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与路径——基于山西省W村的个案研究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生成逻辑。农村社会组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上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然而受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自身建设程度等因素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为了保障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体、传统农村社会组织与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培育与外部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     

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

村庄共同体之困是当前农村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把分散的农民重新凝聚在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村庄共同体中，完成农民从身份、利益到情感的回归，不仅是破解农村治理困境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本文基于村庄共同体衰落的现实，试图从国家权力嵌入的角度，分析国家权力嵌入农村的历史经验和政治逻辑，明确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国家权力在村庄共同体再建中扮演着价值引导者、制度供给者、利益调和者、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必须以法定渠道、民主对话姿态嵌入农村，不断提升国家的整合能力，以弥合农村治理的裂缝。     

乡村振兴视阈下基层农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反思

农村问题的治理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农村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难题,例如农村留守人群的客观现状以及基层治理内卷化的难题仍旧是影响农村发展的两大障碍。农村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农民自主失语,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人才缺失、村干部与村民的悬浮化、村干部动力不足、压力过大等问题。这就需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对症下药。一是改变传统农村社会观念,调动农村治理的主人翁意识。二是夯实农村基础发展平台,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三是放宽对基层的制度规则限制,调动基层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及应对策略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生态宜居建设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通过乡村区域内各治理主体之间的统筹协调、充分交流、有序调度,能够有效解决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出现的各自为政、重复管理、信息壁垒严重等问题。调研表明,现阶段部分地区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协调机制不健全、协同利益不均衡、治理目标差异化明显、协同治理效果不佳等多重困境。由此,需要在把握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内涵和外在诉求的基础上,健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各参与主体间利益与目标的匹配性,保证主体行为及关系的有序性和协同治理功能的有效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战略关联性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本文通过分析乡村衰落现状和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的困境,探讨了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联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既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我国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乡村衰落现象的全面提振。乡村旅游对于落实农业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早日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对此,乡村旅游要充分把握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政策机遇,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驱动作用,积极克服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瓶颈因素。     

嵌入到共生：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图景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新乡贤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力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助力乡村治理焕发新活力,在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基于嵌入式治理的分析视角,新乡贤通过资本、政治、文化三维嵌入逻辑来重塑乡村治理格局,从而有效赋能乡村振兴。然而,在嵌入式格局中,多元力量动态博弈的掣肘使得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之间存在某些“脱嵌”风险,“悬浮化”状态的新乡贤在实践过程中容易陷入行动困境、主体困境和合作困境。基于嵌入式治理逻辑和“脱嵌”现实困境,可以尝试从协同共生单元、维系共生关系、形成共生意识和形塑共生场域四个层面整体性构建“乡村治理共生系统”的新发展图景,实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从“嵌入”到“融入”的转型。通过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的融合共生,不断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形成新乡贤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内源发展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垃圾分类的路径

农村垃圾分类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不仅关乎"政绩",更是关乎"民需".面对这一治理问题,如何以内源发展的理念来有效激发村民参与的内生动力成为了解决目前困境的一种应然选择.而社会工作由于其"助人自助"的理念特性,与内源发展视角下的垃圾分类治理理念具有天然的适切性.因此,可以考虑从内源发展视角出发,结合社会工作的具体方法,讨论社会工作在与政府行政体制互嵌的情境下,如何从尊重村民需求、提升垃圾分类能力及环保意识、重构垃圾分类支撑平台等方面有效提升垃圾分类效力的问题.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90村的调查数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排放量迅速增长,导致村庄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并制约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提出三个假说,并利用对全国9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探讨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个人因素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和个人因素均对村庄生活垃圾治理有正向影响。其中,政府管理和村域社会资本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发挥作用,且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和个体因素的结构性优化,是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组织公共性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再造

村庄公共性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再造的基础。在开放、流动、分化的乡村社会场景中,村庄公共性的再造需要以基层组织为枢纽,整合乡土社会的伦理性、科层制的程序性和群众路线的政治性,并通过组织制度、组织机制、组织载体、组织体系的能动性调适实现村庄的组织化,塑造村庄公共秩序。组织公共性是村庄公共性的适应性形态,它突破了村庄单元的限定,在融合国家制度因素的条件下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可见,村庄公共性并不必然随着乡村社会变迁走向衰落,而是能以富有韧性的形式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织再造。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生态宜居”乡村问题研究述评及展望

以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生态宜居问题为研究对象,围绕着生态宜居“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问题,对学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述评。研究共识和研究不足启迪我们,若以西北地区“生态宜居”乡村问题为研究对象,探索以“生态宜居”为基础、关键和出路的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之路,需要深化西北地区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研究、西北地区乡村振兴更应突出“生态宜居”问题研究、西北地区乡村“生态宜居”的路径研究。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道德建设

"乡风"作为中国农村伦理道德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乡风文明与否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号召下,乡风文明在家庭、经济、生态以及治理方面面临一系列道德失序危机,这给乡村振兴带来挑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乡村治理出现道德失序现象的根源,并从创新治理途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以及发展农村经济三方面对乡村治理作出展望,可以为新时期有效治理乡村和实现乡村社会和谐美丽建设提供借鉴。     

进一步认识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实现长效脱贫、走向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全面推进高质量乡村振兴战略,提升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率,需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文章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为主线,进一步阐述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所内含的五大目标任务及其内在逻辑和有机联系,探讨新时期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若干问题和实现路径。     

精准监管与嵌入式扶贫中的“微腐败”治理——基于广东经验的考察

"微腐败"是扶贫开发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是影响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国家通过扶贫开发向贫困村庄下沉、开展嵌入式扶贫,使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转换呈现出崭新的图景。依循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转换中的嵌入逻辑,面对贫困村民主监督机制运行乏力的现实困境,广东积极推动国家反腐力量同步嵌入贫困村庄,通过监管下沉、健全网络和信息共享三大机制推进扶贫"微腐败"治理,强化监督力量和化解信息不对称困境,以精准监管保障精准扶贫,为国家扶贫领域的腐败治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领域,建设法治乡村作为乡村治理的重点内容,构成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基层实践,也是新时代化解农村矛盾的有力抓手.当前法治乡村建设过程面临的困境不仅是发展阶段的局限,也受到乡村社会经济、法制、文化等方面深层次的影响制约,应针对当前农村现状,着眼农民切实需求,积极寻找...     

乡村振兴视域下培育农民生态意识的重要意义与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生态先行。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农民是乡村生产生活的主体,其生产生活行为将直接影响到农村生态环境。因此,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培育农民的生态意识,以农民良好的生态意识助推乡村的全面振兴。当前,培育农民生态意识还存在诸多的现实问题,为了助力乡村振兴,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加强农村生态文明教育;开展农村生态实践活动,引导农村生产生活新方式;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范农民生产生活行为;方能有效提高农民生态意识,以农民生态化的生产生活行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在长期维系村落共同体和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导致农村出现集体经济边缘化、村落共同体瓦解和治理行政化的现实困境。农民集体意识溃散、对村庄公共事务淡漠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松散状态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受益于治理资源的集中注入，集体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村庄“造血”功能随之复苏，在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推进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也得以开始重塑。因此，强化村集体“统”的功能、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激活村庄和农户内生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