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及其意义——兼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向

曾国藩“汉宋兼采”及具有经世致用特征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力侵逼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曾国藩萌生了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意识。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的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倡导派遣留学生、创办近代机器工业、兴办新式学堂等等,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开展作出了贡献。同时,曾国藩的“中体西用”的现代化价值取向,使得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只能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开先河者。     

浅谈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发展变化

曾国藩是最早的洋务派,但其洋务思想前后并不一致。他初入官场时恪守“夷夏大防”;60年代一改初衷,积极主张“师夷长技”,表现出一定的爱国热忱;然而70年代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又被舆论斥为“汉奸”、“卖国贼”。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前后变化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变局时的思想发展轨迹。     

论曾国藩的“孝友传家”

“孝弟”是曾国藩在家规家法中特别重视的一个方面。研究曾国藩“孝弟为本”的思想，既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曾国藩，又能挖掘出不少的对于今天的人们可资借鉴和启迪的东西。文章从四个方面对“孝弟为本”思想进行了阐释：一、“孝友传家”是曾氏家族的优良传统；二、曾国藩毕生极重“孝弟”的缘由；三、曾国藩毕生极重“孝弟”的梗概；四、曾国藩极重“孝弟”的评介。     

曾国藩与“西学东渐”

被誉为“同治中兴”三大名臣之首的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毁誉参半、评判存异的人物之一，著名的革命家章太炎贬其人，以为“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耍其天姿，亟功名善变人也”。然曾国藩作为中国洋务运动中最关键的地方重臣，其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和推行留学教育方面可谓劳苦功高、硕果累累，开创了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新局面，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投身洋务运动 发展近代工业19世纪60年代，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而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主体的农民起义方兴未艾，民族矛盾…     

论曾国藩的外交思想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破坏者和建设者。对他的外交活动,向来的评价是见仁见智,有褒有贬。本文试图分析指导曾国藩外交活动的思想及其变化趋势,并探究影响这种抉择的原因和要素,力图从心态历史学的角度勾划曾国藩外交活动的主流。认为曾国藩并非是一个“汉奸”、“卖国贼”,而是一个为维护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统治,在内忧外患中“理势并审”,处理外交事务,试图卧薪尝胆但终无可奈何的爱国者。     

毛泽东与曾国藩──兼论湘学传统的特征

本文从中国文化传统与带有地域性特点的湘学传统的角度，考察、分析了毛泽东与曾国藩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形式特征上的传承关系。文章认为，毛泽东与曾国藩无疑有着本质区别，但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形式特征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表现为既高扬伦理意志，又力主求实务实的事功精神，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互补与冲突。这也许是他们拔起寒乡、叱咤风云而晚年又陷入悲剧的深层文化根源。     

全面评价曾国藩──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

本文从七大方面对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的学术观点作了综述：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外交；五、关于青年毛泽东为何“独服曾文正”的问题；六、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七、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曾国藩的礼学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

曾国藩的“礼”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至高无上的本体 ,都具有无所不包性。曾国藩把义理学、考据学、经济学、词章学综合于礼学 ,黑格尔则融合各家各派于一身。曾国藩修齐治平的逻辑过程 ,与黑格尔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的辩证发展过程具有相似性。     

曾国藩的人才思想

曾国藩以培植、宏奖人才自诩,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一乐〈见己未九月《曾文正公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对于曾国藩的知人善用,封建阵营普遍评价较高。曾氏的故旧门生尤多赞语。何璟在奏疏中说:“曾国藩昔官京朝,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之才。罔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苏抚奏疏》)。郭嵩焘为曾国藩作的墓志铭说他“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见曾集附录〕。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云:“湘乡……尤善相士,其所识拨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即如刚直自负的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交恶,“彼此不通书问”(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在曾国藩死后,仍书寄联挽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同上)。今天,在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到,拥有雄厚的人才阵营是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浅论曾国藩的“知人之明”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为清政府立过汗马功劳的曾国藩，却有一个长处即“知人善任”。首先是“识人”，即知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曾国藩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重。强调忠、勤、勇三字。其次是“用人”。曾国藩的用人方针是“广取慎用”。即“取之欲广”，“用之欲慎”。但有时则不拘一格，大胆提拔人才，再次是“育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他则全力培植、扶持，使其早日成才，为己所用。曾国藩还能做到庸才不举，非才不用，即使是自己的亲友也不例外。因此他才被清廷誉为“中兴名臣”。     

曾国藩典衣买书

大清名臣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内的藏书多达30多万卷,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在这30余万卷藏书中,一部叫《二十三史》的书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它是曾国藩进京考试返乡途中典衣买回的。道光十四年(1834年)八月,曾国藩参加湖南乡试,一举及第,成了举人。次年,曾国藩参加会试,不幸落第,便寓居京师的长沙郡馆读书,想来年参加“恩科”殿试。次年,曾国藩参加了“恩科”殿试,然而,又名落孙山。他只好离开京城,于是决定沿大运河南下,绕道扬州、金陵,再回湖南老家。曾国藩举债赴考,身上盘缠所剩无几。在经过江苏睢宁县时,得知同乡易作梅前辈…     

论曾国藩修身养性的道德追求

曾国藩，清王朝中兴名臣，历史上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其一生非常讲究修身进德，他把修身进德同学业作为人生的两大财富。现从“自然”、“无欲”“宽容”、“勤俭”、“自警”五个方面论述了曾国藩的修身方法。     

略论曾国藩镇压捻军及其失败

1864年7月,曾国藩指挥湘军、淮军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当地主、官僚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时,捻军却驰骋黄淮流域,横扫千军如卷席,1865年5月,全歼清政府“剿捻”统帅僧格林沁所部清军。清政府立即任命内战老手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剿捻”。6月,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制定了凶狠、恶毒的战略战术,然而,英勇善战的捻军,照样把曾国藩打得损兵折将,一败再败。曾国藩终于在捻军的打击昌,内部矛盾的煎熬下,承认自己“剿捻”的失败。一、捻军的兴起与取得全歼僧格林沁军的辉煌胜利捻党起源于山东,出现于康熙(1662—1722)年间,起初是一种游民组织,后来,从山东     

曾国藩治军方略刍议

曾国藩作为近代盛名的军事家、战略家和理学家,其治军方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曾国藩的治军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仁”、“礼”为治军之源,“忠”、“信”为行军作仗之本;二是实行“训”与“练”兼施之法,训营规,训家规,练技艺,练陈法;三是协调军队内外的各种关系,使诸将一心,万众一气。曾国藩治军思想的研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宰天者人：曾国藩鬼神思想发微

曾国藩的鬼神思想反对鬼神作为实体的真实存在,且表现出“宰天者人”的倾向。在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曾国藩倡五经而反《新约》,崇孔子而斥上帝,以理性主义的儒家礼教对抗神秘主义的宗教神权。曾国藩曾主持过求雨、祭祀龙王等活动,但其本意是通过“神道设教”实现其教化目的与政治目的,以稳定人心、消弭拜上帝教的神权影响为指向。在对天人关系的表述中,曾国藩所说的“天”主要是“义理之天”,而非人格神意义上的“主宰之天”;他强调“宰天者人”,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与决定性力量。     

试论曾国藩的教育观

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曾国藩的教育理论及其方法。（一）“隆礼”：曾国藩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旧宿，（二）“西学为用”：曾国藩教育思想的近代化成分；（三）知行并重：曾国藩的教育方法。作者认为，由于曾国藩处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政治风云复杂多变的时代，因而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印记的双重属性，并且在中国近代一部分士大夫乃至下层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     

点亮心灵深处的灯盏 ——评《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作者以深厚的学养、出色的才华和敏锐的眼光破译了曾国藩“为师为将为相”的人生秘诀,探究了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智慧,是点亮曾氏心灵深处的灯盏。全书视野开阔,立意深远,点评精当,笔调轻松,语言生动,集知识性、思辨性与趣味性于一炉,是一部成功的文化随笔、学术随笔。     

曾国藩“汉奸”说质疑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影响较大的人物。在他死后的一百多年里,不同的阶级对他作出了不同的评价。由于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挽救了清王朝的灭亡,保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且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提出了一套思想、理论。所以,被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家描绘成可与“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相媲美的“中兴名臣”。被反动统治者视为“圣贤”、“楷模”。辛亥革命时期,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满”宣传中,有人斥责曾国藩是屠杀同胞,不明民族大义的汉奸。抗日战争后期,曾国藩又一次被戴上了“汉奸刽子手”的“帽子”。新中国成立     

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略论

曾国藩以理学信徒自我标榜,宣称“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御制碑文》: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但他又同时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李元度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对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今人论及较多,对其经世思想则谈得甚少。有的同志更断然否认曾国藩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联系,否认他有经世思想的存在,说曾国藩“成年累月研究的是天理、人性、三纲五常、‘主静’、‘静坐’、格物致知”(董蔡时《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