是华夏集团、东夷集团、     

中朝与中琉朝贡制度比较研究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建立的朝贡体系中,为数众多的朝贡国分为典型朝贡国和准朝贡国.在典型朝贡国中,朝鲜、越南、琉球各有特色,他们在宏观上,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在微观方面,如朝贡礼仪、朝贡时间、朝贡规模、贡期贡道等方面则有一定的差异.将中朝与中琉朝贡关系加以比较,分析其相同之处和不同之点,可总结出对朝贡制度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南朝江汉地区蛮汉融合之探微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在南方,各民族也加强了与汉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联系,特别是江汉地区“蛮”汉民族关系的发展更为突出,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1 提及蛮族,必定会使人想起古代“四夷”之说,即“蛮、夷、戎、狄”的概念。最早在甲骨卜辞中就曾有商代征夷方的记载,随着历史的发展,直至《礼记》     

从明日勘合贸易的历史进程看“宁波争贡事件”

明代中国与日本的朝贡关系确立于永乐初年,而废止于嘉靖中后期,前后持续近150年之久。日本自应仁之乱以后,室町幕府的权威每况愈下,由其主导的对明勘合贸易逐渐落入大内氏与细川氏的掌控中。为独占贸易权,大内氏与细川氏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嘉靖二年更是发生了著名的“宁波争贡事件”,对此,明朝并未予以深究。大内氏在独占对明勘和贸易后,先后派出两批使团,为明朝所接纳。其后,大内义隆为其陪臣陶晴贤所弑杀,明日勘和贸易失却了支持,遂告断绝。     

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历代论及春秋华夷关系，都是将楚、吴、越与夷、戎、蛮、狄部族相提并论。本文突破了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分别探讨夷狄部族和楚、吴、越等夷狄诸侯与华夏诸侯的关系，认为夷狄部族与华夏是在文化对抗和对话中达到交融、同化或并存，夷狄诸侯和诸夏则在指向相同目标的斗争和交流过程中实现了同化。华夏族最终形成于春秋末年，主要标志是夷狄诸侯与诸夏实现了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