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华民族政治辩证法之源－－吴显庆《中国古代政治智慧》评介

中华民族的政治辩证法是早熟的,它与中国哲学的产生同步,或者说,中国政治辩证法的产生,乃是中国哲学产生的重要标志.因此,如果要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辩证法进行溯源研究的话,那就要把目光投射到中华民族哲学产生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然而,在我们这个具有数千年政治文明的古国,至今还找不到一本专论政治哲学产生时期的政治辩证法的著作,读者们只有在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古代辩证法"通史"类的著作中零星地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政治辩证法的一鳞半爪.2001年4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吴显庆著《中国古代政治智慧--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思想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吴先生以"十年磨一剑"的精品意识和科学精神,积12年之功,并得到其师北京大学张岱年先生、楼宇烈先生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在《北京大学学报》等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了22篇这一主题的论文,厚积薄发,最后写出了这部24万字的学术专著.     

论儒家历史哲学的演进

儒学在形成之初,就诞生了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王夫之等建构了传统儒家的历史哲学。到了近代,由于社会的变迁以及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的引入,儒家历史哲学出现了转型。其结果,儒家历史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更为完备。这对于中西历史哲学的互鉴,对于中国哲学整体体系的建构,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学科定位·理论主题·核心难题——关于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元思考

现代人的生活中轴由肇始于工业革命时代的人一物关系,到20世纪中叶逐渐转向人一人关系,而政治哲学亦随之成为哲学之显学,政治哲学研究占据着哲学研究的中心位置.本文在梳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哲学研究轨迹基础上,着力对中国近十年来政治哲学研究之学科定位、理论主题和核心难题进行了前提性的元思考,从哲学的历史与逻辑角度提出政治哲学是哲学的基本样式,其根本主题是共同活动方式或公共生活型式,其核心难题是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在理论构成上包含正论、政论、治论三个主要部分.     

钱穆的贤能政治论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钱穆先生针对中国近代以来主流学界的“专制政治论”展开了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诸多层面的反驳与论证，其中的政治学论述集中于作为政制史研究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作为宪制时评集的《政学私言》，其基本目标在于建构一种有别于又可适当兼容西方民主政治的贤能政治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展现了钱穆对一种类似于剑桥学派之“历史情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区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以及确立政制研究的“七步法”而典范体现于该著作关于汉、唐、宋、明、清的政制个案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非专制论”，并对中国新政治的建构提出若干建议。《政学私言》代表了1945年前后民国制宪过程中相对缺席之儒家立场，从传统政治论角度对五权宪法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从宪制的多重制度层面提出契合于传统政治原理的意见和方案。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以社会科学方法推进了钱穆政治学基本命题的当代展开。中国传统政治对当代政治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恰恰在于在一个“民主民粹化”的失序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     

金岳霖和中国传统哲学

本世纪30、40年代,金岳霖先生会通中西哲学,创造性地构建了自己的体系,写成《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三部著作,把中国近现代哲学推向了新的思辨境界。金先生对西学有深刻的了解,其著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了西方哲学的明显影响。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创作与中国传统哲学息息相关,是传统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结果。然而学界对此认识尚不充分,虽然也有学者触及了这一论题,但研究大抵以《论道》为限,笔者以为,金岳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展开于其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其逻辑研究发扬了先秦墨家的逻辑精神,其知识理论接上了自孔、墨、荀直到王夫之的中国传统认识论的主流,其元学探讨则饱含着民族的哲理情感并使传统天道观上的理气之辩重放异彩。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近30年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围绕传统政治观念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运用多学科方法,形成了价值取向不同的研究范式.抽象研究与评价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存在重大缺失.只有历史地解读文献,依托政治哲学的原始事实,分析主要概念、范畴、命题与判断等的逻辑内涵,梳理主要概念、范畴、命题与判断等之间的逻辑联系,才能完整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无为”之“德”:老子哲学的政治关怀及其现代价值

基于对前时代"德"观念的反思和批判,老子创立了由"自然之道"通往"无为之德"的"玄德"观念体系,该体系通过对"下德"("伪德")的思辨性重建,推动传统"德"观念进入形上状态,摆脱了孔儒哲学的"教化性"倾向,使"德"观念回归于自然理性状态,开启了中国思辨哲学之先河,为中国政治哲学树立了全新理念。"无为"根本之意在于"勿妄为",它要求减少强制、慎战惜战、节制私欲、拒斥"伪德"。追寻老子哲学的政治关怀,并发掘其"无为"之"德"的现代价值,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政治改革和政治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

政治哲学复兴的学术意义在于重建哲学与现实的公共生活的关系,其现实意义则在于分析和应对全球化时代日益复杂严峻的社会政治问题。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总体上仍然只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较量对决,而且有意舍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或使之边缘化。实际上,作为具有自身历史存在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不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及其社会文化的总体性问题,而且对非西方以及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分析批判意义;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析批判,也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强调的阶级分析方法与立场及其人类解放论,仍然是当下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     

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

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是关于探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的学说。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记载表述为历史,也从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为哲学思想,并成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把这种人类历史活动表述和总结的哲学思想,名之曰历史哲学。作为历史哲学的萌芽和雏型,应当起始于文明史的开端,而形成于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近代社会。然而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对人的社会关系以及物质与精神生产的记载,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某种历史哲学为指导。历史活动本身也在不自觉地作历史哲学的表达,历史主体的人以思想学说的形式,在不同的时代都作过同那个时代条件相适应的历史哲学的表述,目的是反馈社会,作为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媒介。历史活动、历史记载、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是不可分的。历史研究若不以历史哲学为指导,不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中国学者来说,历史研究——历史哲学——中国历史哲学,应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坐标。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路径抉择及其反思——以钱穆与冯友兰为中心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出现了"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疑问,此问题的背后可能缘于依什么样的思考框架来治中国思想作为历史的学问的问题。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作为历史的学问,学术界有多种做法,如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等。本文以钱穆与冯友兰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及其择取根据为例,以期窥探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因缘、问题、轴心、轨迹。钱穆不主张以分科之学特别是"哲学"来梳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神作为历史的学问;而冯友兰则是以西方"哲学"的框架来重新清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重要代表,其所著之"三史"、"六书",就是以"哲学"史的框架叙述传统,以"新理学"的框架开新。在对钱、冯二位先生的学术乃至哲学观的比较中,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到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生长发展的问题与特点。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文化语境

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使之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语境中拓展深化,日益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文化自觉。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文化思路具有学术深度和现实力度,这种思路为政治哲学的现实阐释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语境,这种文化语境呈现出中国日常生活的历史事实。离开中国的文化土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现实意义无从谈起;忽视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展开只能是一厢情愿。深入解读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及其文化语境,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中寻找思想的力量,在政治哲学的学术阐释中提升中国形象的文化内涵,于公平正义的现实诉求中深化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主题,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的文化使命。     

重估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当代价值和中国意义——青年哲学对话录(2014)

主持人语:今天,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划时代的变革。变革的时代强烈吁求和催生着思想和理论的创新。哲学,作为思想中被把握到的时代,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作为报晓人类解放的"高卢雄鸡",总是行走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最前沿。当今中国,哲学研究迫切需要实现一场凤凰涅槃式的蜕变和新生。今天,我们需要再度思考对话之于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从历史上看,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对话息息相     

冯契和西方哲学

冯契先生基本上没有写过专门讨论西方哲学的论著,唯一的例外大概是他为笔者和另一位作者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一书写的序言。然而,这并不等于他没有深入研究过西方哲学。冯先生多次谈到他跟金岳霖先生读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和布拉德雷的《现象与实在》的情形;他后来的著作——不管是构造他自己体系的三卷《智慧说》,还是系统反思中国哲学传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都充分反映出作者在西方哲学方面的深刻造诣。当然,他研究西方哲学的最终目的不在于理解西方哲学本身,而在于把它当作与中国哲学进行比较的参照系、把它当作提出自己哲学观点的理论     

论中国传统哲学的“和”

中国传统哲学的儒学、道学、玄学、理学等几大学派,都有自己的范畴群或范畴体系,也都论述过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早的范畴之一——"和",而且这种论述是历时几千年而不衰的.可是思想史界对"和"范畴的研讨却非常薄弱,至今仍没见到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作者想在这里谈一些看法,作为讨论.重点是要研究"和"范畴在自然哲学、政治哲学和艺术哲学中的具体内涵和作用,并从这个角度来探寻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特质及其历史功过.     

破除陈旧意识形态树立现代政治理念——读阙光联《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何以不可能》

阙光联先生在阐述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何以不可能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中,把君主立宪制在近代中国是否应当的政治判断转变为是否可能的学理分析,难能可贵。但作者仅以中国君主专制文化传统与近代君主立宪制的内在紧张与深刻冲突论证后者的不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嫌;作者没能从学理上论证近代中国共和立宪的必然性与可能性,更无史实的支撑,则使其对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不可能的全部论证缺乏辩证性。而其对英、日君主立宪制度的论证逻辑与两国文化传统和历史事实更是南辕北辙。阙先生在学理性论证的显在思路下,实际上是不知不觉陷入中国传统的国家神器、政治本位以及当朝合法性论证的泥坑。因此,本文呼唤以科学精神看待历史与现实,破除思想深处的陈腐意识形态,树立现代政治理念。这是我们当今进行政治文明建设的前提。     

突破教条、回到根本、畅所欲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高清海与孙正聿先生学术思想为例

高清海先生和孙正聿先生以哲人的勇气,大胆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范式。基于苏联教科书遗忘和误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严重缺陷,高先生从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统一的角度恢复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意识。孙先生继承了高先生的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反思"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针对传统教科书体系把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者割裂的状态,高先生和孙先生分别从不同的理论层次对其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并开拓了新的理论视野。高清海先生和孙正聿先生以哲人崇高的使命感和执著的自我意识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命运进行了深思,这体现了他们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畅所欲言、海纳百川的思想风范。     

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创新原则及其双重维度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方位,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用中国精神、中国话语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形态。这一重塑于方法论上不仅关涉由选择性继承原则向整体性继承原则的新生转进,同时还应在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统摄下的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两个维度递次展开,凭借批判性创新原则规定新的出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向度。纵观国内外研究,冯契先生可谓批判性创新原则的先行探索者之一,他所提出的“转识成智”的原则不仅突破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桎梏,而且使得中国传统智慧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得到了充分展现。基于此,才能进一步探讨由“转识成智”向“交往生成”逻辑延展的必然性,从而为新时代“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形态培育系统而深厚的方法论根基。     

《易经》中的身体哲学

哲学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我们当今时代的哲学研究是从意识哲学在转向身体哲学.身体哲学的研究就把我们的视角带向了中国的远古,在回归传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作为中华文化之源的《周易》中蕴含着丰富的身体观念,《周易》的作者以八卦表达了他对世界的哲学思考,画卦时“近取诸身”的思维方式,就是由自身出发观察宇宙万物的一种思维模式.     

王夫之史论的哲学基础和现实认识

王夫之的史论,不只是在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强调人臣义务的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判断或作为改革家极力主张的现实政治理论,而且更强调“变化”时代的意义,这就是其所具有的历史性。除《读通鉴论》、《宋论》之外,王夫之的大部分早期著作虽然主要是对经典的诠释,但反映其古代史论的内容也不少。在这些著作中,王夫之试图把观点和史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有意识地把评史和论政统一起来。因此,他的很多史论渗透着他自身很强的现实政治主张,同时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建构起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论1727年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

1727年出版的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约翰·伯克哈特·门肯撰写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论述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哲学史料等内容,勾勒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该书认为中国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提出了中国哲学中有为求知而求知与为政治服务两种传统,其基本原理可分为"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两大部分,其特点是注重实践性和政治伦理等重要观点。作为世界上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其诞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