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

大一统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着力宣扬的一种思想。《史记》的编撰从体例到断限都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史记》通篇内容对自黄帝以来中国大一统政治进行了颂扬;司马迁夷夏一统和以夏统夷的民族观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司马迁还希望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来完成学术思想的大统一。     

司马迁与董仲舒夷夏观之比较

董仲舒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涌现出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本文着重对两人的夷夏观作了比较论述,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儒特别是《公羊传》的夷夏观,他虽然从大一统的角度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思想,却重视依据"从变从义"的原则,借助于灾异论的形式来辨明夷夏之别;司马迁则"不斤斤于夷夏之别",《史记》从编撰体例到思想内含无不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夷夏一统的思想。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刘安《淮南子》的编撰思想

《淮南子》是西汉前期的一部集先秦思想之大成的绝代奇书。其编撰宗旨是"纪纲道德,经纬人事"。在这一思想的导引下,《淮南子》以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道"为逻辑起点,以"明道"为基本线索,并贯穿自然、社会和人类之中,构建出庞大的思想体系。"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的思想和气魄催生出"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的编撰选材观,赋予《淮南子》汇聚诸子、熔铸百家的卓越品格。而"多为之辞,博为之说"的编撰风格论,既是出于阐述"至深"之"道"和"至众"之"物"的需要,也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主动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淮南子》颇具铺张扬厉的汉赋之风。《淮南子》以其博大精深的编撰思想,奠定了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编撰史上的不朽地位。     

论司马迁作《吕不韦列传》的笔法

司马迁作《吕不韦列传》时表达了三种叙述倾向,一是选择典型事件从社会运动大势的角度肯定吕不韦在秦国政治中的特殊作用;二是针对吕不韦淫乱秦宫闱一事,表达了道德批判的立场;三是以生动的文学语言塑造了吕不韦的形象,在充分肯定《吕氏春秋》的基础上,以价值评判为尺度表达了赞赏吕不韦的态度。吕不韦及门客编撰的《吕氏春秋》在秦国政治史中有特殊的意义。《吕氏春秋》通过介绍齐人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为秦统一关东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找到了理论依据。司马迁的历史"通变"观是以五德终始说为基础的,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肯定了吕不韦及《吕氏春秋》在秦国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在本传中,司马迁采用"互见法"重点叙述了吕不韦一生中的两件事。一是采取措施,优先发展农业、奖励耕战;二是选拔和重用贤才,同时也对吕不韦的投机行为进行了批判。     

借天道说人事——论《史记》对《诗经》的接受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对史传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正是在《诗经》的滋养中,成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思想。《史记》对于《诗经》内容的化用,对《诗经》"微言大义"的发展,以及阐述司马迁记史观念,都体现了"借天道说人事"这一非因果论的天命观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论司马迁的货殖学说——读《史记·货殖列传》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的经济史传,它在我国古代经济史,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货殖列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我国古代第一篇系统论述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专著,并以此为内容形成了司马迁的货殖学说。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同他的史学思想一样是自成一家之言的。本文试就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货殖学说进行系统的论述。     

论司马迁的乐学思想

接受先秦乐学 ,司马迁明乐是将乐视为治道的途径的。礼与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 ,司马迁的乐学思想主要保存在《史记·礼书》和《乐书》之中 ,并且反映在他的诗乐观方面。乐为“德音”是讲乐化的力量 ,司马迁主张以德洽天是以《诗·颂》为最高准则的。就司马迁的乐学思想而言 ,虽主要是儒家的 ,即远绍孔子 ,中接孟子 ,近袭荀子 ,但又直承《礼》、《乐》的统绪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论经学对《汉书》思想的影响

《汉书》是在浓重的经学氛围中编撰而成的。经学对《汉书》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以经学思想改造《史记》文本;二,以大雅精神评判历史人物。     

论《庄子》之“奇”对司马迁“爱奇”的沾溉

以比较的方法,探究《庄子》之"奇"对司马迁之"爱奇"的影响和沾溉。《庄子》以"奇"寓意是司马迁用"爱奇"以表达"一家之言"的先声;《庄子》的奇人、奇事为司马迁"爱奇"以记"奇人"、"奇事"提供了借鉴;《庄子》之"奇"的浪漫特色是司马迁"爱奇"所表现出浪漫性的启导。     

司马迁文学批评思想新探

司马迁文学批评思想十分丰富,除了发愤著书、以诗论赋、以诗论骚等内容外,还颠覆了传统的"三不朽"观念,抬高著述立言的地位;较早对作品风格与作家之间关系展开探讨,其观点为"文如其人"之先声;以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为记事性著述辩护,指出其文体性优点,抬高其地位,同时也反映了司马迁对单纯记事的否定;司马迁文学批评思想中有很多观点来自《易传》,本文对此也作了简单探讨。     

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伦理思想。     

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书写——以《文选·报任少卿书》篇首异文为中心

司马迁详述作史缘由的《报任少卿书》,是《史记》接受史上的一篇基础性文献。然而后人疏于辨识的是,信中自称太史公的司马迁,实际身份却是“尊宠任职”的中书令。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对武帝颇为忠诚,这也影响了《史记》的颂汉书写,但由于中书令为时人所轻,故司马迁更愿以在史官文化传统中颇为人重的“太史公”自称。《汉书·司马迁传》在标举司马迁中书令身份的前提下,径行省去篇首“太史公”一语;萧梁时期,太史公的文化身份得以凸显,故《文选·报任少卿书》补录了与书信内容相呼应的“太史公”一语。《汉书》之省与《文选》之录,皆未能体察中书令司马迁自称太史公的内心隐曲。     

王质《诗总闻》体现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王质是宋代《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诗总闻》是他历时三十年而编撰的学术专著。该书废序言诗,独创"十闻",他的论说"因情求意",以示今古虽异、人情不远,以比较批评的方法扬弃前人之说、树立作者之意,并且征引屈原《离骚》、焦氏《易林》进行《诗经》解读,尝试比较品评,多发个人新见,具有独特的思想和方法。     

司马迁与屈原——读《屈原列传》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主名的伟大诗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给这伟大诗人作传记,记叙其一生的事迹,对其人格、成就给以最高评价的人. 可以断言:如果司马迁不写《屈原列传》,后世就不会知道在战国时期楚国还有过屈原这个人.从王逸、刘勰、朱熹到郭沫若,人们一致认为《离骚》是《诗经》以后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辉煌空前诗作.他们所以有这样同一的认识,就是由于研究屈原在知人论世方面所依据的第一手资料,都是司马迁的《屈原传》,毫无例外.     

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经济史传,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他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确立之后第一个鼎盛时期,经济空前繁荣。司马迁在青年时代的漫游活动和后来随从武帝巡行,使他有机会了解祖国各地的经济情况。因此,丰富的实践知识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形成了司马迁的一套完整的经济思想。从《平准书》、《货殖列传》等篇中可以看出,他在经济思想方面是有许多真知灼见的。无论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超过了前人,达到了汉代经济思想的最高水平。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史记》与《周易》经传

《史记》与《周易》经传关系密切,最早由近代学者刘师培提出。他写过《司马迁述〈周易〉考》。其中说,“史迁谙明《周易》”,“史迁曾以甄明《易》义为己任”。由于此文重点在于考证西汉学者说《易》的真相,关于《史记》与《周易》经传的关系犹未深论。刘节教授著《中国史学史稿》,明确指出《史记》对于《易传》历史观“有继承关系”;并说“谈、迁父子的哲学思想,主要的是出于《易传》”。但是,关于《周易》经传的方法论如何指导《史记》的编撰,尚未论及。木文从这方面考察司马迁的《史记》。一谈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不能不提其父司     

论司马迁的义利观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史记》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司马迁关于义利的思想尤为丰富、深刻。《史记》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体现出司马迁尚义、重利、义利并重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