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操墓——并敬与张之、乔文泉二先生商榷

一个历史人物,他生时的为人处世是好是坏、是功是过、成功失败、是非曲直,以及死后人们对他的埋葬情况、评价等等,无论在他同时代人或后代人的心目中,均形成极度的反差、极度的众说纷纭、黑白相伴、真假杂揉,让人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最难以定论的,在我国大概非魏武帝曹操莫属了,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更无人能超过他。这里就专来谈谈曹操的死与葬,谈谈曹操墓的问题。     

关于西周井田制问题——与金景芳先生商榷

关于西周井田制问题,郭沫若先生的观点是:“井田只是公家的俸田,这是土地国有制的骨干”。“井田制是有两层用意的:对诸侯和百官来说是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对直接耕种者来说是作为课验勤惰的计算单位。(《奴隶制时代》第29、31页)。去年《历史研究》第二、三期发表了金景芳先生《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商榷》的文章,不同意郭老关于井田制的上述观点,认为中国的井田制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马尔克”公社;井田制的形式就是孟子的“八家共井”。我并不完全同意郭老的井田说,但尤觉得金先生的     

读《关于王维的山水诗》——与萧滌非先生商榷

王维是唐代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诗、画、音乐三者兼长,山水诗更有独特的艺术成就。殷璠《河岳英灵集》中说:“维诗,嗣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着壁成繪。”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最近在关于山水诗的对論中,也有不少人谈到王维的山水诗。虽然大家对     

关于《归去来兮辞》的创作时间问题——并与朱东润先生商榷

陶潜的《归去来兮辞》历来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今部定大专课本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选了它,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大纲》指定它是教师必须讲授的篇目。我俩在备课时参考了一些研究资料,觉得此文创作时间已有几种解说,牵涉到作者的生死观、创作方法、艺术构思,甚至文章通顺与否。我俩虽然肯定了钱钟书先生,周振甫先生的新见解,但还是认为应该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在课堂中提出来,让学生讨论,     

顾颉刚先生与《尚书》研究

顾颉刚先生一生在古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往往是由《尚书》研究得来的。例如他在学术上最擅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学说,就是早年在把《尚书》和《诗经》、《论语》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的。那时他在北大毕业后留校工作不久,正承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激荡,接受了西方传来的“古史茫昧无稽”的说法,开始具有了要对传统的古史重新进行探索     

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

敬爱的顾颉刚老师逝世的噩耗,有如晴天霹雳,击中我的心,使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更不知如何表达沉痛、缅怀之情。痛定思痛,思潮起伏。回忆起来,三十年代初期,我在燕京大学倾听顾老师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使我感受最深的,是顾老师认真标点、     

关于《长沙国研究》中的几个小问题——与罗庆康先生商榷

罗庆庚先生的《长沙国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1998年12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迄今为止对西汉长沙国(前202年——公元9年)历史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在这部二十余万字的专著中,所引的文献参考资料多达百十种.考古发掘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大量运用亦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先生……     

关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与史进先生商榷

《关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一文系作者1964年旧作,但所论之五题,均为当前我国民族学界所尚未完全解决之重大学术问题。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解诗二题——兼与艾治平先生商榷

解诗二题———兼与艾治平先生商榷李德辉“燕山”不是“燕然”艾治平先生《历代绝句精华鉴赏》（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释李贺《马诗》之五,以为“燕山月似钩”之燕山是指“燕然”,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之杭爱山,“这一（代）带是历来的古战场……李贺生活...     

关于形式逻辑的同一性问题与张世英先生商榷

张世英先生在“形式逻辑的同一性与辩证法的同一性”一文中,对于哲学界一些同志否认对立面的同一与片面强调对立面的同一的两种错误观点所进行的批评,我完全赞同。但是作者在阐发形式逻辑的同一性时,却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混为一谈了,这点我是不能苟同的。本文提出如下意见,以与张世英先生商榷。我们知道,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在历史上曾有着纠缠不清的瓜葛。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式逻辑遭受着形而上学的严重歪曲。在亚里斯多德以后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形式逻辑,实质上就是一种形     

《鲁论》、《齐论》比《古论》出现得早——与唐明贵先生商榷

据东汉赵岐《孟子题辞》记载,汉文帝时已置《论语》博士,说明汉初《论语》已经存在,陆贾《新语》、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其对策对《论语》的引用也说明了这一点。《论语》在汉初已出现,汉初鲁学、齐学并盛,故在这一历史时间已存在鲁学《论语》、齐学《论语》了,只是期间《论语》无定名,从而也无《鲁论》、《齐论》之称,但无名而实存的《鲁论》、《齐论》比《古论》出现得早。     

关于楚、越战争的几个问题——与杨宽等先生商榷

战国时期的楚越战争,主要见于《史记·越世家》的一段记载。清代以来,一些学者结合有关史料,对楚、越之战特别是楚灭越之役开展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0页)、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40页)、李学勤《关于楚灭越的年代》(《江汉论坛》1985年第7期)、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311页)、杨宽《关于越国灭亡年代的再商讨)(《江汉论坛》1991年第5期)等。但是,各家之说尚相去甚远,表明离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一段距离。受到上述讨论的启发,我们也有了一些想法,现刊布出来,希望能得到指教。     

鸦片战争的实录——《夷氛闻记》

《夷氛闻记》的作者梁廷楠(1796～1861),广东顺德县人。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爱国士绅,先后被几任两广总督邓廷桢、林则徐、祁(土贡)、徐广缙等延入幕府,与林则徐的关系尤为密切。林则徐禁烟方案,抗英斗争策略的制定,他都起了很大作用。鸦片战争之后,他亲自领导了反英人入广州城的斗争,因反英人入城斗争的胜利,清廷赏其内阁中书,加侍读衔。他博学多才,先后撰写了《粤海关志》、《海国四说》、《夷氛闻记》等书,尤以《夷氛闻记》一书最为著名。 《夷氛闻记》共分五卷。记叙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划分了战争的几个主要阶段,卷一战前,卷五战后,中间三卷述战争始末,而以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和清政府大规模用兵广东、江浙作为阶段划分的标界,这样分卷记叙,眉目既清,又比较科学,奠定了鸦片战争史基本框架的雏形。     

怎样探索传说故事的来源?——与顾颉刚先生商榷

《民间文学》1962年第三期上,刊登了顾颉刚先生的《我在民间文学的园地里》一文。我认为,这篇文章有其值得重视的价值。但是,文章最后一部分把我国不少著名的传说故事,都说成是“发生在外国而流传到中国来的”,或是“把西方故事转化为中国故事的”,这样的论断,我认为是大成问题的。顾先生在文章中具体提到了“悬圃”《救命池》、《西湖三塔记》、《偃师献倡者》、《板桥三娘子》、《中山狼传》等传说和故事,作为他的“外国传来”说的例证。究竟这些传说故事是我们民族自己的创造,还是“从外国传来”的,我觉得实有一辩的必要。因为这不仅仅是对几个传说故事如何认识的问题,而且关系着民间文学研究中如何清除资产阶级民俗学的错误观点而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问题。     

对质疑“《导言》、《问题》不成熟论”的质疑——与林锋先生商榷

有学者对马克思的《问题》和《导言》这两部早期著作中的＂人类解放理论＂作了详细论述,以此为由对＂《问题》、《导言》不成熟论＂提出了质疑,并试图从＂五个方法论原则＂对＂《问题》、《导言》不成熟论＂进行驳斥。事实上,这五个驳斥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足够的证据表明：《问题》和《导言》作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尚未摆脱＂旧哲学＂的影响,仍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旧哲学的＂痕迹＂,的确具有＂不成熟性＂。该学者的＂质疑＂和＂驳斥＂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孔子思想的几个问题——与杨荣国先生商榷

杨荣国先生的《论孔子思想》一文(见《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期)的中心论点就是:孔子的思想是维护那日趋崩溃的种族奴隶制统治的,是保守反动的。这个中心论点好比一根色彩鲜明的线,贯穿着杨先生论述孔子思想问题的全部著作(从解放前出版的《孔墨的思想》一书、到解放后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再到最近发表的这篇《论孔子思想》一文,其中心论点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任何改变)。     

答《糖辨》——再与吉敦谕先生商榷

拜读了一九八○年第四期《社会科学战线》揭载的吉敦谕先生新著《糖辨》,实在不敢苟同。同时又联想起一九六二年第九期《江汉学报》所载的吉敦谕先生的《糖和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和本人因此而写的刊载在同年第十一期《江汉学报》上的《关于“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与吉敦谕先生商榷》,不难看出,吉敦谕先生的这篇新著无疑是旧作的继续,因此,有必要予以答复。吉敦谕先生的新著,实际上并没有新内容,由于旧刊物现在很不易见到,我在二十年前对吉先生的旧著的评论是怎样说的、到底说了些什么,当然是读者乐于知道的,因而我这里尽可能用我的旧作来答复。     

也论《圆圆曲》——与姚雪垠先生商榷

《圆圆曲》是明末清初的诗人吴伟业的代表作。它以强烈的民族感情,狠狠鞭挞了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吴三桂,再加上它词采绚丽,用事典雅、音调铿锵,节奏宛转流利,因而几百年来流传不衰,成为“梅村体”的代表作。《圆圆曲》的故事究竟符合不符合史实呢?这个问题关系着如何分析评价这一脍炙人口的诗篇:它到底是纪事写实的现实主义作品呢?还是架空虚构的传奇性作     

论杨贵妃的传说以及《长恨歌》之恨——与周煦良、俞平伯二位先生商榷

读了《晋阳学刊》八一年第六期刊载的周煦良先生《〈长恨歌〉的恨在哪里?》一文以及周煦良、俞平伯二先生《关于〈长恨歌〉的通信》,对于二位先生的见解不敢苟同,因作此文,求教于二位先生及关心白居易《长恨歌》的其他同志。二位先生的主要见解是:白居易在《长恨歌》后半篇中是“以极其隐晦的手法写当时民间的一个传说,即当日杨妃在     

读《张迁碑》辨疑——与程章灿先生商榷

东汉官宦多为单名,但平民阶层的"双名"也相当普遍。《张迁碑》碑阴题名存在着"双名"现象,与东汉民间社会的习俗相一致,足证其为东汉的"乡里刻碑"。碑文写入非张迁直系先祖的张氏名人,符合汉碑常例;对张迁官职的记载也符合汉代官制;至于用典中的错漏之处,恰恰证明其为东汉乡里俗儒所做之"乡里刻碑";明代赵均、都穆等金石名家对此碑也多有著录;可见其为真正的东汉碑绝无可疑。程章灿先生《读〈张迁碑〉志疑》将该碑断为伪碑的新说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