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与我国住房供给结构的改革

造成我国当前住房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民间性非营利组织参与住房体系的运行没有受到充分重视,没有创建多元化住房供给体系的思想认识。发达国家的住房协会等非营利组织长期以来都是住房制度的重要参与主体,与政府、私营地产企业共同构成多元化、多渠道的住房供给体系,促进了住房制度的平稳运行。我国也应积极调动民间力量,鼓励和扶持非营利组织参与住房改革事业,缓解居住民生问题。     

合作建房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重要的住房供应方式和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途径,合作建房在很多国家不断发展,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合作建房在提高住房的可负担性,满足中低收入群体居住需求、缓解基层社区治理压力,降低住房政治风险、稳定社会和助益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探索中国住房供应主体多元化为目标,探索合作建房组织的国际经验,简要回顾了合作建房的起源与发展,介绍了合作建房的主要模式和发展概况,指出合作建房的国际经验对于破解中国住房供给单一困境,促进住房供给多样化、加快住房保障立法,将合作建房纳入公共政策议程、进行地方政策试点、拓宽合作建房融资渠道,培育合作文化氛围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高房价压力下的政策调控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不仅使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催生地产泡沫,也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供求缺口过大、过度投机、土地财政和卖方垄断是造成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建立多元化的住房供给体系、抑制投机、完善分税制、制定与实施反垄断政策是现阶段我国房地产政策调控合理选择。     

非营利组织与保障房建设改革——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

我国当前的政府行政垄断型保障房建设体制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造成了对政策执行落实的制约效应。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强调社会福利供给来源的多元化,强调福利的提供从国家垄断向国家、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家庭等多元主体部门的转型,对于我国保障房的建设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应努力改变保障房供给来源单一的现状,着力加强对非营利组织参与保障房政策运行的重视与引导扶持,通过多种措施来促进保障房建设运行主体的多元化和开放性。     

支付能力、金融支持与住房供给双轨制

从收入分配结构来看,我国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严重不足.以支持住房需求为主导的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支持因素由于显著推高了房价,导致住房市场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因而不仅未能解决甚至还恶化了中低收入阶层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通过调整住房供给结构,加快保障房建设,建立住房供给双轨制,我国有望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住房的支付能力,并最终实现"住有所居"的长期目标.     

公平视域下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的路径实现

公共租赁住房是借助政策和立法支持,由政府或社会主体投资筹建,面向城镇住房困难群体的新型保障性住房,是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的根本方式.我国于2009年首次提出建设公共租赁住房,此后相关政策和法律规范才逐渐出台,而且多以应急性和纲领性的政策和法律文件为主.当前的公共租赁住房制度正处于建设初期,在公共租赁住房土地供应、房源供给、资金来源、准入和退出制度以及监督管理制度等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我国应当整合现有住房保障政策及法规,尽快制定《住房保障法》,弥补我国当前缺乏住房保障基本法的不足,促进整个住房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为配合公共租赁住房法律制度的实施,我国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土地、税收、金融等配套法律法规,确保公共租赁住房土地供应、建设运营、后期服务等各环节都有法律保障.     

我国近十年商品住宅需求的弹性变化

近十年来我国商品住宅市场表现为投资需求主导的特征.当期价格、人均可支配收入、价格预期以及投资收益对商品住宅需求具有正反馈作用;收入、价格和投资(价格预期与投资收益之和)对需求的影响则不相上下,且在2010年后弹性均较小,即针对单一因素的调控政策对整体需求影响不大.建议政府对商品住宅市场实行综合调控,多管齐下,严抓各项调控政策的落实,改变住房市场投资主导的状况,弱化住房投资属性,加强舆论预期引导,调整住房供给结构,加大有效供给.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中的人力资源紧张及其纾解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人力资源是任何一个组织发展的核心资源,目前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提供服务中呈现出专业水平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本专有性程度不足,从而导致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不高。作者认为,解决这类组织人力资源困境的关键是构建从业人员的胜任素质模型并进行资格认证,并以此为基础完善相关政策与制度措施,通过胜任素质模型来招募和管理从业人员,提升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人力资源的职业化与社会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全球治理语境下非政府组织角色定位新探

全球化进程对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和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呼唤一种新的治理理论与治理主体.非政府组织因其具有民间性、非营利性等功能优势,将在全球治理的舞台上扮演政策助推器、民间服务站、文明播种机等多重重要角色.     

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合理改善群众住房条件

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经历了探索和试点、全面推进和配套改革、深化和全面实施三个阶段。住房制度改革对增加城市住房供给,改善城镇家庭住房条件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住房制度改革还存在过分强调住房市场化,忽视公共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设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孤立和偶然的,是在特定发展阶段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靠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在发展中逐步解决。     

农民工住房态势及其政策框架

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农民工住房供给总体处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存的状态。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应在遵循相应基本原则和总体思路的基础上,建立＂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规范农民工住房租赁市场,完善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农民工住房补贴制度、财税支持制度、金融服务制度、土地供应制度和规划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农民工住房供给总体处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存的状态。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应在遵循相应基本原则和总体思路的基础上,建立＂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规范农民工住房租赁市场,完善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农民工住房补贴制度、财税支持制度、金融服务制度、土地供应制度和规划保障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也是我国城市化建设不断深入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现有同质化的农民工住房保障模式难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住房需求,存在政策落空的潜在风险。未来的政策设计要着眼于长远,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的多元化需求,以城市融入为价值目标,构建差异化、多元、分层的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这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协同、合作,创新公共政策,加强规划引导,合理设计居住空间和就业地域,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常规化、制度化运转。     

如何调控房价?

针对房价调控所采取的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大小不一,任何一个外生变量对房价的影响都有两条途径,一是它本身对房价的直接影响,一是它的变动通过影响人们对房价的预期对房价上涨率所产生的间接影响,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得各外生变量对房价上涨率的影响可能大于各外生变量自身的变化幅度或变化率。政府可用于调控房价的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住房供给政策、住房金融政策、财政、税收政策、行政或法律手段和调节持有住房的机会成本的政策等。同时,在适度的条件下,采用征收物业税也可以调控房价。     

中国住房保障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三元到四维"的视角

住房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有利于推动住房市场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与社会和谐.目前,我国住房保障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以租为主"的住房保障政策是可取之道."三元到四维"的住房保障体系要求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将公共租赁房与廉租房作为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的主要方式,将限价房作为满足中等收入群体住房需求的主要手段,将住房公积金和住房信贷等方式作为实现高收入群体住房需求的主要措施,藉此以满足不同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     

中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与房地产业的发展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的,1998年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规定从1998年开始停止以前住房分配的体制,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的新制度.通过扩大房地产投资和商品房市场交易一方面可以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可以使住房的供给市场化,这与当时进行的企业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改革相配套.     

养老服务需求多元化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建设

我国养老服务不仅需求量激增,而且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的内容、层次以及形式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只有满足老人多元化的服务需求,才能真正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指数.而这些需求,仅靠政府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难以得到满足.由此,社会组织以其提供公共产品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的优势在养老服务领域引起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在国内外提供公共产品实践中的积极作用体现在:第一,低成本、高效率,弥补了营利机构和政府机构的不足;第二,增加了资源运用的透明度和合理性,扩大了社会公平;第三,培养了全社会的互助协作精神.目前社会组织在养老服务中面临的困境包括:非营利性与资金筹集的矛盾、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社会组织自身发展不足等问题.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提供更好的老年服务,应从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把对社会组织管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以及促进民间组织自身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     

住房公平与政府正义

住房公平是政府正义的旨归,住房政策公共性缺失是住房不公平产生的根本原因,住房保障的覆盖面窄、对象偏离和目标背离等引发了住房不公平现象,应在政府正义的基础上,树立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观,建立基本住房保障制度,培育住房的多元化治理模式,切实促进住房公平的实现。     

2003年以来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效果、问题与创新

通过回顾2003以来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认为,我国房价高企的主要原因是低效的房开商开发经营体制攫取超额利润以及缺乏基本住房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开发成本控制不当.局部区域垄断、地区性垄断和资源垄断是我国房开商获取垄断房价的根源.以房价收入比作为核心目标,建立统一的城市房屋价格调控机制,推行合作建房,实现城市房屋供给主体多元化等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建议,以实现房地产市场的有效调控,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论教育产业的多元融资决策

我国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且资金来源渠道过于单一.为发展教育,我们在增加国家财政支出外,应积极吸收民间资金,建立多元化的融资体系.教育产业化是融资体系多元化的前提,而建立多元融资体系则是教育产业化的核心.我国建立多元化的教育投融资格局有多种政策选择.     

我国房价虚高的综合治理措施

针对中国目前的房价虚高,仅从某一个方面进行治理都不可能立竿见影。为此,首先,要以有关房价管制方面的法律制定为起点,对房价实行浮动性全面管制。其次,以制定完备的土地制度为突破口,对地价进行强制性管制。再次,通过改善国有住房供给短缺的办法来促进房地产业公平竞争。复次,从区别对待各级各类住房消费群体入手,出台差别化住房消费政策,从而优化住房消费结构。最后,以防止金融支持过度为目的,出台三项化解房地产业金融风险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