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表七州”和北朝文化

“河表七州”曾为南朝疆土 ,在学术、文艺上都近于南朝。入魏后 ,此地人士虽受到北魏统治者的歧视 ,但他们将南朝学术带入北魏 ,对南北学术交流和北魏学术文艺的兴起 ,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北魏孝文帝之南征战略及其相关争议考论

北魏孝文帝当政之前,北魏在军事实力上已超过了南朝,南北对抗的军事均势已被打破.孝文帝前期,其朝政决策人为冯太后,其时已有人提出灭亡南朝以统一全国的战略,颇合冯太后之心意.孝文帝亲政后,一再表达其南征与统一的愿望,并付诸实施,以致其排除各种阻力,迅速迁都洛阳,并在南迁草创之际,连续率师亲征,急于征服南朝.对于孝文帝急切的南征举措,朝臣中存在分歧与争议,其中一些鲜卑保守人物反对迁洛与南征,这与他们抵制汉化是一致的.河北与河西人士的态度有相似之处,对迁都与统一并不反对,而对进度和具体战术布局有看法,主张缓征.而南来人士和青齐人士则多积极支持,以争取功业.在强烈的统一愿望驱使下,孝文帝对反对意见简单压制.     

《魏书·食货志》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北魏统治者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热切希望将鲜卑民族融入华夏而成为中华正统。从经济伦理角度讲,《魏书·食货志》继承了《周易》中重视民众生存的"聚人以财"的治国原则和儒家思想中重视公平公正的财富分配准则,为证明北魏政权的中原正朔地位提供了一种有利的证据。     

论蜀汉之学术文化风尚

蜀汉统治者刘备、诸葛亮等皆出自寒门 ,在思想文化上儒、法诸家并蓄 ,表现出“驳杂”的特点。立国后 ,他们治国重法术 ,学术上尚能重儒 ,借儒者以完善典制、推广教育。蜀汉侨寓学者多习古文经学 ,给蜀地带来了新风尚 ;本土人士虽仍多因循今文经学 ,但在外来学风的影响下 ,正逐渐发生变化。     

北朝时期之玄学及其相关文化风尚考述

北朝时期玄学文化风尚并未完全灭绝.河西地区自前凉以来"号称多士"、"颇有华风",保存了玄学之因子;北魏灭凉,其学术文化传入平城,并影响到此后北魏之学风.北魏中后期,随着鲜卑统治者的汉化,大力传输南朝文化,北朝士风与学风显现出南朝化的倾向,以致北魏末与东魏-北齐之际关东地区出现玄化的高潮.北朝玄化风尚之传播,总是伴随着南朝人士的北徙,他们是南风北渐的主要裁体.     

崔浩之南朝情结及其与南士之交往考析

十六国北朝时期留居北方的汉族儒家大族代表多与胡人统治者合作,既促进诸胡之汉化,也巩固其家族社会之地位.但其内心深处,则视江南之东晋南朝政权为正朔,对其所承传之华夏传统文化表示认同,这就是所谓的"南朝情结".崔浩为北魏前期汉族儒学士大夫之领袖人物,尽管其在实际军政事务上多为拓跋氏统治者考虑,但对北魏鲜卑酋帅的南进策略则一再劝阻,表现出内心中的南朝心态.崔浩为北魏修撰朝仪制度,借重南朝士人,以转输保存于江左的汉魏典章制度.崔浩提携东晋一流高门太原王氏子弟王慧龙,目的在于提倡门第精神,实行门阀制度,促进北魏汉化.     

北魏南北尚书制度考

南北尚书制度是太武帝统一北方后,为适应新的统治需要由南北大人制转化而来.南北尚书职权广泛、 位高任重,是北魏前期最重要的职官制度之一.南北尚书曹不是胡汉分治机构,分置南、 北二部尚书体现了北魏对国内两大异质文化生态区域的重视.太和年间,随着北魏由二元型政治体制向封建国家转型的完成,南北尚书制度失去了存在意义,于是在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的官制改革中被罢废.     

北魏南伐江淮流域的环境与疫病问题初探——以公元450至451年太武帝南伐为例

自汉魏以来,北方人士眼中的江淮流域,始终为气候恶劣、疫病多发之区,在此地实际用兵时所遭遇的环境与疫病问题,造成了北人"南土下湿,必生疾疫"的忧惧心理,影响了北魏统治者南下用兵的计划与策略.为确保作战顺利,北魏如南下作战,则需注重对当地环境、水土的适应,考虑和采取一定的防疫措施以避免疫病的发生.本文即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以公元450-451年太武帝南伐事件为个案,分析江淮流域环境恶劣、疫病多发对北魏南征的影响.从此战的最终结果--北魏军队因战斗和疾疫引起的大量伤亡而撤围退走--这一点看来,北魏士兵尚不能抵御南方气候环境所引发的疫病,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和分散了北魏继续向南发展的力量.由此可见,环境与疫病当亦为影响北魏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西域胡戎乐在北魏的传播与被接受

北魏之前,西域胡乐已在内地流传。凉州作为胡乐东渐的第一站,对促进汉魏雅乐与胡乐的交融,起到了重要作用。北魏初期,宫廷音乐本用胡乐。立国既久,汉化渐深,统治者遂大力推崇雅乐,垂心雅古,务正音声,但北魏雅乐终不免戎华兼采、不辨雅郑,杂入了大量西域胡戎乐。这一有悖"礼乐治国"之状况,却推动了中古音乐从"教化民众"向"娱悦性灵"理念的回归;北魏文学更是吸收西域胡戎乐曲辞之悲凉意蕴,经艺术提升,变悲凉为壮美,文人乐府诗因此出现了瑰丽壮美的风貌。西域胡戎乐曲辞的自由体式,亦为文人诗歌吸收,促进了文人歌行体诗进一步走向成熟。     

从民族关系角度看道教与北魏的政治结合

北魏发展到太武时代,北天师道进入北魏与北魏政治结合,用神学为北魏政权作正统辩护,这是北魏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又成为促进北魏汉化和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支力量。其与拓跋统治者的关系,既有被利用的一面,也有主动有为的一面,这就是以神学服务于用夏变夷。     

论北魏时期二王行草对元氏墓志书法的影响

元氏墓志为北魏时期的皇家墓志,形成于北魏汉化的关键时期.由于墓主人的地位显赫,使得元氏墓志书、刻俱精,代表了北魏时期的书法水平,可与南朝书法相抗衡.元氏墓志在整个北朝书法中特色鲜明,与同一时期的造像记、摩崖等有较大区别,点画圆润,结构精整,用笔方圆兼施,其俊美秀逸的风格显然受到了二王行草用笔的影响.北魏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汉化政策,造就了元氏墓志在书法艺术、型制及文体方面新的成就,其书体风格在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大变革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隋唐书法艺术走向辉煌铺平了道路.     

论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

北魏的文学观念相对于五胡十六国而言,脱略了对南朝文学单纯的敌意而转变为自信从容的审视。这是北魏时期的汉化改革、南北交流的日益广泛、以及人口迁移等时代新变所造就的。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为隋唐的南北文学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略论北朝辞赋及其与南朝辞赋的异同

北魏前期,统治者对汉文化不感兴趣,文人缺乏良好之创作环境与切磋条件;即使在孝文帝迁洛以后,辞赋起步亦较晚,缺少技巧积累,故北朝前期辞赋之数量与质量均不及南朝,赋作主要继承西晋后期遗风。北朝中后期,受南朝文学浸润渐深,出现了袁翻《思归斌》、阳固《演赜赋》、李骞《释情赋》、李谐《述身赋》等名篇。作者刻意学习南朝赋作,虽然在叙事之详尽与艺术技巧上不及南赋,但其语言之质朴与笔力之道劲则为南赋所不及。北周之庾信,北齐之颜之推,虽为辞赋名家,但均来自南朝;而北朝最有成就之赋家是生于北齐、历周入隋之卢思道,其赋作兼具北赋刚健质朴与南赋绮丽细腻之特色,在南北贼风融合中,功不可没。     

北魏宗室外镇述论

拓跋元宗室是代北贵族集团的核心,是北魏统治的基石,因此他们在地方镇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西晋、南朝的宗王出镇相比,北魏宗室外镇具有自己的特点。即便北魏前、后期,外镇宗室在人选、职权、地位、任职地域等方面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宗室对稳定地方统治秩序起到了关键作用,终北魏一朝没有发生大规模宗室叛乱或内战,这与特殊的防限措施有关。     

南北朝时尚文化之地域观照

南北朝时期 ,儒学“独尊”的一元文化格局崩裂 ,文化发展趋向多元。以地域的视角来观照 ,南北文化在时尚文化层面各呈异彩 :审美时尚方面 ,南方是尚柔守雌 ,北方则崇刚守拙 ;生活消费时尚方面 ,南方是崇奢斥俭、追新逐异 ,北方却尚俭黜奢、进取务实。南北时尚文化之地域分流 ,透视出南北深层文化意蕴之歧异 ,大凡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诸隐性层面 ,南北意趣殊异。这一切基因于南北文化之地域生存背景的大相异趣。     

由圣到医:元代医祀三皇考

元代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尤其是蒙古人的重医传统和医者的行业习俗,促成元时三皇神格由上古圣王到医药之祖的转变。围绕着由谁主祀三皇的问题,元代的儒、医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为推进医祀三皇的现实化进程,时人从政治、文化和医统上论证了医祀三皇的合法性。元代医祀三皇不仅开创了王朝尊三皇为医药之祖而加以祭祀的先河,而且塑造了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并演化出相应的民间习俗。     

北魏《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与西域鄯善国

鄯善国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在西汉时期为西域设置的“西域都护”所统属,是丝绸之路西域南道重要的门户之一。东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鄯善等国基本沿袭了西汉以来为内地王朝所统属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洎至公元5～6世纪,在《魏书》《北史》等史书中也有关于北魏鄯善国的相关记载。本文主要以洛阳出土的《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为主,进一步探讨了北魏时期鄯善及车师前部等国的历史,补充史书记载的不足。     

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鲜卑皇族集团的汉化进程明显加快,其宗室子弟不断趋于雅化.北魏孝文帝及其他北魏后期统治者自身皆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出于推进其皇族宗室子弟汉化之目的,无不重视汉文化教育,其宗室人物之学术文化积累日益丰厚,以致北魏后期出现了一批以才学著称的宗室子弟,其中有的招集大量汉族名士,形成了诸多藩邸文化中心.就当时北魏皇宗汉化表现而言,孝文帝诸子、诸弟及其他皇室近系子弟,其气质表现与学术积累进展尤为突出,这自然与其地位及所受之教育等情况密切相关.     

北朝政权中的京兆韦氏

北魏政权下的京兆韦氏，有留北和北归两支，因为参与北魏政权的途径和寓居地域不同，各房支在北朝时期的发展具有较大差异。留北房支因为始终自保本贯，宗族乡里力量得到持续的巩固和加强，为后世政治权势和社会地位的中央化奠定基础，北魏分裂以后，他们较早投向宇文氏，进一步为后世冠达增加筹码；北归房支不复本贯，寓居各地，且各自孤绝。难以形成较强的宗族力量，在北魏分裂东西以后，随东魏北齐政权进退，周灭齐后，其房支不显。     

五代三司使考述

三司使是唐末、五代、宋朝地位显著的财政官员 ,它正式形成于后唐 ;它是统治者基于五代经济、政治形势进行探索后设立的 ;它的任职者权高位重、职掌全面 ;它的任免有一定程序 ;它也有局限性 ;它对宋及高丽王朝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