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启迪

被誉为现代教育先驱者的蔡元培先生是现代先进教育思想的奠基人。他坚持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给予了颇多启迪,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五育并举"的教育理论对高校开展素质教育的指导意义;"教育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对高校的发展和学术氛围营造的启迪;"中西融合"的思想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2007年底在武汉举行的"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研究十年

近十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课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讨论:一、为什么要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二、何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三、怎样实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随着这三个基本问题的探讨和深入,中国古代文论和当代文论的研究都进行到了一个新的理论深度,并将继续向广度、深度拓展。     

无为而治——现代社会管理理想之境

老子的"无为而治"是现代社会管理理想之境的高度概括。"无为而治"思想中所蕴含的"道法自然""自化""自正"以及"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涉及到了有效解决现代社会管理问题的思路。我国现代社会管理思想在积极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进行借鉴的同时,更应立足中国现实土壤,积极秉承和汲取中国传统资源,以切实解决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与西方、历史与现代的结合中去寻找现代社会管理的生长点,真正实现社会管理思想的本土化。     

汤因比晚年对中国文明的反思

汤因比早年与晚年的中国文明观大相径庭。早年他在《历史研究》中得出了中国文明已经僵化走向死亡的论断,而在晚年变为对中华文明极度赞誉。汤因比晚年改变对中国文明的认识,源于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虑,主要表现在为对以西方文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全球性困境问题的真切痛思。汤因比晚年中国文明观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他认为中国文明有利于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主要表现在:中国模式对"世界国家"的建立,儒家思想对新政治哲学观的确立,佛道思想对当前生态问题的解决。     

“劝农”——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教育评析

"劝农"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教育的重要方式,是农本思想、民本思想、教化思想、农耕文明的具体体现。并且,耕籍礼、劝农文、劝农官等丰富、多样的"劝农"方式使"劝农"思想得以有效实施。基于"劝农"思想与制度的现代意义,重构现代"劝农"文化、明晰现代"劝农"主体、创新现代"劝农"形式以及完善现代"劝农"机制尤为重要。     

历史文化视阈下的"中国特色"话语研究

"中国特色"话语是近代中西文化对立、冲突、融汇的产物,它深刻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思想文化困惑,以及中国人民为改变西方"他者"形象而积极探求国家昌盛和民族振兴的艰难而又复杂的心路历程.在经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之后,"中国特色"话语逐渐由思想文化领域转向政治视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当代中国最具核心价值的政治哲学话语.     

从"无利害"到"似无用,非无用"——试论蔡元培对康德美学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开创时期的重要人物,蔡元培深受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知识与道德成为蔡元培接受康德的两个基本前提,二是蔡元培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美感,三是蔡元培对康德的思想进行改造,提出"美育代宗教"。蔡元培根据自身的学术兴趣和中国现实需要对康德思想加以吸收改造,把无功利的美学变成了"无用之用"的美学,他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基本状况

“现代意识”这个词组一般而言,主要指的是以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和文艺创作为核心的思想和文学意识,使基于欧美的文化和文学的历史情形而建构出来的,但是在描述和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时,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文学的双边关系,也不是中国文学中的西方问题,而应该着力凸现身处中国自身的历史情境之中的中国主体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反应。中国现代意识既不是一个和西方现代意识相隔绝、相对立的概念,它接受西方现代意识的启迪和激发,同时它更是从自身处境中生成,并对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构成重要意义。     

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

河上肇作为日本近代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思想有着极其密切的双向联系一方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河上转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日本近代,他始终亲近中国传统文化,从儒学中汲取"求道"的精神动力,并以中国古代思想为媒介来论述他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另一方面,河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又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中国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都借助他的著作学习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对现代中国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于当代中国哲学之历史使命的辨析

当代中国哲学主要有两大历史使命:一是对传统哲学的继承和改造;二是回应时代问题,实现理论创新。认清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含义予以界定,首先要厘清"中国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概念的异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就要实现哲学不同学科的对话,改变哲学研究相互隔离的现状,打破哲学各学科研究的思想藩篱,积极促进学科内部的整合,推进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     

跨文化形象学:问题与方法的困境

跨文化形象学关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结构以及其中展现的西方话语霸权,分析西方现代性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表现出的强大的"形塑力",其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向中国文化自觉,试图从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建构中国思想主体。这种在中国/西方、自我/他者二元对立框架内提出的问题与思考的方法,是未经反思的。就问题而言,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未必能够建构中国思想主体,中国不是缺乏思想的主体意识,而是缺乏思想的能力,甚至建构中国思想主体的问题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就方法而言,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后学"方法,在西方思想体系中是合理的,移植到中国语境中,意义可能相反。我们的反思有必要回溯30年中国思想历程,追问思想的主体究竟应该是"人"还是"国家",究竟应该是知识哲学与道德哲学问题,还应该是政治哲学甚至意识形态问题。     

唐君毅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神罪过”

近百年来,中国欲求国家富强与自由、民主、科学而不得,唐君毅认为主要罪过在于承担教育和提倡文化思想之知识分子身上。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有三大精神罪过:一是个人主义与师友之道沦丧,二是对待西学态度之怯弱与卑屈,三是缺乏一纯粹之科学精神。其根源是中国数千年儒学精神的陶养之丧失,因此,恢复儒学之反求诸己的精神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相互赦免其"精神罪过"之唯一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对"三农"问题一贯予以高度重视。主要论述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的"三农"思想的主要内容,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洪深论中国现代戏剧的“现代性”

当前人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主要局限于现代小说这类文体上,而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在文体方面存在的多样性的特点。中国现代戏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在很早就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予以关注的,特别是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之一的洪深曾经系统地从理论上对中国现代戏剧的"现代性"做了分析和总结。在当代学者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时,这一点几乎无人提及。这既不符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实际,也不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西方现代性源起的中国灵感

中国形象曾经作为西方现代文化乌托邦精神的象征,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中国形象进入西方现代文化,先后出现了"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三种形象类型,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三个阶段.马可·波罗时代强调的是物质上富强的中国形象,门多萨时代强调的是制度上完善的中国形象,伏尔泰时代强调的则是一个思想上具有深刻启蒙意义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性经验中纵深研究中国形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性是一个跨文化空间生成的概念,正如中国现代性离不开西方的启蒙,西方现代性中也有中国灵感.     

王国维境界说的“超二元对立”探索方案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是中国当代美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20世纪初,王国维在其境界说中会通中西相关思想,从"超二元对立"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现代转换尝试,其中提出的中国文艺美学超越"善、恶"经验二元、超越"超验与经验"二元和超越"主、客"二元的基本任务以及从超越"超验与经验"二元对立层面解决超越"主、客"对立问题的探索思路,对于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现代转换及其当代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思考——在东亚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演讲

我对中国文化和思想主要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曾经提出了中国人的三个传统思想精神:"大一统"、"中庸"和"自省",我想可以把这三者理解为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另一个是中国人到底是以怎样的思想方法思考问题的?我想可能是这样的,中国哲学与文化中"道"、"仁"、"礼"、"理"等也是经过思维高度抽象的语词,只不过这些语词不是对象性的概念,它们的内涵体现于人的思想与行为,体现于人所面对的实际生活.这样,我们的祖先就把这些语词与某一类作为、或者某一类事物联系起来.我使用一个现代的词汇"模式"来概括这种思想方法,并把中国哲学与文化中的思想方法叫做"模式"的思想方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模式"的思想方法,如何评价这种方法在现代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中的价值,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佛教现代性的基本向度

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变迁伴随着"西学东渐"而展开,无论在佛教界、学界、居士界都有明显的现代性变迁痕迹并显示出具有中国佛教自身特点的理性化与世俗化发展模式。从佛学思想观念之变与佛教发展的社会调适这两个维度来看,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向度可概述为三个层面:在观念层面,西方现代理性思维及现代性观念对中国佛教思想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与融通多附会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及佛教内部进行理性化的自我批判与反批判;在社会层面,近代中国佛教开始谋求自身与现代社会的契合,这在佛教界主要表现为以太虚为代表的"人生佛教"及其弟子推行的以"人间佛教"为目标的佛教改革运动,在居士界则主要表现为居士佛教世俗化教团组织的建立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等;在研究方法上,开始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替代"信解行证"的传统方法,这一佛学研究方法的变迁既是中国佛教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促进了佛学的发展。     

中国传统养生心理思想对现代生活的影响研究

采用养生现状问卷调查和分析的手段初步探讨中国传统养生心理思想对现代生活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养生心理思想在现代生活中已经有不同程度的传承和遗弃,主要表现为:以形神兼顾、顺应自然、平和适中、顺时调神、以物养性、预防为主、以情制情、清静养神为代表的传统养生心理思想至今仍经久不衰;而强调修养道德、精神陶冶、突出养神为主的传统养生心理的思想精髓在发展中遗失。实现中国传统养生心理思想的现代回归与价值转换,是当代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