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桐城中兴”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瑰玮俊迈诙诡恣肆--曾国藩对桐城文派阳刚风格之张扬

师法韩愈雄奇之文,是桐城派标举的一条文统.曾国藩真正实现几代人的夙愿.其文学理论,"阳刚"之论独具特色.首重"气盛",着字、造句、分段、谋篇诸多方面进行探究.曾国藩的作品,是阳刚之文成功典范,字里行间洋溢着浓烈的雄直浩然之气,从一个侧面表现那个剧变的社会风貌.     

桐城文派"中兴"的一场大气磅礴的"宣言"--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析论

曾国藩千字文使日趋衰弱的桐城派回光返照,并由此“中兴”,而名声大振。行文表达创建湘乡派的“心声”,企图重振桐城文雄风。顺应时代剧变的需要,提出“文章与世变相因”文学理论,注入“经国济民”现实内容,以桐城文章来倡导洋务,铸就湘乡派卫道成仁的军魂,使文学发挥其社会功能。全文颇得桐城派作文之精髓,亦体现曾氏为文“气盛”的文章风格。     

胶着与裂变--从"经济"观看桐城派散文的近代化

从"经济"观看桐城派的发展脉络以及桐城文派在近代的更新变化,其间曾国藩的经济观对此派散文有独特的贡献;同源异流的两种经世观之比较;桐城派"中兴"对散文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论曾门北子张裕钊、吴汝纶的文论

论曾门北子张裕钊、吴汝纶的文论郭延礼在曾国藩谢世后，作为曾门四弟子的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继承乃师曾国藩在桐城派中所开创的“中兴”局面，在散文创作和理论方面均有各自的成就和贡献，是桐城派后期①很有影响的人物。曾门四弟子，就年龄而论以张裕钊（...     

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关系之论析

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作文作诗皆受曾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氏重用.薛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曾国藩之成功家教探秘

曾国藩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官场楷模"、"千古完人",曾国藩家族子弟及其后人共240余人,得到"曾家无一废人"的美誉,这其中固然有许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在其祖父曾星冈家教方法和形式的基础上,实践完善了家教理念,至今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     

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关系之论析

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裕钊作文作诗皆受曾国藩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却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黎庶昌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国藩重用。薛福成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古文传播与文化政治——以吴汝纶对李鸿章形象书为写考察中心

后期桐城派通常等同于湘乡派,曾国藩之后,淮军文化取代湘军文化成为桐城派最重要依附性力量。李鸿章是晚清现代化运动的开拓者,是淮军政治集团的领袖,在其三十年励精图治而遭遇甲午之败与庚子之乱后,从"能臣"沦为"罪人"。桐城派后期宗师吴汝纶不遗余力地为李鸿章辩诬,通过编辑出版李鸿章文稿、撰写李鸿章传记以树立李鸿章的改革家形象。通过辨析吴汝纶与李鸿章的交往关系,梳理吴汝纶对李鸿章历史形象的初次塑造,更能看清后期桐城派的政治观念,这也是考察晚清、民国时期桐城派发展流变的重要视角。     

从尺牍交往看张裕钊与吴汝纶对桐城义法的因袭与突破

清末古文殿军张裕钊与吴汝纶尺牍交往频繁,围绕桐城义法,提出一些新见。张裕钊、吴汝纶继承姚鼐等人"因声求气"理论,提出"以意摄气"说,古文声气理论得到系统总结。针对桐城义法"雅洁"说,张裕钊、吴汝纶以"健"代"洁",形成"雅健"说。吴汝纶接受张裕钊的建议,从"务为雄奇"转而"抑为平淡",刚柔相济,进一步丰富桐城派风格理论。张裕钊与吴汝纶的尺牍交往,在继承桐城义法的同时也对桐城义法有所突破,扩大了桐城派在畿辅的影响。     

论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

在文学观念和学术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下,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先驱者戴名世、方苞等关注时文对古文空间的挤压,主张复三代秦汉经史类"古文",对诗词、四六等"艺"都比较轻视、冷漠。创始者姚鼐在乾嘉汉学兴盛与骈文复兴的背景下,关注骈文,虽然对六朝藻丽俳语颇有微词,但对骈文文体本身并不轻视,对好友的骈文成就加以肯定。桐城后学,包括姚门弟子和曾国藩等,理解并接受骈文,他们不仅在骈散对举的话语体系中探究骈文的功能、特征、风格等,有的还喜爱骈文,创作骈文。整体上,桐城派主张文章以"道"、"理"、"气"而不是以骈体之"辞"来定高卑优劣。桐城派对骈文态度的演变,为现代文章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考。     

湘乡派之得名始末及其与桐城派之关系追述

湘乡派是以曾国藩为盟主,曾门四大弟子为核心骨干,曾氏幕府宾僚以及众多湖湘文人为羽翼的晚清一大古文流派。湘乡派正式有古文派别之称,似始见于李详之《论桐城派》一文。围绕曾国藩是否开创湘乡派,一种看法倾向其为桐城派之旁系别支,一种观点主张其为摆脱桐城笼罩而发展的独立文派。     

“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

"曾门四弟子"是研究晚清古文时必须涉及的一个概念,最早出自近代骈文家李详的《论桐城派》。"曾门四弟子"作为曾国藩之后接续古文文脉的晚清古文家代表,为桐城派后期别支"湘乡派"提供了创作倾向相对一致的作家队伍。而这一概念能被此后的文学史和桐城派研究接受并沿用,则离不开钱基博对李详湘乡派观点的进一步阐发。钱基博从文章源流和作品风格两方面深入分析湘乡派的创作实绩,构建与传统的桐城派分庭抗礼的晚清古文脉络,客观上明确了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曾门四弟子"从提出到接受,侧面反映出近代转型期文学批评视野的变化过程。     

“中兴”说的缘起与东汉士大夫的“中兴”理想

"中兴",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常见的政治术语。然而,"中兴"一词,却是一个出现甚晚的语汇。大约在西汉的宣、成时期,"中兴"一词才始见于记载。而"中兴"说的盛行,则出现在王莽篡汉至光武立国这一时期,"光武中兴"更成为东汉开国的典型叙述模式。至东汉和帝、安帝以后,"中兴"的内涵较以往更为丰满,"中兴"成为士大夫迫切渴望政治改革与王朝善政的政治理想,时人的奏议中,也常引"中兴"以批评时政、规范帝王。     

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析论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是曾国藩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它师法《古文辞类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古文选录的时空跨度与文体构架方面,曾国藩都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扩宽了桐城堂庑。收录辞赋,超越方苞《古文约选》桎梏;垂爱骈文,突破姚鼐《古文辞类纂》樊篱;别树一帜,添增“叙记”与“典志”,使史传文与经世文纳入选编范畴。《经史百家杂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派文统,使桐城古文从狭小胡同迈向康庄大道。     

一部结构新颖、见解独到的学术专著──评易孟醇先生《曾国藩传》

一部结构新颖、见解独到的学术专著──评易孟醇先生《曾国藩传》唐兆梅清末道、咸之际的风云际会，把一个生长僻远山村、出身中小地主的普通知识分子曾国藩推上了历史的前台．扮演了挽救清王朝命运的主角，成了“咸、同中兴”（或“同治中兴”）第一名臣。他在军事、政事...     

论桐城派文体之韵致：余音绕梁

桐城派古文耐人寻味,与姚鼐提出古文创作＂八要素＂论、刘大提出＂为文十二贵＂,以及曾国藩、吴德旋、姚永朴等众多作家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分不开。桐城派以多种方式营造诗文作品的韵致之美,如采用寄托和隐喻、使用太史公笔法、运用含蓄方式、在平淡中饱含深情等。     

桐城派与北京大学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流派,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桐城派与北京大学相遇。数十年间,桐城派学者中西兼综,以中体西用为指归,主张在变革中有所保留,理解、支持五四运动,建设现代学科,为缔造北京大学的民主、科学、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传统作出了不朽贡献;北京大学也以其巍峨地位,为桐城派的发展及其新生代的成长提供了契机。桐城派与北京大学互相映发,互相成就,"阐旧邦以辅新命",协力推进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锻铸着中华民族的新的精神。     

“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与“中国西学第一人”——曾国藩与严复思想比较

曾国藩是最后一批士大夫的代表,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而严复是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被视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他们均是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继承者与弘扬者,均不满于汉学宋学无用、无实,传承了文化传统中的经邦济世情怀与实事求是精神;均文宗桐城派,由曾国藩推动而实现中兴的桐城古文,经严复以先秦文体表达现代思想这一中介,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前驱。从曾国藩到严复,既有继承,也有扬弃。在某些方面,严复的思想是在曾国藩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从曾国藩等人的变易论通向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均为军事近代化尤其是建设近代海军的重要推动者;从曾国藩将传统学术门类中增加＂经济之学＂,到严复从西方引进现代经济学;从曾国藩倡导＂格致＂,到严复全面介绍西方科学;均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尤其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先驱者、先行者。严复对曾国藩思想也有突破性发展：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否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对纲常名教和君主专制采取激烈抨击、全面颠覆的态度,体现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天壤之别;曾国藩终其一生没有从旧学中突破、突围,而严复对旧学进行揭露与批评和学术形态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立开启了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