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话语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中的变迁

作为一种现代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人道主义被新文学家广为接受,它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中的主要话题之一,其内涵在理论家们的反复言说中经历了曲折变迁。这种变迁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个人与社会并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二是社会阶级意识的觉醒及其与人性、个性意识的对立;三是阶级话语对人道主义话语的遮蔽;四是重回人文主义内涵。     

20世纪中国小说叙事之流变

20世纪中国小说有"国家叙事"与"日常叙事"两大叙事法则。"国家叙事"为主流,表现"人生飞扬",其共性强。30-40年代,国家叙事原创性强,有茅盾社会分析模式、丁玲意识形态模式、路翎现代心理模式;50-70年代,原创性弱,基本上是茅盾与丁玲二式整合为"史诗"模式;80-90年代,出现超越史诗,悲剧、象征、隐喻多样模式。"日常叙事",从苏曼殊、张爱玲到池莉、余华,表现"人生安稳",个性化强。两种叙事法则共同成就中国百年小说的辉煌。     

能否到人为止?——对20世纪中国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反思

一个思潮已被轻易抛弃,而对它的真正反省却还没有开始。人道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虽长期处于被压抑的思想地位,但在人文思想界,却是具有奇里斯玛（Charisma）效应和先验正确性的一个理论话语,也常成为国内人文思考的价值终点,现在,又被时下以解构为时尚的人文学界弃掷不谈。笔者认为对于人道主义,在服膺、呼吁、响应和解构之外,深入反思还远远不够。二十世纪中国对西方人道主义的接受,建立在想象性的自然人性论基础之上,而后者,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传统对人性的理解,从来都是自然一元论的,在中国思想的世界图式中,只存在一元的世俗秩序,人,本来就处于在世价值的中心。一元秩序的世界图式,使我们的人性解放之路,往往是直接诉诸个体感性,反抗＂非人性＂的在世普遍性,由于缺乏具有确定性的超越性价值资源,健全社会所必须的真正合理的人的普遍性建构终难形成。一元秩序观决定了中国人道主义思想的限度,从五四到八十年代,中国的人道主义言说都只能是到人为止,尤其是在文学评价标准和文学史观念上,＂人＂,已经成为不可逾越、也可以不断回到的一个可以不加追问的名词。如果＂人＂只是一个想象性的预设,我们最终回到的还是约定俗成的对人的理解,无法生成真正摆脱非人存在的新资源,也无法拓展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人本身,固然就是人道主义诉求的价值目标,但人道主义的资源,却不能到人为止,到人为止,不能成人。     

中国20世纪乡愁文学的流变及其特征

中国乡愁文学既依托着浸润了数千年的民族精神传统，又汲取了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文化的营养；东方的“儒、释、道”理念与西方的“阿波罗精神”、基督教文明以及“浮士德精神”，在中国乡愁文学中都得到了一定的融合和体现，形成了世界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中国20世纪乡愁文学的流变及其特征

中国乡愁文学既依托着浸润了数千年的民族精神传统,又汲取了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文化的营养;东方的“儒、释、道”理念与西方的“阿波罗精神”、基督教文明以及“浮士德精神”,在中国乡愁文学中都得到了一定的融合和体现,形成了世界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0世纪中国文坛的“现实主义”流变

２０ 世纪中国文坛的“现实主义”,源自１９ 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这一历史阶段性的文学形态。特定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接受语境,使得“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在近百年的接受过程中呈现出一个隘化———转化———泛化———神化的过程。原本是一种文学形态的“现实主义”,最终被视为文学的本质及典范。当前的创作与批评应当走出神化“现实主义”的误区,创造新兴的文学形态     

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复兴话语谱系的形成

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不懈的追求,其实质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20世纪30年代民族复兴话语的兴起具有特定含义,它与国民党内黄埔系发起的、以力行社为组织核心的民族复兴运动有很大关系。同时,它与农村破产的历史语境又有很大瓜葛。这套话语谱系的内容和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可以看作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情感表达,它的出现是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族自卑感的投射机制,但与此前相比又有着新的内涵。     

20世纪中国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流变关系

从文学发展的逻辑规律上来看 ,中国古代小说在发展中所形成的社会学传统对 2 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具体的影响 ,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流变关系 ;中国古代小说的社会学传统在对2 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施以影响的过程中 ,并存着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 ;2 0世纪中国现代和当代小说在社会学发展方面既积累了诸多的经验 ,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台湾报业文化百年历史流变

台湾报业文化随着政治的变化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以中国的新文化抗击日本殖民文化的日据时期;依靠报业渠道霸权全面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报禁”时期;全面开放后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多元表现形式时期。在百年的报业文化流变中,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主体地位。     

20世纪政治小说的生存语境与书写情态

作家关心政治,希望作品影响政治,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传统。文学自觉与政治运动合流恰好构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小说自然生存的文化语境。对政治权力的焦虑、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和对主流意识的疏离,是20世纪中国文学关于政治或政治文化书写的三种主要情态。     

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初论

随着20世纪的到来,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走上了一条现代化的不归之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中国文学不断向西方学习、西方文艺思潮逐渐中国化,不断改造中国传统文学、使之逐渐适应现代社会的过程,也是中西文化文学不断融合、生成新的文学的过程.创造性,是中国文学现代化最主要的特性.     

政治文化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之三种模式

翻译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无疑是翻译文学发展最为显性的特征之一。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许多翻译现象可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中国在20世纪大致存在的三种社会形态模式操纵了不同时期的翻译文学,并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     

道德理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德性内涵就一直变动不居,传统理性、现代理性、后现代理性交互影响,彼此渗透,直接带来了德性内涵的多种指向与流变。德性内涵渗透到作家主体意识,与其生命体验、审美感悟交相影响、碰撞与呼应,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多种样态,进而制约甚至决定着其发展流变的走向,表现在婚恋文学中尤其如此。     

关于20世纪西方文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2 0世纪的西方文学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性质的概念 ,是在西方社会“物的意识”弥漫下作家发掘人的本质、认识人的特征的产物。它深刻地体现着 2 0世纪西方作家认知模式、文学观念、表达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 ,并确立了文学作品的现代主题 (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独特理解、强调荒诞境遇中人的自我意识、探索现代人独特的精神风貌 )和现代艺术表现方式 (热衷内心抒写、非理性意识的哲理化凸现、注重现代人的情绪结构的表达以及艺术形式的多元化和创新性等等 )。     

20世纪20-30年代德国远东政策亲日倾向刍议

一战以后,魏玛政府鉴于战后德国地位下降、远东出现新的国际关系格局,采取"中立"、"平衡"政策,企图恢复和改善与中国和其他远东国家的关系,重返远东市场;同时,承认日本在远东的霸权,百般迎合其对外扩张欲望,企图争取其在战争赔款、土地划分、裁军等问题上支持自己,具有明显的亲日倾向.希特勒上台后,德国亲日色彩愈加浓厚,1938年后完全撕去"中立"外衣,与日本结成同盟,将人类拖入二战的深渊.     

中西诗学从对立走向融合——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诗学革命”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双重文化背景下生成的 ,是本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诗学融会的产物 ,它的成熟构成了对古典诗歌美学传统的“二次革命”。在这一生成过程中 ,西方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古典诗学、现代化 /民族化呈现出互相消长、对立、融合的态势。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古典诗学的纵向制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横向影响的双重作用下 ,在诗歌观念、诗思方式、诗学策略等方面产生了从古典诗学到现代主义诗学的种种变异     

马修·阿诺德与20世纪中国文化

马修.阿诺德的文学批评观与文化哲学思想,经由辜鸿铭、张歆海、吴宓、梅光迪、郁达夫、郭沫若、朱光潜、闻一多、梁实秋等众多接受个体,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化思想的发展与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影响的过程可以分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三个阶段;影响的方式则有直接与间接的区别。考察马修.阿诺德在中国既被大规模接受、又被激烈抵抗的独特文化遭际,可以给我国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现代化建设带来重要启示。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世纪回顾

中国哲学史是 2 0世纪发展起来的年轻学科。在近一百年的发展中 ,中国哲学史经历了三个阶段。本文就每个阶段发展中的内容、特征、得失作了力求简明扼要的阐述和评论。     

解构与颠覆: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轨迹

从价值学 (Axiology)视角来看 ,2 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明显在道德情感与文化理性两个认识层面上表达了对乡土世界的否定性价值判断 ,即在否定乡土地域既成价值系统中发生 ,在新的否定中完成世纪之旅 ,这种价值取向上不断的否定嬗变成为循环于世纪乡土文学内部的主导文化品格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人性变迁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人性书写经历了20世纪的历史变化,中国古典意义上的人性书写向现代意义上的人性书写转化。这个过程既与中国古典人性意向相悖,又在某种程度上向其回归;既移植着西方人性话语,又修正着其与中国传统人性话语不相融合的部分。但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没有弄清中国古典人性话语和西方人性话语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一直陷于两者的困惑和牵制中,至市场化年代,走上被利益化和欲望化所控制的极端。在中国市场化意识形态与现实生存紧密一体化的语境中,文学仍然迷失在现实中,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学人性空间和书写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