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十六字心诀"释义

朱熹人心道心问题是宋明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 ,朱熹从天理人欲 ,心统性情两个方面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 ,体现了朱子哲学既重理性又重修养的特征     

“天理”与“人欲”的较量——《红楼梦》中的李纨悲剧意蕴探析

李纨作为封建贵族之家的一个青春寡妇,在严酷的＂存理灭欲＂的封建礼制下,封建宗法社会千方百计地要把她塑造成＂恪守封建礼节之完人＂,而李纨却自始至终燃烧着青春生命的激情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在＂情＂与＂礼＂、＂天理＂与＂人欲＂的较量中,李纨的行为语言昭示着：正常人欲的强大力量和美好人性的不可战胜!     

《论语》的生命教育意蕴探析

开展生命教育,应溯本求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充分挖掘和汲取宝贵的理论与经验。《论语》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教育智慧,尤其是孔子贵生重仁的教育理念。《论语》对开展生命教育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从呵护肉体、实现价值、诗化生活、升扬境界等4个层次探讨了孔子的生命教育思想。     

人心与天理的较量——《论语》朱熹注本与钱穆注本的比较

《论语》的朱熹注本是历来的通行本。虽然钱穆一再称道朱注本,且晚年归宗朱子,但他的思想却明显具有不同于朱熹的以"天理"为着眼点的心学特质。这一特质体现在他的注本《论语新解》中,就是要以自己看重的"人心"来替换朱熹看重的"天理"。基于对两注本的比较发现,无论是朱注本还是钱注本,都是用"一以贯之"的思维解读《论语》的典范之作,为我们深入理解孔子思想提供了好的门径。但不可否认,两注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瑕疵出现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以贯之"的思维是主要原因。在注解经文时如果不能彻底地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那么"一以贯之"的想法只会让注本偏离经文,成为自说自话。     

张东荪论《论语》中的“仁”

张东荪以西方近代伦理学思想为依据对《论语》中的仁进行了阐释,视"仁"为一种能统摄诸德之德,而仁本身又不可从概念的意义上加以界说,而只能从求仁的工夫、途径以及初步的仁与最后的仁等方面来显示仁的深远广大。可以说,他为我们提供了对《论语》中"仁"的一种阐释,能引发我们对"仁"的进一步思考。     

“仁”何以可能——孔子再认识

所谓孔子再认识,就是要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解读孔子何以成为圣人,孔子的学说和思想何以成为秦汉以降中国文化的灵魂。从孔子的时代入手,揭示出西周封建制不仅塑造了中国人所特有的生存样式,而且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因。进而在"己"、"人"、"欲"三者的结构中展开对孔子"仁"的哲学的分析,还孔子作为中国哲学家的本来面目。走孔子的哲学之路,为一个充满仁爱而自由的新中国而努力,是今天的中国人和中国哲学的使命。     

探析孔子的通达——以《论语》为例

孔子的通达以“礼”与“仁”为思想底蕴,以“中庸”为主要思想方法,既是对世事和人生透彻而睿智的认识,又是一种品格、一种境界。本文以《论语》述其要旨,从礼乐制度、个人修养、教育教学、治国理念四个层面来探析孔子的通达,以展示其高超、开阔的学识和气度,以及在当今的意义和价值。     

《论语》接受美学思想探析

儒家经典《论语》蕴涵了丰富的接受美学思想,其接受关学思想以“仁”为哲学基础,在一种具体阐释人生道德和哲学的形式下,从作者、作品和读者之维进行具体的展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接受美学思想。     

《论语·乡党》末章的意蕴

对《论语·乡党》末章的理解,历来分歧很大,共、嗅两个字是理解问题的关键,“共”应与“拱’’相通,“嗅？’应当作“臭”,为张两翅之貌。要正确理解此章需要几个前提：第一,必须了解孔子的思想;第二,必须了解子路的性格;第三,必须了解《论语》一书的特征。《论语》一书有内在的逻辑,是按照孔子一生的出处进退和思想学说精心编辑而成,故《乡党》篇不可能是子路一人集录。     

“自爱”的困惑——对《荀子》中颜回“自爱”话语的辨析

在《荀子·子道》中孔子最心爱的门徒颜回认为“仁”的根本既不在于使人爱己,也不在于爱人,而是自爱。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基于事功的立场否定颜回的“自爱”话语,但贪功进取的结果也使他陷入政事的泥淖而难以自拔。面对悲剧性的人生,于立德和立功两端之间何去何从,实际构成了中国传统儒家无法绕行的一个重大课题。     

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朱熹《四书集注》的思想信仰分析

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而理学家朱熹通过重新诠释《四书》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一方面,朱熹以更加理性主义思想方法与概念体系建构以"天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以解决人文准则与终极实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是一种宇宙目的的象征性表达,包含着生命体验的终极关切,故明显具有信仰的特征与宗教的功能。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颜渊问仁”章试诠——从“仁—礼”与“人—己”关系看孔子“仁学”

《论语.颜渊》篇的"颜渊问仁"章所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命题,是孔子论"仁"的总纲。古今学者多通过对其中"克己"、"复礼"、"为仁"三个思想要素的诠释,阐述孔子的思想。但是,从该章所包含的"仁—礼"、"人—己"这两层关系入手探究孔子的"仁学"思想以及他所追求的"仁"与"礼"、"人"与"己"相统一的理论目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周礼已经空洞化、形式化的情势下,孔子要"复"的"礼",是由他赋予了"仁"的内涵并以"仁"加以整合的"礼",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周礼";在"人—己"关系中,孔子强调"为仁由己",特别重视"己",凸显了对儒者"为仁"的自觉与自信的要求,表现了儒学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实践理性的特点。     

朱熹《论语集注》手稿的涂抹与成书过程

朱熹《论语集注》的成书建立在《语孟精义》及更早的《论语要义》基础之上,而后者无论内容还是主旨都受其外兄丘义所编纂的《论语集训》影响颇大。束景南认为《四书集注》的首次合刻始于淳熙九年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并谓之宝婺刻本,且认为詹仪之在德庆印刻的《四书集注》为翻刻宝婺本。但所谓的宝婺本《四书集注》实际上并不存在,而詹仪之所刊既非翻刻宝婺本,亦非《四书集注》合刊,其中《论语集注》则是初次刊行,且并非朱熹之本意。此后,朱熹仍在对此书反复修改。存世的《论语集注》手稿残卷中涂抹处甚多,通过对相关涂抹文字的识别,可以窥见前后修改本内容差异及修改意图。     

论朱熹“利者，人情之所欲”的内涵 ——兼与胡安国“利者，人欲之私”之比较

[提要]朱熹解《论语》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言“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只是分别对“义”与“利”作出界定,并没有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之意,同时又通过进一步引述程颐、杨时所言,表明君子和小人对于义利的所喻、所好以及取舍之完全不同,讲的是“喻于义”与“喻于利”的相互对立。尤其是,朱熹多讲义与利的相互联系,继承程颐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讲“利不是不好”,不仅没有完全否定利,而且包含了对于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遗憾的是,朱熹门人后学将朱熹所言与胡安国所言“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相混淆,强调义与利的相互对立,实际上误读了朱熹的思想,掩盖了其中对于利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