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商还是重商:中国古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近些年来,一部分学者质疑“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是重农抑商”的观点,并提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与其说是抑商,倒不如说是重商。作者针对这种质疑,从其理论认识和史实运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并最终得出了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主要还是“重农抑商”,而并非重商或既重农又恤商的结论。     

晚清重商思想与西欧重商主义之比较

晚清重商思想虽源于西方,但它和西欧重商主义在内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欧重商主义是顺着西欧经济发展的自然轨道而出现的,而晚清重商思想则是在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形成的。因此,晚清重商思想带有明显的反对西方军事、经济侵略的特征,要求政府支持、干预,发展近代工商业。     

论重商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如果把政治经济学从产生到发展看成是一个历史系统的话 ,系统中会呈现理论的区间和层次。区间的划分是以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不同选择和倚重为标记。在世界经济向全球化、一体化快速跨越的阶段 ,国际交换正成为矛盾的焦点。因此 ,经济学的注意力将转向流通领域并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的理论选择目标。与此相关的重商发展理论也会应运而生。本文在对经济学周期性演进诠释基础上 ,从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条件出发 ,分析了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重商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政商之间：王茂荫重商思想探析

王茂荫的重商思想集中蕴含在他的货币改革方案中。他主张严格限制纸币的发行数量,主张纸币兑换,重视商人和钱店在行钞中的作用等,这些都是他重商思想的体现所在。请筹通商以民安业,反对抑勒商民,反对设厘金制度以扰剥商民,特别关照和维护徽商利益等,为其重商思想的主要方面。王茂荫重商思想的形成与其家庭出身、本人经商经历和徽州本土的商业氛围有密切的关系。王茂荫维护商人利益与维护封建国家利益二者之间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王茂荫的重商思想是显而易见的,而在维护商人利益的实际作用方面却是有限的。     

略论晚清重商思想之理论及实践

晚清时期 ,重商思想已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 ,并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清政府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法规 ,刺激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同时 ,重商思想对资产阶级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 ,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直接影响到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古代地中海文化圈内部的文学与文化交流及相互影响

古代地中海文化圈是最早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这一区域内各主要民族和国家在文化上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是古代地中海世界灿烂的文学成就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地中海文化圈的文学与文化应划分为"泛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与文化"、"北非文学与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学与文化"三个部分,古代地中海文化圈内不同地区文学相互影响,从而为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实例。     

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特色之比较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成就,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二者既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即古罗马的文化多师承古希腊,又由于各自的特性,如不同的政治环境、经济形式、民族性格及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了不同的特色文化。     

中西审美主体比较

先秦两汉儒家美学与古希腊罗马美学在审美主体的认识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先秦两汉儒家美学常常把审美活动看成是传授教化乃至移风易俗的功利行为,要求审美主体应该是具有纯粹高尚的道德感的君子,并注重审美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古希腊罗马美学常常把审美活动看成是追求真理的活动,并不以伦理道德的限制为前提,强调使人的心理感官得到愉悦,心灵得到净化,进而使个体意识提到普遍性的伦理原则,故而作为审美主体并不要求他的道德感,有时他甚至只是一个替神代言的迷狂者.     

司马迁与古希腊罗马史学观念之比较

本文以托马斯·库恩的范式为比较原型,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司马迁的史学纲领进行探析,将司马迁的通变的历史观同古代西方最发达的希腊罗马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进行比较,论证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高出于希腊罗马的史学观念,而且就其基本点上,也同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向一致,并揭示了这一史学方法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略论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

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前期 ,黄老主要的工商思想先后得以付诸实施 ;中期 ,实行的是剥夺工商权益、强化对工商业干预控制的管理政策 ;后期 ,则是随着盐铁会议的召开而对工商管理政策加以调整。经过以上三次较明显的波动和摇摆 ,在政治干预的总前提下 ,呈现出以暴力色彩浓厚的干预到经济手段逐渐加强的层次变化 ,而这一变化恰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大体同步运行     

两周秦汉与古希腊罗马的工商业比较

中西方上古社会的工商业,表面上似乎有着相近的历史旅程,而实际上却貌合神离.从其产生初期的地位特征、发展进程中的法制规范、命运演化及其文化遗产诸方面,两者都隐含着非常迥异的系列内质.其有关成果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两者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论晚清重商思潮与公司立法的互动

近代中国遭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通过比较与反思 ,认为对商业的不同态度 ,导致了中西贫富强弱的差异 ,从而在否定重农抑商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商战固本、商为国本、以商立国的重商思想。重商思想在晚清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并进而影响到清廷的公司立法。清廷的公司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重商主义者的法律要求 ,进一步拓展了重商思潮的影响层面。     

重商文化、政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

目前企业投资决策的风险选择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检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政府治理在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那些处于更受重商文化影响区域的上市公司,其风险承担水平往往更高;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重商文化和政府治理水平在影响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方面存在互补关系,即重商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     

略论西汉文景时期对匈奴的积极防御政策

汉武帝出击匈奴 ,与此前文、景两朝奉行积极的防御政策有直接关系。文景时期轻徭薄赋 ,与民休养 ,不仅内地经济得以发展 ,而且对西北边疆也采取了相应措施 :一是徙民实边 ,试图在边疆建立一种以乡党宗族为纽带的兵民合一的屯边防御体系 ;二是入粟拜爵 ,输粟塞下 ,使边地有足资供应的粮食 ;三是设立苑监 ,鼓励养马 ,使军用马匹有充足的来源。通过这些措施 ,后来汉武帝全面出击匈奴才有了雄厚的物质保障     

我国西汉时期解决流民问题的政策选择与启示

本文依据流民问题在西汉王朝前、中、后三个历史阶段的不同特征,着重分析各个阶段的政情演变状况以及政府针对流民问题的政策选择。通过对其政策效果的纵向比较,得出对我国当前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有益启示。     

回族崇商重商伦理价值观对构建市场经济伦理道德的影响分析

回族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也是一个有良好商业信誉的民族。回族文化崇商重商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崇商人,提升商人;二是确立了一整套商业道德规范,把商业这一世俗的行为置于神圣的信仰之上。回族文化的这种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紧密契合,对其建构有积极的作用。     

追寻正义:古希腊罗马自然法思想的主题

自然法思想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有着极为复杂的理论谱系,通过追踪其历史演进过程,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自然法学家都是从对宇宙生成变化之理的"自然"追问出发,以期发现其中所蕴涵的超越人类合法权威之上的自然法则,并将这些法则看成是有待我们追求和实现的正义原则。由此,对正义的追寻成为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然法思想探究的主题。     

浅析古罗马共和制

古罗马共和国自公元前510年至公元前28年,前后共经过了约480年时间。这一时期正是古罗马国势日益强大,大规模对外侵略的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平民与贵族不断进行斗争,古罗马的共和制亦不断得到改革、发展与完善。作为西方政治文化发展、演进历程的第二个传接者,古罗马人创建的共和制是一种精密的混合政体,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均衡与自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好的体制是三种政体形式——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均衡结合”。古罗马共和体制的创立深受古希腊哲学尤其是古典自然观的影响,古代思想家关于自然、自然权利、正义、善等内容的探讨和争论是古罗马共和制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西塞罗作为古罗马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将共和制这种混合政体作了全方位总结与评价。     

古希腊罗马奴隶生存境遇探析

一般认为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大权,其实不尽然。古希腊法律禁止奴隶主杀害奴隶,古罗马法律虽然认可,但现实生活中无辜杀害奴隶的事例毕竟是少数,到帝国时期,奴隶主杀害奴隶的权力也逐渐被废止。奴隶劳动并非没有报酬,反而多数行业可以取得和自由人一样的薪水,凭着这收入,他们过着能够过得去的生活,有的还能赎身变得自由。奴隶的婚姻虽然不被法律所承认,但他们也绝不是乱交而无人伦,他们也是男女结合在一起过日子的,但他们的家庭有时可能因为出卖一方而被拆散,他们的孩子能否养育也由主人决定。这就是奴隶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虽苦,但并不可怕。     

古希腊罗马科学技术的成就及影响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达到了奴隶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它是近代科学技术产生的基础,它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也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