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度理论的新趋势——论理性主义的局限和建构主义的优势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关系理论中不同流派对国际制度的看法各异。本文对理性主义的国际制度理论和建构主义的国际制度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了理性主义的国际制度理论的局限性,指出建构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克服理性主义国际制度理论的局限性。     

公共益品与国际制度

霸权稳定论和新自由主义都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范式。这两种范式将国际制度界定为一种公共益品。本文讨论了国际制度和公共益品的概念,认为上述两种范式的国际制度公益品命题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联盟、制度与后冷战时代的北约

北约在冷战后的延续及其作用考验着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两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本文旨在考察围绕北约的继续存在及其未来角色而展开的论争。在解释北约的延续问题上 ,新自由制度主义看重制度本身的力量 ;在对北约未来定位的认识上 ,新自由制度主义乐观地认为北约将在欧洲安全格局中扮演积极角色。文章指出了制度主义在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的缺失 ,并且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关注了决定欧洲安全结构的国际权力分布和大国关系 ,同时指出北约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集体行动困境     

国际制度的建立与功效——一种均衡状态的分析

本文从理性主义的前提假设出发,采用逻辑演绎的分析方法,在现行制度供应学派(结构式)和制度需求学派(功能式)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整合,沿着一种均衡状态的分析路径,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功效情况作了一个一般模型探讨,表明国际制度的建立与最大功效是制度供需趋于均衡状态的反映.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主流理论中的国际合作观

西方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主流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都从各自的理论假设出发,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国际合作观霸权合作、制度合作和阶级合作.西方学者的国际合作观无论是在理论假设还是在现实解释力上都有其不足之处,并总是体现了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局限性.中国学者需要在借鉴西方国际合作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政治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合作理论.     

国际制度中的认同因素

制度主义认为,认同是国际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进程中,认同与制度化构成一个互动的关系。正向的国家间认同为制度化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国际制度则为国家认同的塑造提供平台,高级制度化伴随着一个国家内化规范及认同建构的过程。探讨国家认同的含义和来源,分析认同与制度化的互动关系对于认识国家间关系的互动很有意义。二战后的欧美关系的发展就是一个认同与制度化良好互动的典型例证。欧美在良好认同的基础上开始制度化进程,而在国际制度基础上的国家间交往,则进一步加深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程度,改变它们对安全、权力、利益和主导规范的认识,推动欧美关系朝积极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跨大西洋安全共同体"。     

国际制度互动与制度有效性关系研究

国际制度互动研究是当前西方国际制度理论中新兴的研究领域。国际学术界在制度互动的概念、分类及进程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的进展。但总体而言,西方学术界对国际制度互动的研究还处于概念建立及分析框架建构的初步阶段,在分析复杂的互动形势、国际制度互动与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关联研究以及国际制度互动的影响因素这三个方面,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重要学术研究领域的关注尚显不足。个体制度有效性与制度互动影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广泛的制度互动后果较单一制度效果要复杂得多,制度互动对既有因果链以及既有研究方法构成了冲击与挑战。本文对国际制度互动与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关联研究提出了初步的分析,不过,制度互动分析还应朝建立一个成熟的互动模型方向迈进。     

中国与国际海洋环境制度互动关系初探

中国对国际海洋环境制度建设的参与主要体现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产生过程中提出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国际海洋环境保护的基本立场，提出了关于专属经济区海洋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主张，提出了关于国际海底区域国际制度的主张，并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进行了积极的参与，进而为国际海洋环境制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海洋环境制度对中国海洋环境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对国际海洋环境制度的参与促进了中国海洋环境制度建设的进程；国际海洋环境制度对中国海洋环境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笔者对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海洋环境制度建设提出了若干对策思考。     

国际合作研究:流派争鸣、理论成果及局限

国际合作研究从兴起至今已有30多年。国际关系的三个主流学派——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基于对国际体系(结构和单位)的不同假定而做出不同的国家利益界定,演绎出了不同的国际合作解释。国际合作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初步形成了国际合作理论体系。思考三种合作理论的局限,可以尝试建立一种结合权力、认知、制度的综合解释模式。     

西方国际和谐论及其批评

西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分别开出了实现国际和谐的三种"药方":权力妥协论、制度协调论和认同和谐论.权力妥协是和谐的胚胎,制度协调是一种初级和谐,而认同和谐属高级和谐.权力妥协论的冲突本质决定其权力路径的缺陷,制度协调论由于难以摆脱权力对制度的影响,无法保证其公正性和有效性,而认同和谐论的问题在于能否实现国家间和谐观念的认同.     

国际合作研究：流派争鸣、理论成果及局限

国际合作研究从兴起至今已有30多年。国际关系的三个主流学派——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基于对国际体系（结构和单位）的不同假定而做出不同的国家利益界定，演绎出了不同的国际合作解释。国际合作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初步形成了国际合作理论体系。思考三种合作理论的局限，可以尝试建立一种结合权力、认知、制度的综合解释模式。     

一个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合法性分析——以2003年美伊战争为例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对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遵守包含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两种动力,这使得国家对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支持具有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两方面的含义。国家对工具合法性的追求比较简单明了,但是对价值合法性的遵守层次较高,其观察和分析也较为隐晦。然而,价值合法性是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本质所在,也是达成国家权力合法性形象的重要途径,对其无视甚至践踏会引起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不满。本文的目的就是利用国际法意识形态理论和国际制度理论,分析2003年对伊战争后美国权力合法性和国际声誉的丧失问题。本文认为其本质原因是美国追求和使用国际制度中的工具合法性,而忽视和违背价值合法性的结果。     

西方国际和谐论及其批评

西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分别开出了实现国际和谐的三种“药方”：权力妥协论、制度协调论和认同和谐论。权力妥协是和谐的胚胎，制度协调是一种初级和谐，而认同和谐属高级和谐。权力妥协论的冲突本质决定其权力路径的缺陷，制度协调论由于难以摆脱权力对制度的影响，无法保证其公正性和有效性，而认同和谐论的问题在于能否实现国家间和谐观念的认同。     

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

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学派有关制度变迁的解释不同,以奥菲、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1]这一理论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产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表现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因素的干预作用下,制度变迁以消极型制度设计或积极型制度设计的方式发生.路径偶然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解读国际关系的规范模式:国际机制诸理论及其整合

国际机制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亦称国际制度论)是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具解释力的理论之一,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多边主义分别以权力、利益、观念和多边形式为中心对国际机制展开了探讨,理论的争鸣推动了国际机制研究的深化并呈现出理论整合的趋势。     

新发展阶段我国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完善路径探析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驻村干部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的一项制度,这一制度在脱贫攻坚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新发展阶段,这一制度仍将继续存在,但由于工作任务的变化,这一制度也必须进行必要的完善和发展。通过对驻村第一书记的选拔机制、工作机制和考核机制进行全面的分析,指出这一制度在新发展阶段应对新任务上的主要不足,并提出了完善这一制度的基本路径。     

基层政府运行中的"过度关系化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制度与关系网络的竞争逻辑

在中国基层政府的运行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无论是正式权力的获取与行使,还是各类资源的竞争与分配,都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络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危机。文章在综合人际关系学派、社会文化学派和关系网络学派的基础上,用＂过度关系化＂这一概念对这类现象进行了概括,并从政府制度的合法性机制与关系网络的效率机制之间的内在竞争逻辑出发,提出了三个解释性的命题：（1）竞争目标差异命题;（2）制度约束效力递减命题;（3）竞争成本比较命题。研究表明,过度关系化现象是组织制度的合法性机制与关系网络的效率机制之间不对称竞争的结果。而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治理,就必须从稳定的组织制度体系与结构的改革入手,寻求组织制度与关系行为之间的平衡。     

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度途径--TP P框架的权力分析

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在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互动更为频繁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一种国际关系现象。冷战结束后,美国凸显为国际体系中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成为占据体系权力结构中心的单极权力国家。美国在强调凭借军事手段塑造国际新秩序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发挥国际制度的权力作用。美国在有效发挥其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表现为具体形式的实体权力竞争力、吸引力和号召力的同时,强化了国际制度规则的构建和运用。     

虚置与重构:村民自治的主体缺失与制度干预——以苏北黄江县为例

文章在以县域为分析单元的基础上认为,在城乡差距现状尚未根本扭转的现实下,农村大规模的人口流出导致农村基层组织出现了"虚置"状态。村干部权力来源合法性缺失,权力日常运作缺乏农民的有效监督,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缺乏农民有效参与。以村民自治制度为支撑的农村治理体制与变动的农村社会不相适应,村民自治制度文本与日常实践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在村民自治研究热潮冷却之后,重新回顾和反思这一制度,犹未过时。文章提出,国家制度设置应与转型期农村社会基础相适应,以政党下乡和干部下乡为主要途径,实现村干部专职化,强化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力度和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着强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浅析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及实现途径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权力的制约不仅仅需要对权力的直接执行者加强教育,并提高其觉悟,更需要利用制度来加以约束,防止权力的滥用.本文主要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人治的弊端以及制度在制约权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三个方面论述了利用制度来制约权力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从观念、规则和制度组织方面对如何构建良好的制度来制约权力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