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阳之下招"及其张力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原道》析论

哲学史书写是思想史探讨的对象,冯友兰中前期哲学史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与《新原道》即是绝佳的例证.在哲学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史》把哲学史视为民族历史的"心"和"魂",哲学史书写是一种"知心"和"招魂"行动.《新原道》进一步明确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确立了哲学史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情节模式上,《中国哲学史》存在着显性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新子学时代"三环节,以及隐性的儒家单线道统结构.《新原道》则将后者翻为正面,建构了以儒家为主线的"社会道统"论,其发展的终点是作为"新统"的"新理学".在对情节的论证和认识论风格方面,从《中国哲学史》到《新原道》,存在着从个体论到有机论、从怀疑论到独断论的转变.     

同而不同处有辨 ——《新列国志》《东周列国志》《鬼谷四友志》评点比较研究

选取《新列国志》《东周列国志》《鬼谷四友志》的重叠部分,对三书评点进行比较研究.从文本嬗变来看,《东周列国志》删削了《新列国志》部分诗文;《鬼谷四友志》则对《东周列国志》的语言、回目、情节均有改动.从评点来看,形式上三者各有不同;内容上,《新列国志》评点涉及多个方面,《东周列国志》《鬼谷四友志》评点则专注于劝诫;风格上,《新列国志》评点冷静自持,《东周列国志》评点相对严肃,《鬼谷四友志》评点则平易自然.这些差异彰显了明清时期历史演义小说发展进程中对"贵幻"理论的接纳、对英雄传奇模式的吸收以及评点者主体意识的增强.     

植物新品种保护中我国“农民特权”规则的完善

育种创新是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保障育种创新就需要完善植物新品种产权保护体系。正启动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有关植物新品种权内容中对“农民特权”的具体规定较为模糊,导致农民超越“特权”而侵犯品种权人利益的现象屡有发生,即品种权人权利与“农民特权”一直存在博弈。建议通过界定享有自繁自用权利的主体、限制自繁自用的种植规模、限制自繁自用的品种类型、制定科学合理的自繁自用种子销售监管方案等措施完善“农民特权”规则。     

叛逆女性的性格悲剧--《雷雨》中繁漪形象的深度阐解

《雷雨》中的繁漪是具有鲜明特色和复杂蕴涵的叛逆女性形象，其鲜明特色在于独特性的雷雨性格，其复杂蕴涵在于人性建构中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和个体生命力中的创造性力量与破坏性力量的相兼相制，因而深切地显现出人性的深度。     

论《新序》、《说苑》材料加工的特点——以引《诗》为例

在《新序》、《说苑》中，有引《诗》者一百零二章，其中有近五十处据《韩诗外传》而引。文章通过把这近五十处引《诗》与《韩诗外传》的原文进行比对，分析了刘向《新序》、《说苑》材料加工的特点。     

屈复《楚辞新注》注疏研究

屈复《楚辞新注》以其鲜明的注疏特色,在清代诸家楚辞注本中显得不落窠臼而独树一帜.《楚辞新注》有着"知人论世"的注疏特色,在正文注疏楚辞之前,编选有关屈原生平际遇和思想的三段文献材料,还原再现屈原的创作视域和原意,使得读者在初读《楚辞》之前,对于屈原和他创作的社会历史环境,都有所了解和认识,形成一定的知识储备、批评导向和情感基调.同时,《楚辞新注》又有着"去繁就简"的注疏特色,它对于楚辞字词、名物等的注解,往往简明概要,并不深究、不做繁复枯燥的整理工作,更不以此为注疏的重点;对于文句的注解,往往能贯穿上下文,将文本浓缩、拈定至几个词甚至是一个字,如线贯穿,以此诠释和探析《楚辞》篇章结构之精妙、立意之精深,做到提纲挈领、微旨精义.     

新《企业所得税法》与新会计准则的协调

通过分析企业所得税法与会计准则的理论差异,以及环境对二者的影响,阐述了新《企业所得税法》与新会计准则之间相互分离的必然性;通过对新《企业所得税法》与新会计准则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比较了二者之间的协调之处,以及税法与会计准则由于目的不同而依然存在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大的差异之处。     

《德意志意识形态》之《费尔巴哈》章编译上的根本问题——写在新MEGA I/5《德意志意识形态》卷正式出版之前

1949年以后,中国在对《费尔巴哈》章的编译上有3个译本具有象征意义。一是1960年出版的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版;二是1988年出版的《费尔巴哈》章单行本版;三是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其中,1988年的《费尔巴哈》章单行本版,是现有中央编译局的各个译本中与原始手稿最为接近的版本,跟它相比,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版在客观地再现手稿上毋宁说是一种倒退。不仅如此,从对马克思标注的《费尔巴哈》章第[17]—[19]页手稿的编排来看,无论是作为1988年《费尔巴哈》章单行本版翻译底本的新德文版《德意志意识形态》(1966年),还是它之前的梁赞诺夫版(1926年)、阿多拉茨基版(1932年)、巴加图利亚版(1965年),由于采取了不分栏编译的方针,都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缺陷。而1972年以后出版的新MEGA的试刊版和先行版以及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由于采取了左右两栏的编辑办法,克服了新德文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缺陷。2016年,刊登《费尔巴哈》章的新MEGA第I部门第5卷将正式付梓出版。借此出版的东风,建议中央编译局编译一个以新MEGA为底本的汉译本。新译本应该做到:第一,采取将文本分成左右两栏进行编译的方针;第二,恢复文本中原有的页码信息和手稿状态信息;第三,适当地增加"题注"的内容。     

《玉台新咏》的编者与梁陈文学思想的实际

本文通过对《玉台新咏》编者问题的研究,否定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梁代的萧统与萧纲的文学思想相对立的观点,并认为以《玉台新咏》为代表的陈代的文学思想较其前代具有重大变化,而这一变化乃是由女性文学观的出现而形成的。同时,本文以韩《香奁集序》为依据,进一步论证了《玉台新咏》确非徐陵所编纂。     

《新序》文体的重新定位

关于《新序》的文体性质,古人和今人存在很大分歧。古人认为《新序》是子书,而现今不少学者却把它视为小说。其实,《新序》亦子亦史亦小说,又非子非史非小说,是子史散文向小说过渡的中间形态。《新序》以历史故事为主,且杂有多种文体,把它定位为具有小说因子的故事体散文更为客观。     

以和为贵:民国时期基层民事纠纷中的调解

调解在中国传统纠纷解决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民国时期,建立起了西方式的诉讼制度和司法体制,虽然在法律上保留了调解制度,但审判结案的比例迅速上升,对诉讼程序的重视不免给人以传统调解方式在纠纷解决中逐渐式微的印象。新繁县基层司法实践的情况显示出,在民国基层民事纠纷的处理之中,调解仍然重要。无论是调解的整体比例、半官方调解方式,还是公信力方面,传统的调解方式在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中仍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与清代相比,传统诉讼中调解和审判完全合而为一的程序已经有了明确的分离。在民国时期,调解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逐渐脱离了法定的诉讼审判程序,而在正式的诉讼程序外发挥着作用。     

在“伦理法”与“理性法”之间:民国新繁县诉讼档案中的“家族”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过程是以传统家族为基础的"伦理法"被西方近代"理性法"取代的过程。而且这一典范转换,也几乎被等同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当然路向。梳理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中家族产业案件和家族在诉讼案件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可以发现至少在法律实践的意义上,并未发生"理性法"取代"伦理法"的过程,相反,"家族"仍然在诉讼中起重要作用。     

“东突”势力的渊源及其活动特点

本文探讨了“东突”势力产生的原因,分析了“东突”势力从“双泛”分裂思想舆论宣传到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转变过程,并从四个方面对“东突”恐怖活动的特点进行了概括,认为“东突”分裂势力从本质上说是集民族极端、宗教狂热和暴力活动于一身的恐怖势力。。     

论东亚经济“V型反弹式复苏”的动因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直接起因于金融恐慌和东亚金融监管机制的脆弱。与拉美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危机后所经历的“U型渐进式复苏”截然不同,在东亚地区,外部动力、技术动力、实体经济动力和政策动力这4种动力构成了独特的“东亚活力”,推动东亚经济实现了独特的“V型反弹式复苏”,使东亚很快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     

从肯尼迪“现代化”透视布什中东“民主化”的本质

小布什推行的中东“民主化”战略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施行的第三世界“现代化”战略在思想上是相通的,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实施的效果相差较大。“短命”的肯尼迪政府推行的“现代化”战略,树立了美国“国际使命”的典范。小布什政府强力实施的中东“民主化”战略,继承了肯尼迪“改造世界”的思想内核,高举“民主”大旗,具有战略意义的影响。     

反思“封贡体系”:10至13世纪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侧面

关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理论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汉唐东亚”与“明清东亚”,根据汉唐时期或明清时期的东亚国际体系所提炼出的要素对于10至13世纪的东亚解释力不足。虽然学界关于10至13世纪东亚各政权间具体问题的探讨,为宏观探讨同时期东亚国际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但仍未步入理论层面。制度化的封贡体系的形成时间正是在11世纪初,即辽朝中期。缺乏对10至13世纪的东亚国际体系的整体把握,无法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是怎样由“汉唐东亚”步入“明清东亚”,进而也就无法正确认知当代东亚国际问题的历史症结所在。     

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

“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而《宋元学案》则用来彰显“浙学”的卓越性。《宋元学案》以故事的方式将永嘉、金华、四明各地的思想整合于“浙学’之中,并有意识地将四明地区作为终点而进行颂扬。     

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

"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而《宋元学案》则用来彰显"浙学"的卓越性.《宋元学案》以故事的方式将永嘉、金华、四明各地的思想整合于"浙学"之中,并有意识地将四明地区作为终点而进行颂扬.     

转轨前中东欧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可放弃性"问题

对经济转轨后出现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最大的论题之一,论者在概念上似乎都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在改革前都是“计划经济”,两者的差异只在于对“计划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方式。其实,中国与中东欧在改革前的经济体制差异更大,中国具有更多的“命令经济”的成分,而中东欧则较多的“理性计划经济”的成分,后者的绩效显然优于前者。但在迈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后者注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荒书》校勘补

费密为蜀地新繁人,其所著《荒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历史上,《荒书》最早的刻本当为怡兰堂丛书本,此刻本是唐鸿学根据新繁严渭春所藏钞本付梓,刻成后又得新繁杨氏之钞本,遂据以雠对,复出校记35条。1985年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太和县御寇始末》一书,又以“外一中”的形式,把费密的《荒书》也一并出版。此书由谢伏琛标点,并作校注。然而此书又出现了不少新的错讹。本校记以经唐鸿学校勘过的怡兰堂丛书本为底本,以《明史》、《平寇志》、《滟囊》、《明史纪事本末》、《圣武记》等有关著作为校本,另行出校35条,而谢伏琛已校者则不在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