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向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

现代新儒学相承传统儒学“即哲学即宗教”的特质 ,面对在儒学中安顿科学理性精神的时代课题 ,力图将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于心性之“一本”,作为其基本的义理归趋。这代表了儒学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所必有的一次历史性转进。新儒学虽然没能真正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 ,但它从一个侧面对于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解读方式 ,直接关涉到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 ,新儒家的有关理论取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 ,将有可能为人类寻求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论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向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现代新儒学相承传统儒学"即哲学即宗教"的特质,面对在儒学中安顿科学理性精神的时代课题,力图将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于心性之"一本",作为其基本的义理归趋.这代表了儒学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所必有的一次历史性转进.新儒学虽然没能真正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但它从一个侧面对于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解读方式,直接关涉到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新儒家的有关理论取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将有可能为人类寻求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多元价值审视中的现代新儒学

本文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予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家 )批判以公允的评述。本评述涉及自由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 ,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在当代继续与文化保守主义派抗衡。而诸多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 ,可以从视角上区分为情感上同情不同情、学理上认同不认同四类。就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无法舍弃现代新儒学来谈这个意义上讲 ,如此客观地分析不同价值审视下的现代新儒学批判 ,将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现代化研究中的前沿课题。     

论儒学现代转型的两条基本路向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表现出了两条基本的路径:第一,突显儒家思想的超越性意义;第二,强调儒家思想切入并导引当代社会人生的现实性功能。前者在强调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又可区分为在外在形式上力图将儒学改造成为某种制度化的宗教和注重从内在精神上阐发儒家义理的宗教性特质两个方面。后者在现代新儒家力图涵摄科学理性精神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儒学的现代转化之所以呈现出上述两条基本的路向,既是由于儒家价值系统确实具有"超越"与"内在"两个向度的基本功能,也代表了儒家立足于自身的思想传统面对现代中国之时代问题的挑激而做出的回应。     

论牟宗三的道德的形而上学

牟宗三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和最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创立了道德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把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道德心和认知心统一起来,把智的直觉即德性之知和科学理性统一起来,给新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找到了哲学的依据。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成为以中国哲学为本融合和消化西方哲学的一个典型。无论他的哲学有什么偏颇和缺陷,但他开辟的融会中西哲学的理路无疑是正确的。     

“科玄论战”与20世纪中国哲学走向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昭示着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学派与玄学派的对峙,在时代性、民族性和人类学本体论等不同维度上,表现为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理性与价值之间的冲突。科学理性所内蕴的走向科学主义的基因,中国文化在特定历史际遇的选择,决定了科学派的生成。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史背景。科学主义的解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趋势,显示出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２１世纪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历史使命。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新世纪哲学无法回避的课题。     

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直觉论解析

早期现代新儒家是指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为主要代表。直觉主义是贯穿早期现代新儒家的一条思想脉络,是在继承传统儒学中重体悟的工夫修养论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哲学理智主义中的合理因素,以纠正当时西方科学理性主义过盛的流弊所形成的哲学方法;也是以本心或宇宙整体为研究对象,以内省体悟为主要形式,通过道德实践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即天人合一的道德修养的工夫论。直觉主义在早期现代新儒家哲学体系中的表述和地位不尽相同,梁漱溟和熊十力将其视为获得哲学真理的“根本智”,冯友兰和贺麟则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方法论,这种区别与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形上学基础有着密切联系。但他们均将直觉方法作为达到其最高境界所不可缺少的途径,这是其他哲学方法所不具备的地位。     

“德”与“智”的现代转型:现代新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转型过程中对"科学性"与科学精神的重视可溯至西方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思潮。西方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哲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本土化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学术土壤里与之相应的传统思想资源。本文选取现代"新儒家"学术群体中具有西方理性主义特征之思想为主体,旨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中理性主义的形态。尽管受到西方哲学,尤其启蒙时期以来的德国哲学影响,西学东渐的接受范式仅仅为新儒家构建理性主义思想提供了框架。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里的以道德实践为最后的"德"与"智"——德性与智性——取代了西方狭义理性主义范畴对立于外部经验的内在"理性",成为中国当代理性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现代新儒家注重西方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科学精神,将西方理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思维模式中进行重构,以实现传统儒学道德观和知识论的现代转型。     

现代新儒学对和谐的阐述

新儒家的特点是既吸收西方的理性思辩，又保持着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根性与精神，始终关注人的生活，注重人的心性修养。新儒学在探索和谐的哲学意义时，表现了以人的感受为中心，重视形象思维，走向社会治理的特点。     

儒学常道与未来儒学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离不开孔子儒学的精神滋养。然现代新儒家将儒学的现代复兴引向重在择发儒学的宗教性、终极关怀上来,这些问题纯属西方基督教特有的经过末日审判来世能否进入天国的范畴,与中国原始儒家所需要的现实情感关怀格格不入。新儒家以一种超常识、超思辨"智的直觉"去体悟"仁心与生生天道"(刘述先),或心体性体(牟宗三),或本体(成中英)等。这种道体不是原始儒家的本怀,也不是未来儒家需要的东西。原始儒家有道体,其道体是具有康德理性般存在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但却根植于每个人的情感及其家庭的伦理之中,是积久涵养之工夫,非如有另一物般之实体的存在。儒学是个情感问题,亦绝非仅人生价值取向问题。     

面向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趋势

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既有困惑和局限,又有创新的冲动与萌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将在20世纪尚未完结的全球化与民族化对立统一继续延宕的场域中,寻求价值理念的突破与思维方式的转换。其性质应该确立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其思维方式将发生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方法论转换。     

信息哲学作为一种新兴哲学能否解决现代西方哲学危机?

信息哲学作为一种新兴哲学,在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各个方面都革新了西方哲学,给现代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重新解释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科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快速发展,现代西方哲学面临很多质疑,乃至出现了哲学终结论等危机。那么,信息哲学能否同样解决现代西方哲学问题？首先通过讨论现代西方哲学危机的现状和相关观点,指出其危机产生的真正的根源、核心问题即对哲学本身的遗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式即通过哲学自身的可“通透”性来把握和运用哲学,看清它和世界的关系,然后通过对新兴的信息哲学的分析及其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比较,指出它存在的“通”和“不通”之处,以及它为何比其他哲学更具有解决危机的可能性。     

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比较

古代哲学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是淡漠甚至蔑视的,而近代哲学则热衷于自然科学;古代哲学视哲学与自然科学如冰炭不可同器,近代哲学则把自然科学视为哲学的基础;由于远离自然科学、古代哲学带有明显的玄想性和直观性,由于亲近自然科学,近代哲学带有实证性和经验性。总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自然科学改变了中国哲学的走向,使近代哲学具有了不同于古代哲学的特征和风格。然而,近代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推崇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如何利用自然科学来丰富和发展哲学,仍然是哲学研究的现实课题。     

徐复观文化哲学思想略梳

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在20世纪下半叶的重要代表,他的文化哲学思想涉及了文化的本质,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中与西,文化的层次及文化的古今等方面。他沉入到文化的海洋中挖掘出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哲学思想,这对当代新儒学的发展,对当今中国文化的构建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剪纸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创新研究

中国传统剪纸艺术是我们古老民族创造精神和审美本源特性,它是中国民俗文化世代相传下来的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在哲学、考古学、历史学、关学、人类文化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借鉴与弘扬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精髓,以现代的设计理念和表现手法应用于现代设计中,将对倡导“以人为本”,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现代设计艺术起到积极推进作用,对发展现代艺术设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再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模式

将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对立起来并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上述对立的源头不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比较研究,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理论的曲解.以往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全盘否定态度应当改变,这不是"颠覆"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应当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时俱进.     

中国谋略思想的古代及近现代哲学渊源

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中国古代哲学,促进了中国古代谋略思维向合理的方向发展,使中华民族在谋略的研究和运用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21世纪,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文化背景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传统哲学已不能全面承担起指导谋略的历史重任。中国哲学既需要继承传统又需要与体现了现当代时代特征的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衔接,来丰富中国现代谋略思想的哲学基础。     

近代先秦名学研究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近代先秦名学研究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从冲突到融合过程的全息写照,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观念与哲学方法的重建,也是实现中西文化交流会通的一个重要媒介。先秦名学对内承接先秦哲学与文化,进而延伸至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对外与西方逻辑对接,进而触及到西方近代哲学与文化,成为连结中西文化的桥梁,也使西方近代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成为可能,并影响到中国近现代哲学与文化的重建。     

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在9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 ,比较研究逐渐成为一种时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 ,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旨在澄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世界性 ;与社会理论的比较研究 ,则旨在表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一种历史哲学 ,而且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理论。比较研究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但究竟如何展开 ,则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考虑。     

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声”困难及其言说努力

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声"困难,导源于以西方的逻辑范畴来衡量中国的传统思想,并形成了用西方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的流行做法,由此所得之"中国哲学",名虽在而"神"已失。在今天的世界话语体系中,中国哲学得以"发声",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中国古代的话语须具有可传达性、可公度性。吴光明"身体思维"的确立以及故事式表达的推出,使中国哲学原话语的可传达性、可理解性成为可能,对于形成中国哲学自身独特的现代话语系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