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企业不道德行为研究述评

近年来,由企业不道德行为引发的企业"丑闻"已经导致许多著名企业的破产,这也使得企业不道德行为成为管理者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目前国内关于企业不道德行为的研究相对薄弱。有鉴于此,本文在梳理国外对于企业不道德行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不道德行为的内涵和测量;接下来梳理了不道德行为的理论研究流派,对不道德行为的前因和结果进行了回顾,并讨论了对企业不道德行为的管理方式;最后对当前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工会道德型领导对员工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影响研究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UPB)已成为领导力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基于“双重组织道德情境-员工行为”的逻辑,本文引入工会道德型领导作为员工UPB的新的前因变量,并探讨其对企业道德型领导与员工UPB的关系的调节作用。以341名企业工会成员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道德型领导与员工UPB之间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且工会道德型领导在其基础上对员工UPB具有额外的抑制作用;(2)工会道德型领导对企业道德型领导与员工UPB的曲线关系具有负向缓冲作用,随着工会道德型领导水平由低到高变化,企业道德型领导对员工UPB的作用逐渐减弱;(3)工会道德型领导对企业道德型领导与员工UPB之间的曲线关系具有正向纠偏作用,随着工会道德型领导水平由低到高变化,企业道德型领导和员工UPB之间的曲线会逐渐扭转为边际递减的趋势。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员工UPB的抑制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能够为企业完善道德型领导管理、规避道德风险提供实践指导。     

领导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传染效应研究

对中国某保险公司75个团队、270名员工的3轮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领导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对团队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自利型伦理气候在这个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多层次模型分析表明,领导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和下属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呈正相关关系,而下属道德滑坡在这个过程中起中介作用。总之,领导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在团队和下属中存在传染效应。     

我国税务人员行为目标探索——来自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设计《我国税务人员税收征管努力程度影响因素》心理评价量表和环境评价量表,并进行抽样调查,来测量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以及不同的影响因素存在的客观税收征管环境。我们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加以检验之后,发现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专业能力、提升与鼓励、报酬、福利、人际关系、外部影响等6因素,并且6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样本之间呈现出很强的共性。通过对环境评价问卷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共性是和客观税收征管环境相吻合,由此文章总结出现阶段税务人员的行为目标。最后文章针对税务人员心理需求和征管环境不和谐之处,对税收管理提出改进建议。     

“行高人非”:旁观者不道德侵害“好公民”的原因及其机制探析

组织公民行为是组织成功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以"好公民"为视角,探讨了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与后果,至今少见从第三方(旁观者)视角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对旁观者而言,他们可能对"好公民"的组织公民行为本身、动机以及结果形成负面认知,因而可能做出伤害"好公民"的不道德行为。为系统探讨组织公民行为的这种不道德旁观者效应及其机制,本研究提出了在"认知-情感-行为"框架下研究"旁观者不道德侵害好公民"之问题的新思路,分别依据社会比较理论、情感事件理论以及归因理论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和过程机制。这一前瞻性的探索工作,不仅剖析了旁观者为什么以及如何对"好公民"做出不道德行为,而且也为研究"组织公民行为的黑暗面"探究了一种新的可能方向,推动了组织公民行为的理论发展和创新。     

并购行为对企业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

研究运用财务指标法进行并购行为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分别对总体公司、收购公司、目标公司的并购前、并购当期、并购后的绩效进行对比分析,结论表明并购行为对公司总体、收购公司以及目标公司的绩效影响不一样。     

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来自我国合资企业的实证研究

这项研究以898个中外合资企业为样本,其中包括海外华资和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投资所建立的合资企业,分析了企业层面上的数据.假设文化能够影响企业进入的时间、行为和经营成果.通过AVONs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了文化和技术资源的影响.     

中国会计不道德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组织和社会环境的视角

从组织和社会环境角度出发,采用实证研究,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建立了基于组织和社会环境视角的会计不道德行为模型.通过该模型发现,影响会计不道德行为的主要因素是上级的压力、法律的惩戒力度和领导层的道德状况,并且还发现各个因子对会计不道德行为的贡献程度是不一样的.     

广告信息框架与信息目标对受众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亲社会行为广告效果的影响机制,从调节聚焦理论出发,选取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公交让座”情境,设计2(受众的调节聚焦特征∶促进聚焦/防御聚焦)×2(信息目标∶自己/他人)×2(信息框架∶损失/获得)心理学实验室实验,研究不同亲社会行为广告信息策略的影响.结果发现,“获得”信息框架对促进聚焦人群亲社会行为意向有积极影响;“损失”信息框架对防御聚焦人群亲社会行为意向有积极影响;信息组合策略强调“他人损失”时对防御聚焦人群亲社会行为意向的积极影响更显著.     

企业自主创新的融资行为及其对成长的影响: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背景下,资金瓶颈被认为是企业自主创新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相应资本结构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了企业的成长。以592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01-2010年共10年为时间窗,利用独立混合横截面回归方法研究了自主创新能力对融资行为的影响,以及财务杠杆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是用专利授权数还是专利申请数作为创新能力的替代变量,创新能力对内源融资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用专利申请数作为创新能力的替代变量时,创新能力对股权融资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而,创新能力对杠杆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并未发现杠杆影响成长的证据。     

目标设置对组织绩效影响的分析

在对于目标设置理论和不同激励理论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准确阐述工作绩效和组织目标的内涵,考察影响目标的设置重要性的因素,分析目标执行过程中的调节因素如何对组织行为发生影响,明确目标设置的局限性,并通过分析组织成员的"自我意识动机"具体阐述组织目标设置如何影响组织成员的行为,进而影响组织绩效。组织目标设置需要多方面考虑,首先要明确组织的性质,组织的结构以及组织的行为宗旨,然后根据具体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设置确立合理的组织目标,并且应该建立严密而准确的反馈机制。制定当外部因素对组织行为产生影响时的调整策略。     

行为合理化对销售人员灰色营销行为倾向的影响

以中国企业间购销关系为研究平台,基于卖方视角,以计划行为理论和营销道德理论为基础,实证检验行为合理化对销售人员的灰色营销行为决策的影响,特别是行为合理化的调节作用。运用情境法对148位销售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使用SPSS 15软件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计划行为理论对中国销售人员的灰色营销行为有很好的解释作用;行为合理化对销售人员的灰色营销行为没有直接影响,但是会调节不道德性评价和感知的选择自由度与灰色营销行为倾向之间的相关关系,而对感知的支持与灰色营销行为倾向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调节作用。     

隐私偏好设置与隐私反馈对移动商务用户行为意愿影响及交互作用的实证研究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移动服务商能够更便捷地获取用户个人隐私信息,而对隐私信息保护又相对薄弱,从而导致用户越来越感知到个人隐私信息缺乏控制,也进一步影响着用户披露个人信息与使用移动商务的意愿,因而有必要探索新的隐私保护方法,并通过实证研究对其有效性进行验证。基于此,本文以公平理论、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提出了面向移动商务环境的隐私偏好设置及隐私反馈,探究了其对移动商务用户披露个人信息与使用移动商务意愿（下简称行为意愿）的影响作用与机理,并采用PLS-SEM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所提出的隐私保护方法对用户感知的隐私控制（下简称感知控制）和行为意愿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感知控制间接正向影响用户的行为意愿,而隐私偏好设置和隐私反馈对用户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作用,且隐私反馈对隐私偏好设置具有替代作用。     

重复阅读对阅读行为的影响:来自眼动的证据

重复阅读能显著提高读者的阅读速度和效率。通过汇总重复阅读对读者阅读行为影响的眼动研究,发现重复阅读提高阅读速度的机制是:重复阅读减少了读者阅读的注视次数和回视次数,降低了平均注视时间和总注视时间,扩大了平均眼跳距离和向右眼跳距离,于是减少了阅读所需时间,最终提高了阅读速度。     

增强道德意识还是产生道德许可？助人声誉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员工不道德行为通常会对组织发展造成一定危害。目前有关不道德行为成因的研究主要从领导行为、组织氛围等角度进行分析,然而,很少有研究关注员工声誉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社会信息处理理论与道德许可理论,探讨助人声誉通过心理特权和道德意识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过程。通过进行多时段问卷调查,收集到391份有效匹配问卷,数据分析发现：(1)助人声誉正向影响道德意识。(2)助人声誉通过增强道德意识减少不道德行为。(3)助人声誉正向影响心理特权。(4)助人声誉通过增加心理特权促进不道德行为。本文验证了助人声誉对员工影响的两面性,打破了声誉对员工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的传统观点。     

股票市场的羊群行为与波动: 关联及其演化——来自深圳股票市场的证据

提出羊群行为指标以及基于多重分形谱分析的市场波动指标,运用Diks 与Panchenko ［19］提出的非线性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和Zebende［20］提出的DCCA 交叉相关系数,动态研究了深圳股票市场的羊群行为与市场波动的关联以及他的演变规律． 结果显示,深圳股票市场羊群行为与市场波动之间的关联并不表现为简单的线性方式,而是复杂的非线性机制; 金融危机前后深圳股市羊群行为与市场波动之间表现出方向不同的相关性和不同的因果关系． 总体来说,2005 年股改之前羊群行为与市场波动之间互不影响,2005 年至2007 年间羊群行为正向影响市场波动,而2008 年之后羊群行为负向影响市场波动,同时市场波动也负向影响羊群行为． 这一新的发现表明,市场羊群行为并不像传统研究所宣称的总是产生“正反馈效应”,有时也表现出“负反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