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学的关注与局限

儒学于汉代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是汉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汉代统治者对上古以来中华道统的恢复与重建。由于汉代社会的政治基础已与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基础完全不同,儒学要与平民化的汉代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进行磨合亦尚需时日。然而,原始儒学的固有坚持必然要和汉代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分歧,认识汉代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局限,正是要从儒学的固有坚持与汉代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中,来看清汉代儒学的本质,以及汉代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及其作用局限的主要根源。     

儒学的历史发展及其思想特质

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 ,它在内容上不断地充实 ,在形式上也不断地完善。一般地说 ,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宋明儒学、现代新儒学阶段。一、先秦儒学在孔子的儒学思想体系里 ,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仁”。“仁”是一个两重性的概念 :一方面它被用来表达孔子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见解———“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将“克己复礼为仁”作为外在伦理规范 ,表现出政治上保守的倾向 ;另一方面 ,它又是孔子关于伦理道德、人的品格修养、人的真理追求的广泛论述的理论结晶…     

儒学与汉武帝的民族政策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有为皇帝,他在建立和发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大业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统治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学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拓宽了疆域,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研究儒学对正确认识汉代以经治国以及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一、儒家“大一统”的民族观所谓“大一统”民族观念,即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的观念。“大一统”观念由来已久。周朝就是一个“协和万邦”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论儒学对知识分子性格的塑造及其利弊

中国古代的士——知识分子——创造了儒学,而儒学也对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士大夫)基本性格的形成起了巨大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操守、道德修养、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学术风格等方面,可以说无不打上儒学的烙印。儒学对知识分子性格的塑造和影响,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方面,乃在于对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和道德伦理的培养。木文主要从这两个基本方面展开论述,进而分析其利弊。谬误之处,敬祈读者教正。一、儒学重视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和政治性格的培养儒学对知识分子性格的塑造,首先表现在对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和政治性格的培养方面。这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探讨。     

市场化改革与国家管理的社会化

市场化改革中的国家管理社会化，对我国的政治、社会发展进程将产生深刻影响。首先，国家管理社会化所促成的“政治领域”和“非政治领域”的分离，蕴含了调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政治意义。这一过程将对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国家管理社会化最终形成社会对国家的有效制约，在国家管理与社会管理二元结构中把社会管理变成对行政权力的有力制衡物，使国家管理趋向法制化。     

论汉代儒学的官学地位

汉代官学是儒学同政治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官方完全把持了儒学,皇帝成了经学的最高权威;另一方面,儒学则垄断了政治,它构成了国家政治活动的根本原则和具体法规。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与政治的结合没有哪个时期能够象汉代那样紧密和直接,甚至于无法分辨哪些是学术问题,哪些是政治问题。为此,儒学不得不牺牲了某些终极性的价值目标以迎合现实政治,现实政治也在儒学的改造和规范下形成了新的格局和气象。这种结合对此后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学视域内的中日文化比较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内,以孔子为表征和标识的儒学建构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构架并在时间的不断延伸和空间的不断位移中形成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大传统。①尤其是汉代以降,国家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不断渴求,使中国的士族阶层逐渐向知识分子转变,这些     

论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可能与现实

本文认为,“儒”在先秦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到汉代开始演化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五四批孔,终于斩断了儒学与古代封建政治自西汉建立已历时二千余年的历史联系,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随皇帝制、复辟梦的覆灭而一去不复返,它被重新恢复了其哲学——文化的本来面目。五四批孔于儒学是一次不可或缺的洗礼,而现代新儒学则是五四批孔的一个产儿。现代新儒学之“新”,首先就“新”在这里,而且,一切“新”意都从此发源也必须从此发源。     

辽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辽代儒学的发展经历了确立统治地位与发展繁荣两个时期。辽代儒家知识分子依据儒学的基本精神，建章立制，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著书立说，宣传儒家的政治主张，使儒学成为契丹统治阶级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辽代儒学的发展，对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辽代儒学对维护契丹族的封建统治，提高契丹民族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缩小其与中原地区的差距，都起了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论"王权主义"的理论价值与儒学现代性

"王权主义"是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整体概括,这一论断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鉴于这一观点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刻批判性,本文认为应该从合理性与现代性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传统政治思想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某些政治哲学认识和政策性论断方面.不过,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现代性.从政治价值的视角来看,传统政治思想的主体价值结构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价值准则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并不具有现代性.     

试析儒家"道统"的文化论证功能

“道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实质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描述儒家思想的传承历史而人为构拟的历时性谱系。其表现形式是:按不太严密的历史顺序排列的一组被奉为“文化英雄”的精英知识分子。其功能有二:一是论证儒学或儒学中某支派学说的合理性,这是“道统”的一般文化功能;二是当这种学术谱系的论证功能被王权所利用时,“道统”的一般文化功能就转变为王权合法性的政治论证功能。     

陆贾新儒学“圣人”观探析

西汉初年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陆贾在反秦,承秦,变秦的汉初国家政治学说铸造中,在君主权力论上主张“圣”即“君”、“君”即“圣”的“圣君”合一理论,使君主成为“圣化”的道德人格揩摸、思想文化“独断”者与政治军事的“独裁”者,以儒学“圣化”的道德人格与社会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奠定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的汉代封建国家意识到封建政治学说,完成先秦儒、法诸家在汉代大一统时代的转变。     

当代知识分子生态环境的现状与构建

在知识分子理论的发展中,生态理论的兴起为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系统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和作用不是割裂的,这三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共同构成知识分子发展赖以依存的生态环境.和谐的知识分子生态环境,首先需要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合理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正确理解知识分子的价值则是创造和谐政治生态环境的关键.其次,需要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是转型社会的必然,所以分析转型社会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困境,能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第三,需要有文化生态环境的依托.大学作为知识分子成长和生活的“社区”,其制度安排至关重要.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探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反对谶纬虚妄、天人感应的理性主义思想 ,二是反对佛道和不良世风的以“礼义”为本的儒学伦理道德思想 ,三是反对空谈性命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三个方面相互交叉、密切配合 ,共同构成了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整体 ,指导了他的治学和政治生活。欧阳修的儒学思想对于走出相对落后的汉代经学理论 ,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和建构新儒学的品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论儒学与汉代父子关系

<正> 汉代崇尚儒术,儒学思想深入人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儒学重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际关系和谐化。儒学对汉代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中父子关系影响如何?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和研究。(一) 在汉代,家庭既是庞大国家、社会的基本细胞,又是社会、人际各种纵横关系的核心网络。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关系的谐调,而治理家庭又是以伦理道德教     

21世纪:儒学在重构中被超越

“当代新儒学兴起的意义及其未来前景”,这是一个为世人所瞩目的时代课题.本人曾撰有《用世纪之交的目光来审视儒学》一文①,现感到意犹未尽,遂缀此续篇.一本世纪初,近代思想家章太炎接连发表激烈的文字,批评孔子“虚誉夺实”,儒术为“南面之术,愚民之计”,“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②,实可视为儒学地位大动摇之揭橥.接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实际上废除了儒学作为国家政治之指导思想.继之,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活动,从正面对儒学进行猛烈的轰击.儒学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是儒学自汉代取得独尊地位以来的两千年间所从未遭到过的惨重灾难.接二连三的冲击,说明了儒学已大大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障碍.     

西方学者关于孔子及儒学在现代世界中作用的研究

一百多年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中国文化的作用问题,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争论。本世纪初,儒学在中国是强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力量,曾经为一些著名的政治领导者如袁世凯和最主要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所倡导。“五四”运动期间,孔子及儒学遭到谴责,被认为同“进步、自由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民国时期,儒学似有所复兴,国民政府曾试图     

试论清末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化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清末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是在其相对与政治权力地位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随着科举制的废除、皇权国家趋于解体和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中心位置不断边缘化,从而使清末边缘化知识分子兴起,进而参与“革命”表达这一集团重新寻求政治社会“中心”位置的努力。     

儒学复兴新论——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

提倡“儒学复兴”是必要的、可行的,关键在如何理解。首先,儒学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其次,儒学复兴就是儒学的充分现代化;复次,儒学复兴既不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的复兴有三个标志:第一,要诞生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师;第二,大众儒学或曰世俗儒学的复兴和普及;第三,全球国际社会的认同。“儒学复兴”的动力是知识分子、儒商及政府官员三大力量的良性互动。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与融合是儒学复兴的根本途径。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和融合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而三者各自的动态方向分别是:儒学的现代化、西学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各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