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范畴的中国化及其内在问题

20世纪以来 ,中国人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出发来理解西方思想。作为一个现代学科范畴 ,“哲学”本来是从西学中借来的 ,但是借来以后立即被“中国化”了。文章认为 ,把“哲学”普遍地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 ,这一理解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但却与西方两千年来的哲学传统没有什么关系。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上 ,从来没有哪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把哲学这门学科定义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 ;不仅如此 ,他们所说的“哲学”与中国人通常情况下对“哲学”的理解在思维方式上有天壤之别。但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没有认识到他们对哲学的上述理解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学术传统中来的 ,与西方人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的理解存在着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区别 ,致使他们在阅读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误读 ,造成了许多严重的曲解     

论儒学的性质

关于儒学之性质 ,现代解家众说纷纭。或谓属于政治哲学 ,或谓属于管理哲学 ,或谓属于人生哲学 ,或谓属于道德哲学 ,或谓属于心学 ,或谓属于理学 ,不一而足 ,莫衷一是。笔者认为 ,儒学在孔子那里只是率性循理、老老实实的生活 ,只是克己复礼、改过自新的实践工夫。孔子所谓“学” ,与今人所谓“学”大异其趣。说他的学问是哲学、知识、技能、艺术或其他任何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都不对 ,但他的学问里面又确实包含这些学术的因素。深入探讨儒学的性质 ,对于反省现代学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十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之困境与前途

作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在２０世纪面临内与外、知识分子层面与社会大众层面双重困境，而导致这种困境的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创造力的衰竭。２０世纪中国的哲学家曾从“改造”、“拯救”、“创新”三个方向为中国传统哲学走出困境作出了努力，但均未成功。鉴于此，作者探讨了中国传统哲学未能摆脱困境的根本原因并对中国哲学之未来前景作了展望。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形态及其历史命运(英文)

马克思哲学分析和解决的“总问题”,是资本占有劳动与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哲学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大众形态、学术形态和政治形态三种有机统一的基本形态。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以后的发展史中,却呈现出不同的演变和命运。马克思哲学的三种基本形态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可概括为：大众形态得以倡导,但尚未完全实现;学术形态强劲,但疏离政治和大众的倾向较为明显;政治形态突出,但需进一步得到学理支持和大众认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廓清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结构,而且要营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以推动其大众形态、学术形态与政治形态的良性互动。     

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

政治哲学形成于对人类政治生活核心问题──人民根本利益的认识及相应政治形式的形而上探索。人民根本利益即人民──特定政治社会的社会基本成员──所需要的政治,最初形态为现实生活中没有而人民又迫切需要的形而上存在。使人民所需要的政治成为现实中的政治,涉及人类多种形式的探索与实践,政治哲学只是其中之一。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是发现、论证时代所需要的政治规范与政治价值。政治规范将现实中没有而又“应有”的政治关系确定为政治生活中的基本规则,为政治社会奠定基础。政治价值以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内涵的“人”及其本质特征为核心,为政治生活确定目标与标准,使政治规范获得正义与道义。政治哲学承担着性质一致但内容不同的使命──在不同的政治社会,人民所需要的政治的性质、实现程度不同,需要政治哲学解决的问题也不同。当代中国政治赋予中国政治哲学的使命是解决政治价值问题,即提出、论证体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价值。     

从“中和”哲学观到“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有关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贡献

学术界许多论者以“和”或“道”作为诗学传统核心进行广泛论述。其实,“和”是哲学或伦理学传统,而非诗学传统。中国是由“和”的哲学方法论才引申出“雍容典雅”的诗学传统。刘勰初步认识到“经”与“诗”、政治哲学与诗学不能混同,从而把中和哲学观转化为“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在“雍容典雅”诗学传统形成过程中,刘勰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认识这一点,对文学理论在向现代转化中如何处理诗学对现实的关怀,使其具备人文品位,有着重要意义。     

论中国商业文化观念的演进

本文认为,以商品经济为生存基础的中国商业文化一直存在于儒道释三家合一的传统文化中,以义利之辩、理欲之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至近代,严复、康有为等维新派引进西方文化,从而使中国传统商业文化观念第一次以理论化的形态出现。胡适在吸取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建立了商业文化观念特有的哲学思维原则和方法论。孙中山则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在内的商业文化观念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展示了一个既不同于欧美民主政治型社会,又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型社会的、以商品经济文化为特色的社会模式。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百年历程、重大成就与经验启示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构确立了历史起点,也开启了其百年建构的历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战略部署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百年建构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团结带领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产生了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创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取得了系列重大成就,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战略部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应当”之逻辑与现实——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以批判康德哲学的“是”与“应当”的二分为起点重建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主张从“现有”之矛盾推出“应有”.“是”与“应当”相统一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前提;价值判断与科学论证相统一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存在论依据;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过渡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现实内容.基于上述方法论原则,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把科学论证和价值判断统一了起来,揭示了“人类社会”取代“市民社会”的必然趋势.在当代世界,市民社会已从单纯的市场经济领域进入了社会交往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这种演变,反映了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变化,为当代政治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基于这种社会事实,在当代推进和深化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需要重新审视市民社会及其蕴涵的价值和规范问题.     

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历史学是一门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学问。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中国古代史也同样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SPECIAL ISSUE：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ree major topics for discussion in current research on Marxist philosophy

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广阔的语义空间,提示了种种可能的思路,但它与政治实践相脱离的这一根本缺陷,以及其内部的张力和冲突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范畴的简单转换,更不是用中国传统哲学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民族形式”;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绝不能忽视实践对文本的任何一种“重读”,对哲学体系的任何一种“重建”,在根本上是现实的实践活动所激发的。     

张君劢哲学思想论析

张君劢哲学思想论析吕希晨张君劢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中国现代新儒学思潮的重要倡导者。半个世纪以来，他“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自称“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在为其政治实践而颠踬奔波的同时，也写下了大量的哲学...     

孟子学问之道发微

孟子认为学问的根本宗旨在于而且仅仅在于将人放逸外骛的散心收敛回来,以存人身之主宰。此旨普涵古今中外学问之成败得失,意义深远。其中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始终从“终极关怀”的深度来观照学问的价值,有助于避免为私欲、私意而学问以及为学问而学问的异化倾向,从而使学问始终服务干人生的终极目标,而不至于游离出去,支离破碎,飘泊流浪。孟子的学问之道,不只为儒家所独有,佛、道两家亦莫不然。自觉遵循这种学问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的特征,也是这一传统自始至终闪耀人文主义光辉的一个重要原因。光大这一学问之道,对于克服学术之时弊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中国日常生活世界的历史拷问及其限度

一般而言,哲学和文化理论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科技、艺术等非日常生活领域,作为传统文化根基的日常生活世界很难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然而,无论从文化哲学角度,抑或从社会发展角度,也无论从学理层面,抑或从现实层面,日常生活批判这一研究课题都应当成为当代中国人关注的“问题域”。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及其对社会发展的独特见解,不仅为社会历史理论提供了一种透视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新视角,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理论视域的重大转换,并具有现实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意义。一、中国日常生活世界的历史性…     

政治哲学:为马克思主义“正名”的一种应有视野

在某种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其实始终“活”在不断的“非正用”(或名之滥用,名之僭窃)与不断的“正名”之中.“正名”之作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一要求引导我们洞悉“语言的政治”或“政治的语言”.我们试图将“正名”的政治性质和政治的“正名”要求熔于一炉,用哲学和政治的相互关系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它要表明政治哲学能够被当成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但如果我们不是从存在论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那就错了,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中国近世“三教融合”与“中西会通”──汤用彤、冯友兰、陈寅恪文化思想合论

中国近世“三教融合”与“中西会通”──汤用彤、冯友兰、陈寅恪文化思想合论陈俊民上承胡适、梁漱溟“哲学方法”之主旨，继胡梁之后，在中国学术界能“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把西方的哲学方法论正确应用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真正能从中、西、印“三方面哲学史细...     

沉思在这片土地上

我以研究西方哲学为职业,长期以来在研究所做这方面的工作,渐渐也有了兴趣,不仅仅是“谋生手段”了。 我在哪里做这个研究工作?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然而,有一个很长阶段,我们做西方哲学的,不大愿意接触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觉得它不够哲学味。这样的态度,也使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悬空起来,成为一门“死学问”,用以“谋生”而已。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向何处去?

作为一种具有学术性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包括其哲学 )研究目前正面临一种危机———一方面 ,其服务于政治实践的成效在下降 ,另一方面 ,其学术水准已明显逊于一些主要的邻近学科。“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此显现出来。要克服危机 ,这种研究就必须走向意识形态取向和学术取向的相对分离———前者完全以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政治需要为转移 ,后者则一心求解这个领域中长期积淀的学理问题 ,二者间可形成一种互补结构。其中 ,学术取向的研究应走向与其他学术领域的深度关联 ,走向与国际论坛的积极互动 ,走向观点独立的反思性探讨 ,走向学理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以国故整理科学”:《儒学五论》与国史体系重建

晚清民国时期,以西方学术重构中国文化体系成为近代新学术社会建立的必要环节.国难之际,科学学术与民族精神间的张力日趋紧张,如何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学术、社会之间建立联系,成为学界的焦点.蒙文通撰述《儒学五论》,以秦汉新儒学为轴心沟通中华文明义理之学、经史之学,力图重建国史体系,阐释中国历史文化中义理、制度与事实的能动关联,回应清季以降纷纷扰攘的经史、中西文化论争,为在现代学术语境中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家提供有效途径.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弄清楚传统“法治”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从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将中西古代法及法治观念作了比较，指出其根本差别正是形成各自不同的政治法律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