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阿缟之衣”和“越葛钱绢”

“阿缟之衣”,语出李斯《谏逐客书》。前后文是:“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对“阿缟之衣”,一般是这样注释的: “阿缟:东阿县(现在山东省阿县境)出产的绸子。”(《古代散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把“阿”解释为。东阿”,其根据,大约是《史记·李斯列传》裴骃《集解》:“徐广曰:‘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然而,徐广、裴骃的解释是错误的。王念孙对此曾经作过认真的考证。王念孙在《广雅疏证·释器》“婀缟致(素勺),练也。”条下说:“婀……字通作阿。《列子·周穆王篇》及《淮南子·修务训》并云:‘衣阿锡曳齐纨。’高诱注云:‘阿,细縠;锡,细布。’《汉书·司马相如传》:‘被阿锡揄紵缟。’张(按:指张揖)注云:‘阿,细缯;锡,细布。’《史记·李斯列传》:‘阿缟之衣锦绣之饰。’徐广《音义》云:‘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案:徐说失之,阿缟皆细缯之名,非以其出自东阿而谓之阿缟也。’     

试释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所载“喜□安陆□史”

睡虎地秦简 《 编年记》有 “ □安陆□史”记载。此处墓主喜究竟为何职?目前学术界共有五种不同的解 喜释,但均嫌证据不够充分。令史可称佐,而秦已有“假佐”之制,且喜已完全具备假佐条件,故合理的简文解释应为“ 喜假安陆令史” 。该解释也符合秦简的记载习惯。     

“执金吾”与“中尉”沿革考

《大唐六典》卷二十五“左右金吾卫大将军”条云:“《汉书·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魏武执政,复为中尉。晋、宋、齐、梁、陈并不置……”。《通典》卷二十八《职官》十“左右执金吾卫”条云:“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师。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魏武秉政,复为中尉。晋初罢……”。《三国会要》卷九《职官》上“执金吾”条云:“魏建国,置中尉,黄初元年,改执金吾。”     

“月生西陂”?“入乎西陂”?

周振甫同志的《诗词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五月版)在《仿效和点化》一节里,引了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中一段诗话: ……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因无端涯。大明东出,月生西陂。”……“月生西陂”语有何致,而马融复袭之? 作者在王世贞这段诗话的基础上进一步引伸道: ……比如司马相如《上林赋》:“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指上林地方广阔无边,这是概念的说明。“日出东沼,月生西陂”,比较具体些,还缺乏形象描写。……再像马融《广成颂》作:“……大明出东,月生西陂”也讲日东升月西升,只是换换字面。……     

《喻老》中的“杜子”应是“庄子”之误

今本《韩非子·喻老》中有一则记事:“楚庄王欲伐越……杜子曰:……”这个“杜子”究属何人?王先慎说:“杜子”乃系“庄子”之误。我认为此说甚是。因为稽之古籍,诸书都作“庄子”。如:《御览》366引此条时作“庄子”,《荀子》杨倞注引此条时亦作“庄子”(陈奇猷说:松皋     

《天问》“兄有噬犬”节索解

《楚辞·天问》:“兄有噬犬,弟何欲?——易(夷)之以百两,卒无禄!”《天问》关于人事的部分,疑据楚史《梼杌》或《坟》、《典》之书,作节略并加以艺术的再创造,故叙古史特详。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引贾逵曰:“梼杌,……谓鲧也。”夏、楚同为龙图腾族,故楚人视鲧(舷)犹本族的英雄,并进而以鲧名其国史。《天问》特详“夏史”,盖由此也。     

也谈“馌彼南亩”

《社会科学辑刊》八一年一期载晁福林同志《关于“鎑彼南亩”》,读后对其送饭给农夫吃的解释,有疑义。《甫田》、《大田》反映的是西周农事,当时在大面积土地上耕作的奴隶,多者如《噫嘻》所写的“十千维耦”,即近万人;少者也不会如后世的小农经济,只有几个人。一个贵族宗子带着老婆孩子去给众多的“农夫”送饭,是不可能的。此其一; 其二,《甫田》、《大田》、《七月》等诗在写到“同我妇子,馌彼南亩”总是紧接着有“田吱至喜”一句。“喜”,郑玄以为“读为喜,酒食也。”从上下文看,所馌的对象当为田畯。田畯为何人?《诗经》注家都解为田大夫。但在《周礼》中并无田畯这一官职,仅在春官下有“籥章,掌土鼓豳籥……凡国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郑司农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又《国语·周语》韦注:“农正,后稷之佐田畯也。”田畯是后稷的助手,又是最先教人从事耕耘的人。后稷本是弃的官职,     

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毛面”及其来历

《晋书·张昌传》说,张昌起事,“皆以绛科头,(?)之以毛”。又昌传王歆上书也说,张昌军“绎头毛面,挑刀走戟……”对其中“绛头毛面”作何解释,史家见解颇为不同。王仲荦先生在其著作《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中解释为,“起义军头著绛色巾,上插羽毛……”,韩国磐先生则认为是“戴绛色帽,用马尾作髯。”(见《魏晋南北朝史纲》第151页)。二书所释“绛头”可谓大同小异,基本符含原意,姑不论;其所释“毛面”则与原文难说相通。显然,“毛面”之“毛”为动词。“毛面”直译宜为“在脸部(?)些(?)毛”。万绳楠老师在     

“吞凤”与“吐凤”

《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喜舍弟羲叟及第上礼部魏公》:“朝满迁莺侣,门多吐凤才”。上句用迁莺比及第,下句“吐凤”典出《西京杂记》:“扬雄著《太玄经》,梦吐白凤凰,集于《玄》上,顷而灭。”义山用“吐凤”概括这则典故,比人写作才华如扬雄一般高明。可是到他写《为濮阳公陈许举人自 代状》时,在“人惊吞凤之才,士切登龙之誉”句中,把《西京杂记》这则典故变成“吞凤”了。一吐一吞,词义相反,但整个典故的含义并未变。按骈文规则,“吞凤”处用“吐凤”完全可以,为何改用“吞凤”?一定是义山一时误记了。于是,后世文人都用“吞凤”。李群玉《感兴四首》(《全唐诗》卷568)之一:“子云吞白凤,遂吐太玄书。幽微十万字,枝叶何扶     

论“国亡史成”

“国亡史成”作为一种正史修撰制度,正式确立于唐宋之际;但是,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则由来已久。本文主旨在探讨这一观念的缘起,以及由观念而制度化的具体过程。1　　“国亡史成”作为一种明确的历史观念,较多地被提出大约是在宋元之际,蒙古灭金以后。著名儒臣刘秉忠向元朝当局建议修撰《金史》的一份奏折中写道:“国亡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1金朝遗民、著名学者王鹗,在金亡后仕于元朝,也曾上奏建议修撰辽、金二史,并奏言:“自古帝王得失兴废斑斑可考者,以有史在……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     

“脱若”新解

《史记·游侠列传》云:“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北大《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解末句之“若”为“及”、“或”,译为“恰好象有天助似的,每逢他十分窘迫紧急的时候,总经常能逃脱,或是遇到朝廷大赦”。“脱若”不应当这样解释。脱,不是逃脱,而是轻快貌。“脱”的本义为肉离骨,《尔雅·释器》:“肉曰脱之。”邢(曰丙)疏引李巡曰:“肉去其骨曰脱。”由此引申出轻快义。《公羊传·昭公十九年》:“乐正子春(人名)之视疾也,复加一饭,则脱然愈。”脱然愈,谓疾病迅速痊愈。《淮南于·精神训》:“则脱然而喜矣。”注:“脱,舒也。”脱然,轻快之义在上古常见,不赘举例。若,也不当训为“及”、“或”,而是语末助同,为形容词或副词之语尾,用同“欣然”之“然”(依《词诠》)。《诗·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郑玄笺:“沃若,犹沃沃然。”沃若,即沃然。     

“信口雌黄”出处探

新版《辞源》于“口中雌黄”(即“信口雌黄”)条下注曰:“随口更正说得不恰当的话。如用雌黄蘸笔,涂改错字。”新出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于“雌黄”条下注曰:“矿物名,可做颜料,古时用来涂改文字。”“信口”口中”总是出于言谈,与“口”相关。但雌黄是涂改书面错字并不与口发生关系,用“笔下雌黄”岂不更贴切吗? 再看“口中雌黄”的出处。新版《辞源》:“口中雌黄”“……据《文选注》引《晋阳秋》:‘王衍字夷甫,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查《晋书·王衍传》说衍“妙     

“打草谷”辨

《辽史·兵卫志》载:“辽国兵制,……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曰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这段史料说明:辽国没有军需粮草的供应;只靠军队“四出抄掠”,通过“打草谷”的办法来解决;从事“打草谷”的军队占辽军的三分之一。今天,某些史学著作仍对辽军所谓“打草谷”行为加以批判,因而,对“打草谷”有进一步辨明的必要。     

“率土之滨”释义辨正

《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目前通行的各种注本,都把后一句“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成是“凡四海之内所居住的人,都是周王的臣民。”其中“率土之滨”被解释为“四海之内”,诸家均无异议。但是追本溯源,却发现这种解释颇有牵强之处。 这种解释的来源是毛《传》、郑《笺》和孔《疏》,主要是孔《疏》(见《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毛《传》:“率,循;滨,涯也。”郑《笺》:“此言……王之臣又众矣。”孔《疏》:“诗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尽近     

“膜拜”与“南谟”无关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刊清人浦起龙《史通通释》(王煦华校点)上册第一百页,有“元氏膜拜稽首”句,云: 膜拜,《穆天子传》:膜拜而受。 注:长跪拜也。又注:胡人礼佛,交手 称南谟者,即此。 这个注解殊失惬当。膜拜与南谟无关。     

“责于人”与“择人”

《史记·货殖列传》云:“朱公……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唐司马贞《索隐》曰:“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此解义甚含糊,故今人晏炎吾解“责”为“债”,谓:“‘不责于人’者,谓不贷子钱。”“‘择人而任时’即‘释人而任时,。亦即‘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言异而实同。”(见《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今按,以“债”释“责”,以“释”释“择”,似嫌迂曲。《说文》:“责,求也,从贝束声。”“责”之本意为“求取”,《左传·桓公十三年》:     

“四人帮”胸中之“数”

一览“四害”史,发现王张江姚历来很注意数字。不过他们的“数字学”和一般不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特别“原理”。不信请看: 三十年代,“国防文学”牌号的投降影剧充斥国民党管辖阵地。仅江青粉墨登场或争演未成的就有:《自由神》、《求婚》、《大雷雨》、《狼山喋血记》、《赛金花》,等等。这一幕幕,一场场,可谓为“数”不小。但江青却认为此数太小,“还觉得不够、不够!”要人们大写特写这类“很有意义的优秀作品。”其“原理”就是:凡能博得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欢心的东西,其“数”越大越好。     

论“周南”和“召南”

一《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在《诗经》十五国风中,只有《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历来颇有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南”字的理解各有不同,其影响较大的有五种意见。 (一)南化说。《毛诗·关睢序》说:“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郑玄《诗谱》说:“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陆德明的《毛诗音义》也说:“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等,均从此说。 (二)南音说。《吕氏春秋·音初篇》说:“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此说到了宋代颇为流行,王     

试论《儒林外史》,“善善恶恶”的整体构成

<正> 《儒林外史》题名曰“外史”,系对应于正史中之《儒林传》而言。吴敬梓“以《史》《汉》才作为稗官”,既有继承古代史家“不虚美,不掩善”、“寓褒贬,别善恶”的传统史笔的一面,又有突破官修正史体例的拘缚,以其独创的“史外之史”的稗官小说全面反映那一时代的知识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的现状,表述他的“褒贬是非”的鲜明态度的一面。闲斋老人于乾隆元年(1736)作《儒林外史序》说:“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