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自制——以美国案例为材料

本文以美国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持司法自制立场的案例为材料,对司法自制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并概括出司法自制哲学之内涵本质及基本原则。司法自制乃司法审查的传统价值立场,它既是司法审查之制动器,又为宪政政制之保护器。司法自制研究是全面评介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加强对此课题的正视与重视。     

中国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新论

当下之中国,采纳本源型的西方判例法制度受到宪政和司法体制限制且缺乏司法文化之基础,而走司法解释型的案例制度之路又存在理论上的误区及权力异化之危险。从司法管理、司法方法与审判程序制度相结合的视角,在现行案例指导制度基础之上,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建构司法方法性的管理制度,如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简称“案例督导制度”）合法而可行,现实且必要。文章对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的内涵、实质、新颖性、合法性等问题进行了全新诠释,并从法理、司法方法和司法管理角度做了进一步阐述和论证。     

论法学教学中的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提高法科大学生素质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它与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同,具有案例的典型性、法律专业知识具体化和案例教学的可操作性及生动性等特征;案例教学法模式有:课堂案例讨论模式、观摩审判的模式、模拟审判模式及辩论式的案例教学模式等;进行案例教学应注意收集经典案例,充分配置利用电教先进仪器,加强同司法实践部门的合作,对教学班实行大小班制.     

司法裁判中政策运用的调查报告——基于含“政策”字样裁判文书的整理

司法裁判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是否以及如何运用政策加以考量?在对含政策字样的裁判文书进行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在直接使用政策一词的裁判文书中,主要涉及刑事政策、经济政策、农村政策和社会政策;而就政策主体而言则涉及企业政策、地方政策、中央政府政策和党的政策。政策的具体运用集中于政策问题是否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政策变化对合同主体的影响、以政策作为裁判的理由以及依据。基于此,司法裁判中所运用的政策,往往是除法律文件以外的规范性文件或其他文件,政策的运用与历史性问题及社会转型时期特殊现象有关。但是,司法裁判中应当慎重地运用政策,特别是总政策和基本政策,谨防法律适用中向一般条款逃逸的现象。     

试析美国最高法院的外交功能

美国行政与立法机关在外交领域起着主导作用,司法部门既无兵权、也无财权,在对外事务中可供发挥的余地不多。在漫长的司法实践中,美国的司法系统逐渐形成了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限制主义两大对立的派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法院对外交案例的积极介入,还是消极规避,均对美国外交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冷战结束后,随着个人权利与国家安全联系的加强,美国法院在对外事务中必将发挥更大的能动作用。     

“以讲述为主、案例教学为辅”法律教学新模式的探索

案例教学法注重归纳推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法律教学、培养优秀法律人才、并已为实践证明的一种有效手段.我国处于成文法法律体系中,倾向于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法,重在演绎推理.在我国的法律教学中,如何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引进案例教学,通过案例教学的研究与实践,探索构建"以讲述为主、案例教学为辅"法律教学新模式,给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有机结合寻找一个连接点,成为我校法律系诸位教师的共识,并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笔者试图对之进行探索和总结,以期抛砖引玉.     

司法能动下的限度--论指导性案例在检察工作中的适用

基于对司法能动主义的争议和我国检察案例指导工作的特点,在适用指导性案例时应遵从一定的限制性规则：适用的前提是穷尽制定法;适用案件范围要遵循《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在程序上由主办检察官提出适用,查明案例时应当区分必要事实和非必要事实,在正式的法律文书中应当标明所适用的具体指导性案例,并健全检察机关司法文书公开制度。     

案例指导制度的方法论审视

从方法论视角审视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其司法运行可以分为查找法律、查寻基点案例、判断同类案件、提炼指导要点和解决待决案件等5个环节,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演绎推理共同保障指导性案例适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在指导性案例形成过程中面临的解释法律和弥补法律漏洞方面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在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裁判规范的提取和同类案件判断等方面的困境。文章认为,应当全面提高指导性案例的整体质量、建立案例背离制度,并加大对司法人员的培训以完善和推动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     

中级人民法院在司法改革试点中的地位与作用 ———基于司法改革典型案例的分析

在 “顶层设计” 的同时, 通过局部性 “试点” 尝试效果, 积累经验, 探索改革方案, 已成为 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策略和进路。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187 个司法改革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 我 国不同层级法院在试点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相同。 相较于其他层级的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在试点改革中 具有更为突出的地位。 司法改革的试点可分为自发性改革试点、 引导性改革试点、 参与性改革试点三种类 型, 在这三种类型中, 中级人民法院各有其特定的作用形态与方式。 为更好发挥司法改革试点的作用, 有必 要进一步明确中级人民法院作为试点改革枢纽的突出地位, 将试点基本单元主要设定于中级人民法院层级, 以中级人民法院为基础选择试点法院, 尤其是突出省会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试点中的引领作用。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基于李维祥诉李格梅继承权纠纷案的分析

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制化、物权化过程中,它的继承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李维祥诉李格梅继承权纠纷案"作为解构该问题的典型案例,与同类案例的判决结果均表明,法官裁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继承,并且法官见解在全国趋于统一。虽然这样最大的好处是,为类似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处理提供一个稳定的标准。但是,在农民长久不变的预期里,承包地的继承与其他不动产继承的差异性越来越小,而且他们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心理上均不具备区分这种差异性的知识能力。因此,在一个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社会环境中裁判理由的正当充分与被广泛认可程度均会受到影响,并最终影响该案例的指导性与约束力。仅有承包收益的继承权,不足以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灭失也不应过于简单化为家庭户的灭失,应该兼顾习惯法对司法判决的潜在影响,适时修改现行法律,调整制定法在继承利益上的适用,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能范围,衡平司法判决的应然与权能变迁的实然之间的矛盾。     

司法改革背景下刑事审判裁判尺度统一问题研究——以S市两级法院的实践探索为例

司法改革背景下刑事审判裁判尺度统一面临新形势,对人民法院和员额法官的刑事审判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给人民法院的工作提出了新课题。文章以S市两级法院的实践为例,首先对刑事审判裁判尺度不统一的现实表现及原因进行了分析,然后重点从六个方面探讨了实现刑事审判裁判尺度统一的具体举措。     

“法律基础”课“以案讲法”教学法探索

本文从“以案讲法”教学法的涵义入手 ,探讨了“以案讲法”的特征和适用方法 ,认为“法律基础”课程采用“以案讲法”的方法 ,顺应了我国法律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是不断提高“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质量 ,培养当代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有效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选择

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公共政策的两种不同路径,二者具有同源性和差异性。指导性案例自下而上的权力运作逻辑、依托个案审理的司法裁判本质以及外部监督制度的配套,使其在防止政策的非公共性以及调谐政策参与过程中的司法能动性与被动性问题上具有比较优势。但指导性案例在司法适用中的低度参与以及制作规则的不规范,限制了最高人民法院政策功能的有效发挥。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规范指导性案例制作、建立有限的三审终审制与完善司法公开。     

“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思考——以最高人民法院23号指导案为例

在消费者的日常购物中,针对猖獗的假货,为了趋利避害,出现了一群扛着"打假"旗号的代言人。"打假名人"王海在"买假牟利"的诉讼维权过程中在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得到的却是不同的判决结果,法院的权威的一致性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基于现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23号指导案例,它为法官在类似案件的裁判中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判决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与条约司法适用机制的完善

国际条约的司法适用是实现条约法律效力的要求,但现有宪法、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效力位阶的规定尚不明确。法院的司法活动可以在法律规定模糊、存在漏洞时,在不违背立法原意的情况下起到明确法律内涵和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因此,为了保障我国切实履行条约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率先采取完善国际条约司法适用的措施,包括出台司法解释、公布相关指导案例、建立逐级汇报制度、在内部设立专门机构等,从而为将来时机成熟之时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这些内容做好准备。     

论案例指导制度中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

从法理上分析,检察机关介入案例指导程序,是其审判监督权的必然延伸。并不必然对司法独立构成侵害,相反,它有利于司法机关更好地发挥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在当前我国司法体制下,检察机关介入案例指导程序,行使其司法监督权的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导性案例的讨论、对指导性案例评选活动是否公正、合法实行法律监督以及对法官运用指导性案例的行为进行监督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源地位司法应用及法治建设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和政府对全体人民进行的一种理念教育方式。在新时代新阶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用于司法实践和法治建设全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法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具有法律体系的法源地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原则。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审判机制,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指导性案例的引导。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政救济体系建设。     

民间规则的司法识别:程序、内容与机制

当下我国的司法审判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法官在审理复杂疑难的案件时,面对国家法的空白、漏洞、不足时,如何对民间规则进行司法识别与适用,并作出适当的审判.一起婚姻家庭案件的司法审判过程表明,我国司法审判的法源是国家法,民间规则的司法适用只是为了填补国家法的漏洞,应当严格适用条件,防止滥用,因此,民间规则的司法适用必须进行识别程序,这个识别程序包括民间规则的主张、举证以及查明三个环节,其中当事人与法官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当事人主张存在某项民间规则并予以举证;法官识别与适用该项民间规则.法官对民间规则的识别内容包括规范识别与效力识别两个方面.在相关的制度设计上,我国应当建立民间规则的司法识别机制,主要包括设立法官识别民间规则的标准、以民间规则的汇编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