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业融合、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差距

根据农村产业融合典型样态的考察和入户调查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人力资本对柑橘种植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融合组的户均总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明显高于非融合组,且样本农户收入既存在组内不同收入来源之间明显的收入差距,也存在融合分组之间的农户收入差距;农村产业融合变量对各分位点农户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且随着分位数提高缩小了处于低端和上端农户的收入差距;农业技能培训变量在10%和25%分位上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系数差均为负,表明参加农业技能培训会显著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家庭经济人口规模的影响力不仅普遍,而且都很显著,这也证实了农户人力资本积累对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性。     

基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农户收入差异分析——以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为例

通过对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234户农户进行实地走访和调研,获取了农户收入相关数据,对不同收入组的农户收入结构进行了比较,并着重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认为：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农户收入越高;户主为40～50岁的家庭,其收入处于最高峰,户主为3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家庭,其收入相对较低;农村家庭中非农劳动...     

农户消费行为与家庭医疗保障

文章以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资料为基础 ,以农户家庭医疗服务消费为核心 ,重点对 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户家庭医疗服务消费行为的变化及不同区域、不同收入水平间农户医疗服务消费行为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发现 :随着时间变化 ,农户经济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变化是完全一致的 ,均呈“S”型 ,这表明农户的消费行为决策是以收入为基础的。在农户消费倾向呈现一种不断下降趋势情况下 ,家庭医疗服务消费倾向却相反呈现一种直线型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医疗保障已成为农户消费决策所必需考虑的重要问题。事实上 ,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拉动内需的关键就在解决包括农村医疗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问题 ,而不是动用利率杠杆 ,降低银行储蓄利率等     

非农活动是否扩大了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赫克曼二阶段修正法的验证

利用2018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农户非农活动参与模型和收入方程，基于赫克曼二阶段修正法，考察了家庭成员非农活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家庭成员中的劳动力数量、是否接受过相关培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农户耕地面积、农户户主年龄等因素通过影响农户参与非农活动进而对农户家庭总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模拟参与非农活动的农户假设不参与非农活动的农业活动总收入，进而计算模拟这种情况下的基尼系数，发现消除农户非农活动的影响后，农户家庭收入差距趋于缓解。研究认为，尽管农户非农活动日益普遍，然而非农活动对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将显著扩大；基于当前农村现实，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仍然是促进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     

农户贫困脆弱性与人力资本特征

利用2016年秦巴山区68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和人力资本特征进行了分析,运用OLS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和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脆弱性农户和非脆弱性农户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十分显著,比贫困和非贫困农户间的差异更加明显;劳动力健康、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都会显著增加农户的收入水平,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程度;工作经验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均呈现倒U型特征;劳动力健康对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影响最大,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劳动力健康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逐渐增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最大,有助于缩小农户收入差距。     

陕南生态移民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对陕西省安康市256户家庭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分别从农户的资本要素、经营结构与地理因素三方面研究了移民政策下农户的收入情况。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法得出结论:资产要素禀赋方面,物质资产与农户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对高收入水平家庭起显著正作用,社会资本对低收入家庭作用较明显;农户的经营结构方面,通过减少农业劳动时间比例和增加外出打工时间能够提高农户收入;地理因素方面,距离城镇远近对农户家庭收入作用不明显。研究最后得出了移民政策对农户的收入起到正的作用的结论。     

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因素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2-2018年四期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bootstrap技术,从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分析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在不同分位点上,健康人力资本比教育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更大,特别是对于收入处于0.50分位及以下的农户影响作用更强;金融资本中的储蓄资本比农户借贷行为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显著。(2)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是影响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水平的分位差异系数显著为负,有利于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因此,中低收入组农户需要提升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通过普惠金融发展增加储蓄资本。     

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甘肃省14个贫困村的入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与拓展明瑟收入方程对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建立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农户家庭的教育收益率整体显著,农户家庭年均教育收益率随着家庭平均教育年限的提高而递增;OLS回归结果表明家庭约束、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对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有一定影响;进一步分位数回归显示,家庭约束、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对不同教育收益率分布段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收入水平、收入不确定性与城乡居民养老资产储备

运用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数据,考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对城乡居民养老资产储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看,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正向影响养老资产储备,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更大,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小。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随分位数的提高而增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在各个分位点上的影响都要大于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在低分位和高分位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在中分位的影响则要小于农村居民。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居民的养老资产储备对收入水平最敏感,中部居民对收入不确定性最敏感,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养老资产储备对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比欠发达地区敏感。构建收入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和考虑空间相关作用后,都证明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交互效应机制发现,农村样本的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存在交互效应,但城镇样本不存在。     

低收入农户的八大特征

当前,增加农民收入已成为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低收入农户作为影响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和增收难点,关注其状况,实现其增收,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关键。本文所指的低收入农户,是依据河北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对4200个调查农户按人均纯收入五等份分组,由低至高依次分为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每组农户所占比重为20％。低收入农户特征表现为: 特征一:低收入农户收入结构为农业主导型。2001年,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中,农业收入占51.1％,牧业收入占2.8％,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收入占11.3％,工资性收入占32.3％。与其他     

基于分位数和OLS回归的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甘肃省的333份农户调查问卷,通过OLS回归法和分位数回归法,从外部环境和农户资源禀赋两方面分析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户主性别、家庭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而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只对中等以上收入的农户才会产生增收效益;耕地面积的增加会提高农户收入,但在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偏小的情况下,农作物种植种类的多样化会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产生抑制作用;亲戚朋友的数量只会对中等收入的农户家庭产生显著的影响;户籍制度和惠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效果显著,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和提高家庭外出务工的人员比例能有效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农村数字化的发展，互联网已然成为影响农户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状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总收入，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及利用倾向值匹配纠正样本选择偏差后，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依然存在。同时，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互联网所发挥的正向作用呈现出U型走势。异质性检验发现，青壮年与中等教育阶层家庭收入对互联网使用更敏感，互联网使用对其家庭收入的积极效应更大。影响机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人力资本与拓展社会资本作用于农户家庭收入。因此，不断推进农村数字化建设与提高农户互联网普及率，有助于农户家庭增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房价波动、收入水平与消费支出

房价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选取重庆市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收入、消费面板数据,以及从重庆“一圈两翼”划分的区域消费差异进行比较,考察了房价波动对收入和消费的影响。引入反映宏观经济水平的人均GDP年度指数和储蓄额年度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利用股票筹资额构造房屋销售价格的工具变量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房价波动下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存在明显的消费差异。房价上涨对所有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消费均有挤出效应,房屋财富效应则不明显,当期可支配收入是决定城镇居民房地产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加大民生工程投资,是增加消费支出的有效途径。     

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来自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

生计资本是农户维持生计的基础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保障。该文基于2015—2017年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生计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其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增收作用更为显著;(2)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心理资本拉大了农户家庭总收入差距,而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心理资本是提升农户农业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有助于增加农户非农收入;(4)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微观基础,相比之下心理资本虽然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其对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呈现逐年增强趋势。     

房价波动、收入水平与消费支出

房价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选取重庆市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收入、消费面板数据,以及从重庆"一圈两翼"划分的区域消费差异进行比较,考察了房价波动对收入和消费的影响。引入反映宏观经济水平的人均GDP年度指数和储蓄额年度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利用股票筹资额构造房屋销售价格的工具变量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房价波动下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存在明显的消费差异。房价上涨对所有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消费均有挤出效应,房屋财富效应则不明显,当期可支配收入是决定城镇居民房地产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加大民生工程投资,是增加消费支出的有效途径。     

基尼系数分解法与农户收入差异分析

运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 ,通过对湖北省 3 2个县 3 2 0 0个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 ,各县内部的收入差异仍处于绝对平均和比较平均阶段 ,各县之间农户人均收入差异也很小 ,且分县的农户人均收入与分县的农户人均收入差异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农户收入主要来自于家庭经营收入 ,家庭经营收入的增加起着扩大农户收入差异程度的作用 ,报酬收入的增加起着缩小收入差异程度的作用     

土地征收对农户生活消费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

土地征收势必会导致农户生活消费发生变化,人力资本投资是土地被征农户维持并改善家庭可持续生计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采用基于Logit模型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土地征收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的影响。研究显示：土地征收显著提升了农户生活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且农户户主特征、健康与保障状况也对生活消费、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显著影响;土地征收使得农民家庭的生活消费上升幅度为19.0%～22.2%;土地征收使得农户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支出分别提高了9.6%～15.5%和20.6%～20.9%;并且,东部地区农户相对中西部地区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更高、教育和健康投资力度更大。由此提出政府在实施土地征收制度过程中应注重农民家庭差异,进一步引导农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帮助不同地区农户实现生活平稳过渡,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     

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福利效应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五次调查的农户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趋势、动因,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土地租赁市场对家庭收入、消费及贫困的效应,在考虑贫困持续时间的非参数Kaplan-Meier模型及COX生存模型中对土地租赁的减贫效应进行再考察。结果显示:2010—2018年农村家庭参与土地租赁的比例每个时期均维持在25%左右;农业生产能力较强的农户更倾向于租入土地,农业生产能力强的农户更不愿意租出土地,但农业生产能力变量并没有表现出统计显著性,土地租赁市场并不能提高效率,土地租赁市场将资源从土地相对丰富的家庭转移到土地相对贫困的家庭,说明农村土地出租市场促进了平等;租入土地的收入增加效应主要集中在收入分布的中下端,租出土地增加了消费中位数家庭的消费,但租出土地使得富裕家庭的消费下降,租入土地只对东部地区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尽管土地租赁市场的收入、消费效应具有分布、地区的异质性特点,但土地租赁对全部样本的收入、消费、贫困均无显著影响;基于生存模型结论也显示土地租赁市场对减贫没有显著作用。     

大笔医疗支出下的家庭消费缩减策略——基于厦门市的调查分析

本文利用2011年厦门市居民医疗保险情况的电话调查数据考察大笔医疗支出对家庭非医疗消费的影响,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家庭消费缩减策略的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当面对大笔医疗支出时,很大一部分家庭会缩减消费,影响缩减策略的因素主要有家庭人数、基本医保覆盖率、收入水平、净医疗费用、有无慢性病患者、是否住院治疗和户口.对于人数多、覆盖率低、收入低、净医疗费用高和有慢性病患者的家庭,大笔医疗支出更可能影响其生存资料消费.     

家庭负债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CHIP2013的经验证据

正确把握负债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了解、认识新时期的农户家庭福利状况,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政策量化依据。本文借助CHIP2013年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了农户家庭负债对其不同类型消费支出和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家庭负债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当家庭负债低于一定临界值时,家庭负债的增加,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逐渐提高;当家庭负债超过该临界值时,随着家庭负债的增加而贫困脆弱性有所改善。进一步引入家庭负债平方项,计算得到该"U"型曲线拐点对应的家庭负债收入比为2.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