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的自觉精神与社会进步──以《史记》为例的研究与思考

《史记》之不朽，是因其创例发凡、卓见绝识而不朽，更是因其所呈现出来的精神而不朽。人们对这种精神作了各种概括，或曰“实录精神”，或曰“司马迁精神”。从总的方面看来，多种关于精神方面的概括，都是为了充分体现蕴涵于《史记》之中的一种“求实”精神。倘若对《史记》作一次总体的感受，便不难发现有一种更为深沉的力量，在支撑着“求实”精神，这便是充溢于《史记》之中的一种为人生而史学，为社会而史学的史学精神。正是这一精神赋予《史记》以永存的勉力，也是这一精神铸就了中国史学的风貌，塑造了中国史家的灵魂。史学自觉精神…     

《史记》优秀人物传记的超历史指谓性分析——兼辨“李陵之祸”

司马迁是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伟大的史学家,这一结论被普遍认可。显然,这两个判断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司马迁写了一部《史记》。那么,《史记》一书自然应该是文学和史学相结合的范本了。可是,我们不难理解,由于文学与史学各自规律与法则的不同,它们从来也没有,永远也不会结合得让人十分满意。《史记》没有例外。通过分析《史记》优秀人物传记的超历史指谓性,我们发现,《史记》里最为人称道、流传最广的人物传记,往往最愧为“实录”,最不可信。     

朝鲜金泽荣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与接受

朝鲜文人金泽荣对司马迁与《史记》非常推崇,不仅从史学、文学等角度高度评价《史记》,在评价他人时,更是以司马迁与《史记》为准的,论述他人文学渊源时常常追溯到司马迁与《史记》。在编撰《韩史綮》、《校正三国史记》、《韩国历代小史》等朝鲜历史著作时,金泽荣积极向《史记》学习,践行司马迁的史学观,秉承"实录"精神进行撰写。     

《史记》“互见法”浅议

史学名著《史记》的“互见法”是司马迁处理史料、表达史观、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方法,它不仅显示了司马迁对客观史实的主观认识和倾向性,而且体现了《史记》整体性的严谨构思。注意到“互见法”在《史记》中的作用,我们对司马迁不     

《史记学概论》的出版与“史记学”的建立——评《史记学概论》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不朽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司马迁以其伟大而崇高的人格、宽广而博大的胸襟、坚强而超人的毅力、卓越而天才的史识与文才,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和世界史性质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与第一部传记文学作品,成为历代史学的楷模与文学的典范,对后世的史学、文学、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学科,皆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因此,自《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有不可胜计的中外学者阅读它、研究它,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史记》研究作品,从而使《史记》研究成为一门具…     

试论《史记》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史记》传记文学写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 ,为确保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确定并遵循四项写作原则 :一是忠实于“六艺” ,不随意杜撰 ;二是忠实于古籍 ,不偏离古文 ;三是对怪诞不经之语舍而不取 ;四是搜集逸闻轶事 ,纠正谬误。从这一点上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光辉典范     

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

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倾尽生命写就千古卓著《史记》,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笔法、对历史人物饱满深厚的情感、“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以及“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修史目的导致了《史记》戏剧般跌宕起伏的命运。司马迁以敏锐、独到的历史眼光洞察到汉初社会潜在的重重危机,痛斥汉代最高统治者们的荒淫残暴、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相互残害和上流社会道德沦丧,尖锐批判的矛头甚至直指“今上”汉武帝。一部《史记》,颠覆的是王道,古今史家敢于这般直斥当朝天子者,仅司马迁一人。     

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兼及《史记》与《诗经》之关系

从史学与文学两个角考察,《史记》中充分地体现了司马迁的《诗经》观,《史记》与《诗经》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史学角度看,《史记》不少处借鉴利用了《诗经》,从文学角度看,《史记》又评论探究了《诗经》的诸多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典籍,探求《史记》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论《史记》的三种继承与三个创新

我们说《史记》是一部文学的历史和历史的文学,它将历史著作的实录与叙事文学的创作、将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融为了一体,这种双重意义的融合不是简单的合二为一或者叠加,体现了它在史学和文学领域写作上的新拓展,体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性探索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宏深蕴含,其具体表现在《史记》的三种继承和三个创新上。     

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是一部政法司马迁《史记》的明史著作,其“考”“述”“表”三大体例,在命意、结构乃至记本方法上,都是对纪传体之形与神的模拟,因此其“别集体”实是纪传体的变体。王世贞师法司马迁是受当时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由文学上的复古而至史学上的模拟。     

《史记》易学管窥

《史记》作为一部实录性历史巨著,记载了一些与《周易》相关的资料,这些记载既可以窥见中国易学发展的概况,又与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及情感体验相关,理解这些,对于全面把握《史记》的意蕴有重要意义。     

孔子论史——《论语》夜读小札

孔子与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春秋》的相关度,属于中国史学史的一大难题。七十年前,钱玄同的《论春秋性质书》,否定司马迁所说孔子晚年“因史记作《春秋》”,固然是用逻辑代替历史,连胡适也觉得这样的“大胆假设”未免过分,可是钱说的前提,即《论语》     

国外思潮对中国史学的三次冲击

中国封建史学,源远流长,恢宏浩瀚,举世罕见:光正史就有24部,洋洋四千余万言,拥有如司马迁、班固、刘知几、司马光等一流的大史家,以及《史记》、《汉书》、《史通》、《资治通鉴》等一批名著。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野史、稗史、杂史、外史、传纪、实录、会要、地方志……。在这些众多的史家和繁富的史著中,虽不乏优良的传统和一些人民性、     

释太史公自叙成一家之言

《史记·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的《报任安书》,都述其著《史记》是“成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于此无注。小颜注《汉书》,也空而不解。后世学者,中心习于史书记事的道理,多不注意此语,而不知此“一家言”之语是太史公明其《史记》一书性质的关键语言。裴氏《史记集解》等三家,疏忽此“一家言”之真义,所以只看太史公“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     

司马迁史学思想新探

司马迁史学思想新探王成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指出《史记》的总纲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总纲实际上高度浓缩了司马迁的史学意识。本文参照西方史学思想，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拟对司马迁这一治史总纲所蕴藏的高度发达...     

司马迁“立名”及其《史记》的史性与诗性

司马迁以《史记》立名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 ,同时是他所处的时代立名风盛所致。他在遭遇李陵之祸以后 ,仍然志在没世而传名 ,并注意历史人物的立名意识 ,时时表现在《史记》的纪传中。在这种情形之下 ,《史记》实录的史性特征伴随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理性思考、“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观以及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变”的思想 ;其诗性特征主要是把历史文学化 ,渗透自我对人生的感愤情怀。二者的冲突存在于写作的原则上 ,却化解在人的故事中     

浅谈司马迁《史记》中的文学实践

司马迁写《史记》,其实录精神为后人所称道。所谓实录,当然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地秉笔直书。可是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看,《史记》已经突破了历史著作的界限,不失为一部价值很高的文学著作。司马迁的笔下,妙叙事物之状,活写人物之容。兵起大泽忽见江海浩浩,歌哭垓下顿觉风雨凄凄。刘邦的诡譎刁诈,历历在目;项羽的喑     

司马迁的创造性思维

司马迁《史记》为什么能创立新的史学体例,提出全新的史学观念,推动中国史学进入新的阶段?就因为他有新的思维,创造性的思维。司马迁的创造性思维有什么特点?又是如何产生的?本文对此作一粗浅的探索。 一、创造从怀疑开始 古代学者指出司马迁思维的特点是“爱奇”。扬雄说:“仲尼多爱,爱义;子长多爱,爱奇”(《法言·君子》)。     

《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不是官书,而是私人著述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不仅在史学范畴创造了通史、正史的先例,被称为史书的“极则”,也在文学领域中,创造了纪传体散文的典范。兹仅就其文学方面的价值。略述于下: (一)《史记》纪传文学的宝贵根据 《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列传”和一些“本纪”、“世家”中。考其根据,应有三个方面,都是极其宝贵的。 其一,在思想方面,主要导源于儒家,其次也受道家和法、墨诸家的影响,既有继承,又有改造,这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司马迁十分尊重孔子和六经,《史记》之作,就是标榜《春秋》而又有所发展改造的。班固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先黄     

参与和开发

一、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取决于历史学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参与参与的意识和行为,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孔子修《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等等,都是参与。这些参与使史学充分体现了它的“资政”功能。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作用在历史上被高度政治化了,甚至使历史科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失去了它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