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融通·价值关涉·自主创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三重理性向度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思想是有效引领社会发展实践的经验积淀与理论升华,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它相涉对话融通的交往理性,内蕴价值关涉的价值理性,蕴蓄自主创造的实践理性。其在交往理性向度中呈显了主体融通、文化会通与界域联通并存的对话意旨,在价值理性向度中彰显了人文关怀、共富关切与生态关照并重的价值趣旨,在实践理性向度中凸显了本质坚守、辩证推进与方法引领并进的创构宏旨。三重理性向度虽各彰其质、各显其能,但却不能离散而视、分割而论,它们共同建构和绘就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理性运思的逻辑内核与时代景观。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理性向度

日益受到人们关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演变而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做出的理性表达。从哲学理性的视域来看,这一观念彰显了三重理性向度:其一是走出一元独尊、倡导多元共存的公共理性向度;其二是追求和谐、崇尚对话的交往理性向度;其三则是务实去虚、"改变世界"的实践理性向度。公共理性体现了人类"共在"的本体论前提,交往理性为这一观念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实践理性则表现了这一观念务实去虚的行动精神。这三重理性向度有机地统合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前瞻性的观念之中。     

论马克思哲学探索中的两种理论向度——作为“理论的理论”和作为“实践的理论”

马克思既坚决反对旧唯物主义抛开主体,直观地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又坚决反对唯心主义抛开客体,单纯从主体方面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同,马克思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从"两极"到"中介"的革命,并且把这种在思维方式上实现的革命,贯彻到了"现实的个人"中。从"现实的个人"之价值规定性和社会历史规定性出发,马克思在其哲学探索中,构筑了其作为价值批判原则的"理论的理论"和作为实践原则的"实践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理论向度之间的关系,既非平行,又非前后"断裂",而是相互渗透和融合于其整个理论体系之中。马克思哲学探索中的这两种理论向度,对当下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律师会见与交往理性

从“交往理性”向度 ,律师会见权从主体、客体、内容、目的、功能及价值意义等要素彰显了一种理性蕴涵。律师会见行为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 ,它使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成为可能 ,使刑事辩护和人权保障作为一种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挥 ,并创立了辩护律师与被指控人之间、控辩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连带关系 ,使整个刑事诉讼秩序得以规范化和社会化 ,促成一种交往理性。     

多维视域下"四史"的理论向度及其辩证统一

"四史"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方面生动的理论创新历程和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全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历程,既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又兼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性,在内容上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四史"在学理上又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它一方面体现出历史向度、理论向度和实践向度等鲜明的学理特征,一方面又是历史向度、理论向度和实践向度的辩证统一.     

基于战略思维维度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试析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是一项系统谋划与整体推进的宏伟艰巨工程,此项工程关涉党的生死存亡、国家兴衰强弱与民族前途命运。党的政治建设质量,既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实际效果,又彰显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的政治建设的独特属性,决定了新时代条件下必须要运用战略思维智慧,开阔政治建设理论视界,明确政治建设科学方向,树牢政治建设人民立场,增强政治建设战略能力,在强化系统思维基础上,着重谋求通盘合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伟大实践。     

哈贝马斯重构社会批判理论基础之探究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在现实的层面仅仅展现为工具理性,理性已在客观理性消逝的过程中走向毁灭。这种悲观的信念导致早期批判理论家们最终放弃对理性的信任而使得批判理论走向消解。哈贝马斯为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从生活世界的日常交往的言语行为之中挖掘出交往理性,建构出一套具有规范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但他基于交往理性重构出的批判理论向度本身也仍值得我们理性的省思。     

试论价值关怀的现代转向和审美生活化

价值关怀体现的是一种对人的价值实践活动的理性批判与反思,关切到美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它作为人类理想承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它包括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两个向度,能使人们的实践活动在理性精神的关照下,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既关注个体,又着眼于人类整体。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选择的辩证法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时代课题,既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规律的历史性把握,又彰显了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理论创新的实践性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应做到,在理论教育中坚持认知与认同的统一,在回归生活世界中坚持融入与引领的统一,在教育功能实现中彰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在载体运用上坚持显性灌输与隐性教育的统一,在形态转换上实现大众化与中国化、时代化的统一,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研究——以对“跟进式教育”理念的剖析为例

范式理论是在对假设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波普证伪主义等学科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范式的酝酿、确定、竞争和转换,成为了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的四个主要阶段的标志,为科学历史勾画了宏大的发展图式。"跟进式教育"理念的诞生,既包含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自觉反思、理性思考与科学选择的结果。"跟进式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为根本信念,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与评价标准,采用独特的思维模式、观察视角及操作模式,全面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等层面发生"格式塔"转换。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理性,既非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先验理性,也非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判的工具理性,而是以对话论辩、协商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如果说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属于意识哲学之范畴且以主客二元的对立结构为前提,那么交往理性则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且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宗依。哈贝马斯对具有语言性、开放性、程序性与可错性等特质的交往理性的阐扬,既走出传统社会批判理论悲观主义的阴霾,又走向了一种新的批判理性主义;既在理论上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又在实践上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在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改革。     

作为对话理论的比较文学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之核心,他用交往理性取代意识哲学中的工具理性,摒弃了传统意识哲学的独白性质,而突出了对话式的主体间性交往行为。其"交往行为"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以语言为媒介、交往的主体间性、追求包含差异性的普遍性。"交往理性"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的诉求有契合之处,由交往理性切入比较文学研究是必要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成功地、创造性地将交往理性引入比较文学研究,建立了以"互动认知"为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以"交往"为取向的作为对话理论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体现了东西方异质文化平等对话的需要,在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     

历史主动精神的逻辑意蕴

历史主动精神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法宝,必须继续坚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理论、历史、实践和价值共同构成其逻辑体系的四个维度,体现为遵循唯物史观的内在原则,赓续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的光荣传统,反映总结经验教训的历史理性,彰显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指向。在历史主动精神的逻辑结构中,理论逻辑为行动先导、历史逻辑为精神基因、实践逻辑为思想武器、价值逻辑为精神旨归,建构了内涵丰富、层次分明、系统完整的精神体系,彰显于党的历史性成就。     

法律行为理论研究之新进路——以法哲学与法学方法论为视角

法律行为理论不仅在现代民法和民事领域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且在当代刑事和行政及其诉讼领域(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深刻的影响,从而超越了单一的民事领域之疆域.建立统一的、一般的法律行为理论势在必行,走法哲学的进路,运用语用学方法,梳理、整合、重构法律行为理论,与实践理性(或交往理性的)对接,将法律行为理论纳入到法律行动理论的视域中,从而实现法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也使得法哲学意义上的法律行为理论更富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评循吏的亦“官”亦“师”

由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特定传统,循吏既肩负了一种特定的"官"之职责,又扮演了一种独特的"师"之角色。在地方行政活动中,循吏通过其"官"与"师"的角色互动,积极推进了地方风化。由此,它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一个特定渠道,也构成了中国古代行政伦理发展的一个特定向度。     

政治文明致思的逻辑进路分析

政治文明作为对人类政治交往活动和行为及其结果的测定 ,其共性和抽象性的层面应作科学向度的分析 ,同时应结合其特殊性和具体性的层面作价值向度的分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应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在赋予特殊的价值取向之下 ,保持鲜明的中国特色。     

论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以观念的形式内在于人并作用于实践过程,其中既凝结着体现价值取向的德性,又包含关于世界与人自身的知识经验,二者同时又渗入人的现实能力。以成己与成物为指向,实践智慧融合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体现了说明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在制约和作用于实践的过程中,实践智慧既渗入了"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关切,也包含"应当如何做"的理性判断,既涉及"是什么",也关乎"怎样做"。基于"度"的观念,实践智慧一方面注重度量分界,另一方面又审时度势,由此沟通普遍的理论引导与具体的情境分析,从而展示了独特的方法论趋向。作为德性与能力的统一,实践智慧以实践主体的存在为本体论前提,内在于人并与人同在。可以看到,在实践智慧中,价值取向、知识经验、行动方式、存在规定彼此交融,形成为统一的观念性形态并凝结于实践主体,它在赋予智慧以实践品格的同时,又使实践获得了智慧的内涵。     

公共理性视域下当代道德建构之维:理念、制度与文化

人文启蒙历史情境下生成的公共理性是近现代文明奠基石,其生成逻辑对当前国内道德建构有着重要启示。"人是目的"理念系公共理性之宗旨,共同体信念系"人是目的"社会通约,只有确立共同体信念且生成公共理性交往秩序,传统"差序格局"与"原子式"交往困境才能向普遍信任交往方式转型。转型期政治制度实践必须具备创建良好公共秩序与满足社会道德需求的基本效能,政治共同体只有实现善政优化社会结构公平秩序,才能造就制度信任且为行动者提供优良伦理价值认知图景。大众文化系培植审美意向与道德情感不可疏忽的生活载体,审美艺术之本质是将反思判断力而非感官快适感觉作为艺术准绳,从现实质料及实然性中探求超给定性之意义世界与反思维度,启蒙行动者"自己向自己负起责任"的历史主体意识。     

技术创新价值取向的阶段性特征及演变轨迹

技术创新是蕴涵着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的实践活动,不同历史阶段,技术创新价值取向的特征各异,并遵循一定的历史演变轨迹.在经济价值向度,各个时代的技术创新都追求创新的经济价值,但经济价值的实质、地位在不同时代又各异.在生态价值向度,技术创新经历了(朴素的)生态价值取向-(基本)无生态价值取向-生态价值取向这--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人文价值向度,技术创新也经历了(朴素的)人文价值取向--(基本)缺乏人文价值取向--人文价值取向这--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创新的异质价值取向之间的协调程度不一.只有在异质价值取向之间形成相互规范、相互制约的关系,方可实现技术创新的"真"、"善"、"美"之间的内在和谐与统一.     

论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路线的世界性向度

良好的开端、挫折、调试与优化、理性自觉等动态演变模式建构了党的政治路线动态演进的百年历程。高度的世界性理论根源、广阔的世界性视野、重大的世界性价值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路线鲜明的世界性向度。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高度的世界性理论根源。中国共产党将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作为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的重要考量依据,凸显了政治路线广阔的世界性视野。党的政治路线产生了重大的世界性价值:以党的政治路线为逻辑起点的中国道路为后发国家贡献了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途径,并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催生了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复兴,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