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法律理念与现代法律秩序生长

本文从中产阶层兴起对现代法律秩序生长的时代意义出发,分析了中产阶层的独立平等、自由理性和诚信守法的法律理念,导致该阶层具有谋求法治、制约权力的民主推进功能,自由商谈、恪守规则的秩序回应功能,诚信交往、忠实守法的行为示范功能。     

以安全为中心的法律价值冲突及关系架构

现代社会对风险的无助使得安全议题进一步得以彰显,该议题的解决必须回归法律的安全屏障设计,法律的制度性安排必须凸显法律安全价值的核心地位,体现出行动主体追求各种利益时的安全性需求,能为主体提供充分的安全感.安全价值和秩序、自由、正义、效率等价值的冲突有多重表现形式,通过法律价值定则的确定,平衡价值冲突,在具体事例中确定价值序列.在与自由价值的平衡中,自由是前提,安全是保障;在与秩序价值的平衡中,应该确定秩序对安全的包容关系;在与效率的平衡中,则要明确效率是优先品,而安全是必需品的结构性定位.     

社会公正视角下的阶层流动模型分析

中国社会呈现多元结构的特点,阶层具有结构性、阶级具有层级性,而学界往往忽视对于阶层与阶级概念的区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阶层流动频繁、社会分化迅速,阶层发展呈现出多元的跨界流动模型。本文通过选取公正原则,结合阶层固化的三种主导因素,推导出现代社会的几种阶层流动模型,并进行比较分析。     

乡村居民的阶级意识和阶层认同:结构抑或建构——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检视了乡村居民的阶级意识和阶层认同意识的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近30%的人尚无阶级认知,64%的居民具有农民阶级意识,45%的人具有阶级冲突意识,2.3%的人有阶级行动意识;农村居民的阶层认同意识具有中层以下的阶层认同特征。研究显示较低层次的阶级意识主要是结构性社会经济地位特征的反映,高意识水平则主要是在某些实践经历中建构起来的,而阶层地位认同更多的是结构性特征反映。     

中间阶层的结构功能与政策选择

中间阶层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力量,是和谐社会生成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和推动民主化的原动力,是市场最重要的消费群体。大力培育中间阶层是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培育中间阶层,一要健全社会流动机制,实现中间阶层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二要改变中间阶层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弱势地位,保证其发展的稳定性;三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保障其市场主体地位。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困境和发展趋势

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随着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数量不断增长,这个阶层也日益陷入经济压力过大、职业理性缺失、流动阻力明显的结构性困境.面对社会结构和资源占有境况的变动,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趋势:话语权的增加、素质优化和职业素养的提升、促进社会稳定作用加强和阶层内部出现层化.     

社会学视角下的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

士人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战国时期所进行的活动,可概括为"社会流动"。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有垂直流动、水平流动、代内流动、代间流动等几种方式。其中,垂直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是显著的流动方式。士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包括从师、游说、引荐、国君招贤等。士阶层社会流动是对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作出的积极回应,同时也表明,战国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正因为此,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呈现出主体平等性、非制度性等特征,与秦汉以后大一统社会下士大夫社会流动有着显著不同。目前,学界对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的考察尚不够全面系统,有待进一步研究。     

秦汉国-家秩序调整中的价值认同

秦汉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折时期,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均有重大变化。然秦汉想要实现从家—国秩序到国—家秩序的调整,一方面需要完成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的社会表征之改变;另一方面,则要完成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认同。具体而言,秦汉政府主要通过从公平性法律到普适性法律的法律认同、从封邦建国到郡县治理的行政认同、从"以吏为师"到"儒术独尊"的学术认同等诸方面的建构最终完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认同,达到了建立统一国家、统一天下思想的目的。     

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秩序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乃是现代社会法律秩序的建立。法律秩序是通过法律调整而实现的社会关系的序列化状态和社会主体行为的规则化状态;法律秩序的形成及其合理性,可以用来衡量一国法律实现的结果、水平、质量和规模以及法制现代化的程度。本文着重分析了法律秩序的价值内涵和实证要素,深入考察了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秩序形成的前提条件、中介环节、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调整机制,指出了现代法律秩序形成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揭示了中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影响法律秩序建立的五个方面因素。     

探析我国转型时期阶层关系现状及其和谐建构路径

阶层关系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型时期我国阶层关系出现了多样化表征,经济利益博弈是各个社会阶层的主要活动内容,政治资源角逐加剧了阶层关系冲突可能,阶层流动与意识形态统一趋于困难。建构阶层关系和谐的路径可以分从多个视角考量：首先要分好财富“蛋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其次要合理配置政治资源,提升政治民主水平;最后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各阶层政治认同。     

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与社会风险——对我国当代城市化发展的一项剖析

我国城市化进路中,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远远滞后于空间城市化,其实质为社会、文化、制度的构建与经济增长的不同步。究其缘由,除了政策制度的因素外,资本和权力的勾连以及"经济达尔文主义"是其"质料因"和"动力因"。这种对城市化经济性的过度追求必将带来土地金融危机、社会极化、空间区隔和"原子化社会",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缺乏尊严感和安全感,集聚社会风险。因此,城市化发展应从规模的追求转向到对质的追求,构筑一种"城市如家"和"充满选择机会"的城市化。     

宋代市民文化对南戏创作的影响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内部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重农抑商＂政策的松动,带来了工商业的蓬勃发展,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市民阶层逐渐成为社会阶级成分中的重要角色,其审美价值取向开始左右着艺术体裁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平民艺术逐渐代替了贵族艺术的主导地位,艺术面向广大市民阶层张开了双臂。南戏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将普通小人物的市井生活场景搬上了舞台,把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用通俗易懂、清新自然的市井语言和流行词调表达出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受到了市民阶层群众的欢迎,在城市市井演出竞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取代杂剧而成为当时南方的主要流行剧种。     

关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所占比重的理论思考

扩大中等收入者对于改变我国不稳定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都有重要的意义;从我国低收入群体过多的现实国情出发,中等收入者的标准不宜定的太高;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靠经济的发展,同时政府给予相应群体有利政策的安排也是极为必要的。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问题探微

增强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是促使其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农民工在城市归属问题上呈现出地域归属感、群体归属感、身份归属感等方面的不和谐。究其原因,既与我国体制性障碍、不合理制度、城市社会对农民工认同程度低、进城成本高等因素相关,也与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有很强的关联度。要实现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和谐健康发展,应以强化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群体归属感为切入点,同时辅以消融城乡二元分割等必要配套措施,为农民工归属城市社会构建和谐体制,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创造必要的物质生活和人力资本条件,使农民工更好地走进城市、融入城市。     

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三元困境”

由于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同时并存,加强社会管理的创新有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借用"三元困境"这一术语,通过对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现实问题所做的梳理与探究,提出"强势"的中国政府、尴尬处境下的社会以及社会组织和"弱势"的民众群体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三大制约因素,我们必须要认真总结分析过去的经验教训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以此来解决我国当前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三元困境"。     

我国“80后”新生代社会认同的研究维度

社会认同是个体对其社会身份的主观感觉和确认。当前,“80后”已经或正在融入社会,逐渐成长为社会建设的主体。从不同维度对其社会认同进行研究,有助于由浅入深把握其精神面貌及生存状态,及时发现并积极化解其认同危机,使群体行为统一于国家的社会建设之中。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阶层关系的建构

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实现社会阶层关系的和谐。当前随着社会转型,阶层关系出现诸多不均衡,如新阶层如何融入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中,阶层之间游戏规则不平等;目标与手段不一致以及阶层之间主观认识与客观地位的错位,其主要源于机会的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因而提出实现阶层和谐的路径探讨: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完善的阶层利益制约机制,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     

试论农民工的向上流动

我国在长期的二元结构的影响下,社会出现了断裂,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农民工阶层作为城乡分隔的疏通管道,不停地传递着二元之间的信息,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农民工的向上流动不仅带来了农村的富裕,而且为城市的中间阶层注入活力和营养,从而为达到"橄榄型"和谐的社会结构提供可能性.     

人口流动与社会政治稳定

人口流动对社会政治稳定有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它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大批新型农民,加速了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进程。但它也有其消极影响:它不利于农村地区的稳定,影响了城市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有一定的负面作用。我们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通过深化户籍改革,处理好多元化与主渠道的关系以促进人口流动的有序性、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