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别种的散文小品”——论周作人的诗体论

周作人认为新诗的诗体是自由体 ,自由体便于自由地抒写真情实感。他的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发展了胡适的诗体论 ,超越了中国传统的自由诗体论。周作人的诗体论对中国现代诗论和新诗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前导和促进作用     

论周作人散文的风格

平缓、平正、平实、平易、平质是周作人散文的内涵意蕴、文学追求、审美情趣、文风语言、秉性资质的集中体现。     

论周作人后期散文风格

本文认为周作人心中“绅士鬼”抬头后散文文风由前期向后期转变 ,风格转向平柔、内省、中庸、隐晦、模糊、清苦和闲适。与“鲁迅风”散文风格相对而另成一格 ,文风柔淡犹疑有余 ,清醒、果断不足     

周作人“文化救国论”新评

周作人制造、发明的"文化救国论"其"中心思想",即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同义语。周作人"文化救国论"的几个理论支柱:诬蔑气节,大反气节;炮制政治、文化二元论,人为地把政治、文化对立起来;所谓"不为国民政府守节"、"文化救国论"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对历史的曲解和嘲弄。     

周作人时事散文论

周作人时事散文创作几乎涵盖了辛亥革命至抗战之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留下了作者对中国现代历史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在创作上,周作人大胆探索,其时事散文包含了杂文、随笔、书信、序、跋等多种形式,在风格上,含蓄、隐晦,但富有反语、嘲讽,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周作人与北方左联——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

探讨周作人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北方左联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界对此鲜有探讨。本文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同时探讨周作人在公葬李大钊等事件中的表现，以此展开对周作人与谷万川以及北方左联之间紧张关系的探讨。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论周作人晚年的鲁迅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晚年的周作人继续写有大量的散文作品.周作人的这些晚期散文对于鲁迅研究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意义.作为鲁迅早年生活最熟悉的"亲历者",周作人晚年不仅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还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极具个性的独特视角和独特观点,这些都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论周作人的儿童教育思想

用作人是最早重视儿童教育的中国现代学者之一,也是最重视儿童个性并努力以理性科学的态度为孩子自由的精神世界说话的学者.他的儿童教育思想是丰富的、系统的,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他重视儿童主体性,提倡对儿童实时性教育等先进教育理念在今天仍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周作人与佛学文化

与传统文人之游心佛老相近,周作人最早接触佛学是以解脱内心苦闷为目的的。南京就读期间在“人生无常”情绪支配下,他偏于接受“生本不乐”的佛教生命观,这成为形成他一生苦质情结的起点;２０年代初道路再择引发的思想混乱,佛学“众生平等”的普亲观对他产生了更强的冲击,由此强化了他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人道情怀。而真正显示周作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是在于他接受佛学主要用于人格意志与思维方式两方面的建设。原始佛教缘起性空论强化了周作人反权威偶像的人格精神,帮助他摆脱黄金时代终将到来的盲目情绪;而佛学“空有不二”的思想则有力促进他辩证思维的形成,从而使他避免了简单线性因果思维方式的桎梏。     

从周作人书法风格论"书如其人"

周作人在书法上用过不少功。即便从人品上说,“书如其人”依然是重要命题,技法层面之上的作品气息与人的气息往往相互映照———尽管周氏有仕伪记录,仍是“书如其人”的典型例证。     

周作人前期散文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

周作人前期散文中 ,无论是不同程度蕴含“浮躁凌厉之气”的那类创作 ,还是写“身边琐事、草木虫鱼”的那些作品 ,其平和冲淡的风格始终是一以贯之的。本文从语言和文章方法两个方面审视前一类散文的冲淡 ;从题材的选取、意境的创造和语言的“涩味与简单味”等方面审视后一类散文的冲淡     

论周作人笔下的东京形象

周作人笔下的东京形象既是自我的社会镜像,又是建立在民族复兴意义上的日本文化和生活想象。周作人在个人性分与民族古昔里找到了与东京日常生活的契合点,对落语、川柳、浮世绘等的接受确立了他介入五四新文学的角度和姿态。民俗、遗传和国粹则是另外形式的“日常生活”。周作人的东京形象重构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自我与他人或自我与世界的调适风度。在反抗与革命的框架下,周作人别构了日常生活的现代性空间。     

论周作人女性观的形成与特点

周作人的女性思想是他思想中最有光彩的部分之一。他的女性思想从最初的关心同情妇女,进而发展到"女性的发现"和女性性解放。周作人的女性思想既是时代和个人经历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又与日本和西方外来文化影响有关。他关于女性性解放,个人觉醒的思考,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仍不失启迪意义。     

论周作人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五四时期,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与宗教关系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但是由于宗教本质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因此,它与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是根本对立的。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又对中国文学的“准宗教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应该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办差”。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使周作人的思考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对话性。     

论周作人的故乡情缘

周作人一生充满矛盾,于故乡矛盾的态度即其一例.该文从知识分子精神追求存在永相矛盾的两面,即回归自我、实现精神自由无拘的向往与投身社会、参与现实变革的渴望这一理论观点出发,认为周作人笔下的故乡其实存在着两个具有不同思想内涵与不同审美结构的故乡,即梦幻故乡与现实故乡.它们分别反映着周作人作为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一个方面.由此深入分析,该文的结论是周作人于故乡的态度并无矛盾.这一观点也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周作人身上的其他矛盾.     

周作人文学思想三论

文学思想意指对于文学的思想。周作人提出“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掐臂见血一、“视觉的盛宴”等文章观念，忧惧心理是周作人杂诗文化心理的主要内容。文学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文学就是强调个性，失去了个人，文学就异化了，也抹煞了文学。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论周作人的传统文学价值观

在"五四"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风气下,周作人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传统,与传统对话,并向传统文学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资源。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他以传统为中心辐射异质文化,为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注了生气。     

论周作人前期思想的演变

周作人作为著名的散文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 ,在其早期生活的三个阶段中 ,大量材料说明其在政治意识和文学思想两方面的思想演变有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