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治理问题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已然成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直接相关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和责任。为了应对环境问题全球化和适应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政府治理必须创新。首先,改变政府治理理念,加强生态教育宣传;其次,调整政府职能体系,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最后,完善政府治理的生态绩效考核机制,加强生态监管能力。     

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价值、困境与对策

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对于政府与企业、社区、生态型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各界公众形成合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要认真正视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的主要困境,采取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的有效举措,遵循生态善治的原则,以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所组成的生态治理联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信息公开制度、生态治理协商民主制度、生态治理集体行动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促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论新型城镇化大时代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

截至2016年11月29日,国家发改委已陆续公布了3批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名单。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本质要求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导角色,地方政府在现实治理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困境,如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不合理造成排污排气监督治理困难,生态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主体不完善造成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落实不力,地方政府“经济人”与“经纪人”双重属性使其本能地同多方主体角力,生态建设周期漫长导致政绩与任期错位等。鉴于此,必须加快产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并加强产业布局与产群化管理,促进科技型产业与循环型产业发展,重建生态绩效考核机制,并籍以发展多中心治理模式和出台生态建设法律法规,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的形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驾护航。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县域治理的结构转型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影响下,中国县域治理结构出现了全面转型.县域治理结构的全面转型包括目标转型、事务转型、关系转型和治理限度,县域治理的总体目标从追求经济GDP转向追求绿色GDP;县域治理的事务类型从专门型事务转向整体型事务;县域治理主体中的部门关系从分立到互信,政企关系从合谋到合作,政社关系从悬浮到嵌入.然而,由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系统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不是一时能够完成的临时性任务,财政约束、高标要求和企业瓶颈构成了县域治理的限度.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要着重考虑县级政府的任务承接压力和地区发展压力,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缓冲空间和过度地带.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适应行政民主化潮流和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而协同学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形成机制应着力于从主体互动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监督惩罚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构建,并从理念、机制和行动三个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系统设计,即通过培育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理念,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绿色绩效考核机制和全面推进多元主体环境信息公开共享等路径来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论政治文明建设视野下的政府治理文明目标及其路径

政治文明建设离不开政府治理文明。作为权力配置、权力使用、权力运行及监督文明主要体现的政府治理文明,本身就是政治文明的重要部分,更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经之路。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的普遍趋势,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政府治理文明获得了新的内涵和体现形式。在对我国当前政府治理体系的局限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提出的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分权政府、民主政府及服务政府的目标,提出了以职能转变为中心、实行政府机构改革、加强民主参与、培育公民社会、实现治道变革等我国政府治理文明建设的可行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政府管理模式优化

生态文明追求既表明了当前人类历史发展的困境,又预设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从而必然成为审视和改进现有政府管理模式的价值依据。当前,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经常力不从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其根源在于政府管理模式方面存在缺陷。因此,实现政府管理模式的优化是当前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政府管理模式优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摆正政府角色地位,建设"社会本位"的服务政府;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建设"生态优先"的责任政府;再造政府管理流程,建设"协调高效"的整体政府;合理选择政府治理方式,建设"位置恰当"的善治政府。     

数字文明新时代背景下的数字政府建设：规划图景、改革路径与实践经验

数字政府是指政府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互联网技术，对治理过程所需的各种数据和信息以数字化形式自动采集、整合、储存、管理、交流和分析，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与决策科学性的新型政府运行模式。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指数级的速度不断深化拓展，人类加速迈入数字文明时代，互联网与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备项。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创新成为驱动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强大内生性动力。面向未来，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以数字化引领智能化、以数字技术赋权公民参与，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既是守正创新和开创政府治理现代化变革新局面的重要抓手，也是在数字文明时代取得全球数字治理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举。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举措——论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的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对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为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顺利实现,需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其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综合研究分析了以往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的不足和问题之后,提出转化以GDP最大化到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发展模式、打造多元共治的生态治理体系新面貌,以及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力度等建议。     

谷文昌生态治理高效动员方法及现实启示

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环境问题的根本举措,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谷文昌生态治理高效动员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的重要利器,值得学习和借鉴.目前,广大群众治理生态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不高,但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浩大的基础工程,需要广泛动员群众、凝聚人心、依靠群众,才能汇聚形成强大的生态治理合力.为了提高生态治理动员方法实效性,我们深入研究谷文昌生态治理高效动员方法,为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尽绵薄之力.     

湖泊流域生态治理政府责任机制建设探究

湖泊流域生态治理政府责任机制是指为实现和维护政府生态职能,保障公共利益,通过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政府生态责任系统内各责任主体之间构成完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循环体系。湖泊流域生态治理政府责任机制建设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明确总体要求,并通过优化责任履行机制、健全责任保障机制、完善责任评价机制和构建责任追究机制等方式实现。     

弘扬生态文明推动江西经济跨越式发展

发展生态文明,推动江西跨越式发展,是江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江西具备发展生态文明的基础,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应该加强生态文明的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生态道德素质;治理并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构建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都市圈”区域生态的府际合作治理

我国改革开放较为明晰地表现为两大运作路径:城市化和工业化,通过工业化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实现了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当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亦为工业化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实现载体。然而,现行的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囿于技术理性泥潭,无法自拔,虽带来巨大的建设成果,却也陷入了生态环境普遍性恶化的窘境。因此,如何对城市生态问题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杨华锋博士、刘祖云教授以地方性知识在传统社区所表现出来的生态价值为分析视角,探寻了遏制消费型生态危机、塑造和谐城市的不竭源动力。余敏江副教授从利益视角出发,探讨了城市生态象征性治理的形成机理及其消极影响。施从美副教授则从政府购买生态公共服务视角,探讨了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失灵及化解之策。沈承诚讲师从理念、利益和行为三个维度分析了"都市圈"区域生态治理失灵的根源,并探讨了应对之策。上述论文成果虽存在视角和知识结构的局限,部分观点亦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作者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示。城市生态问题的治理研究方兴未艾,希望更多学者积极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乡村振兴中严明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历史进程与实现路径

严明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是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现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乡村振兴中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缺乏系统化体制和机制、部分干部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乡村振兴中严明政府生态责任的实现路径如下:一要强化底线思维,发展绿色农业,保证农业生...     

城市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

城市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依托法律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城市生态环境的法治化治理具有必要性。当前城市生态环境的法治化治理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思想意识困境、法律制度困境以及实践困境这三个方面。城市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完善路径主要有：强化思想意识，提高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完善立法制度保障，健全环境司法救济渠道；政府之间统筹合作，建立环境综合执法机制。     

基于共词分析的中国生态文明政策网络研究

考察生态文明政策网络的结构特征,有助于探究政策重点及其演进方向,进一步提升政策效力。搜集“十七大”首提“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发布的37份政策文件,运用共词分析方法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基于外在政策互动均衡和内生政策参与动力构成的生态文明理论框架,通过政策网络中心性、政策主题群和结构洞等指标的测度,对生态文明政策网络开展系统研究。研究发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政策已初步形成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的格局;构建起包括中央政府统筹的战略布局、核心部门主导的协调实施、重点领域示范的先期推进、内外环境约束的配套支持等在内的多层次政策体系。分析认为,该政策领域有待加强的方向和重点包括:构建生态治理体系,促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引领发展转型的先导,完善作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手段的生态法治和生态文化,提升部分政策工具之间的关联性。     

国土空间治理与央地协同：基于“区域—要素”统筹的视角

明晰国土空间治理中的央地关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也是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深水区。我们立足于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应用“区域—要素”统筹的分析框架,探讨国土空间治理领域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互动的基本逻辑与纵向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提出“区域—要素”统筹是理顺央地事权关系、搭建现代化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关键,进而在“区域—要素”统筹的理论框架下提出旨在“区域功能有序”的央地协同机制和“要素有效管控”的央地事权分工方案。未来我国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权责清晰,形成各级政府权责分明的制度化分权模式;底线思维,加强中央政府对安全风险与空间结构的底线管控与局部聚焦;协同共治,以自然资源管理为支撑的区域统筹治理将成为央地协同的重要途径。     

论城市生态象征性治理的形成机理

我国改革开放较为明晰地表现为两大运作路径:城市化和工业化,通过工业化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实现了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当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亦为工业化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实现载体。然而,现行的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囿于技术理性泥潭,无法自拔,虽带来巨大的建设成果,却也陷入了生态环境普遍性恶化的窘境。因此,如何对城市生态问题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杨华锋博士、刘祖云教授以地方性知识在传统社区所表现出来的生态价值为分析视角,探寻了遏制消费型生态危机、塑造和谐城市的不竭源动力。余敏江副教授从利益视角出发,探讨了城市生态象征性治理的形成机理及其消极影响。施从美副教授则从政府购买生态公共服务视角,探讨了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失灵及化解之策。沈承诚讲师从理念、利益和行为三个维度分析了"都市圈"区域生态治理失灵的根源,并探讨了应对之策。上述论文成果虽存在视角和知识结构的局限,部分观点亦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作者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示。城市生态问题的治理研究方兴未艾,希望更多学者积极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论甘肃省酒泉市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在全面分析了酒泉市人口与资源、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污染控制等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根据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酒泉市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状况,提出了进一步加快酒泉市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措施:推进国土综合整治,加强国土空间开发管控和土地用途管制;推动绿色发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加强污染综合防治,实现由污染物减排总量控制向综合改善环境质量转变;加快推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强化环境安全管理;坚持保护生态环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保护屏障区;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管理制度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形象构建

如何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按照现代政府的标准推进政府形象建设,这已成为现代性条件下政府建设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政府形象的构建关乎国家治理的效率与效果,政府形象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新定位,政府形象助推政府自身建设的转型。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参照,我国的政府形象建设还存在政府形象亲和度不够,政府形象的传播力不足,政府信息公开与透明度亟待提升等问题。这就需要培养和强化政府形象意识,将政府形象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加强政府决策的形象管理,为政府的"面子"做好"里子";运用多重载体加强政府形象的传播;按照现代政府要求着力攻克政府形象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把政府形象建设纳入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战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