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性”与“非文学性”

文学作品,当然必须具有“文学性”.但仅凭“文学性”,只能判定一篇文章是不是“文学作品”,尚难以判定是不是“好作品”,更难以判定是不是“大作品”.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非文学性”对“文学性”的掩抑固然伤害了文学,但如果反转过来,让“文学性”掩抑了“非文学性”,同样是文学的悲哀.对于文学作品的整体价值而言,“文学性”重要,“非文学性”亦同样重要,在许多情况下抑或更为重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颓落与低迷,主要原因就已不再是“文学性”的缺失,而更在于某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非文学性”因素的缺失.     

人民性、公民意识与文学性

文学的“人民性”在现实中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公民意识还不够突出的问题，而且，公民意识也是连接文学现实与文学性的中介。由于公民意识是使作家走向独立的前提，自然也是更好地实现文学性的重要条件。     

略论鲁迅戏曲观的局限与偏颇

20世纪20年代,鲁迅多次撰文对梅兰芳及中国传统戏曲进行批评与质疑。鲁迅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否定,是基于他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立场和态度,是时代的产物,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积极的现实意义。他的偏颇在于忽略对戏曲艺术自身规律与特点的研究分析。鲁迅对戏曲舞台上“男人演女人”现象的批评是他否定中国传统戏曲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局限在于忽视了男旦在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的特殊审美价值。     

重塑美学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指导地位

比较文学首先是文学研究,需要文学元理论的指导.韦勒克等美国学者将“文学性”即审美价值等同于形式要素,不明白思想性是文学审美价值的主要内涵.文化研究夸大了文学的文化附加值,排斥人类审美共通性的研究,不符合“世界文学”超越统治文化和流行之“美”的性质.重塑美学对比较文学的指导地位,有助于把握世界文学中蕴涵的叛逆激情和自由精神.     

文学性的焦虑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问题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与文学史互为存在却又根本不同,文学史撰述既要体现历史的意识和历史中文学的位置,又要呈现文学的特性。文学史的科学性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态度,而文学史的文学性则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立场,任何文学史家总会在其文学史撰述中体现出一定的文学思想,表达一定的文学精神。如何认识文学史的文学性,尤其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学性,多年来形成不同认识、不同观点,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性探索及其不断的“重写”,体现的恰恰是文学史撰述中的文学性焦虑,从思想启蒙到文学现代化,从重写文学史到“纯文学”的诉求,文学性焦虑制约了文学史撰述,也制约了文学观念的发展。     

“文学性”与思想性：从维科到巴赫金

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性”理论对我国文艺理论在80年代以后的发展影响很深,但其重大缺陷是将文学的思想性与审美价值割裂开来,也偏离了西方美学和文学研究传统的精华。维科是“美学科学的发现者”,他的“新科学”所关注的正是文学中思想的独特性。巴赫金认为,文学中思想的形式和类型问题“迄今为止几乎完全没有研究清楚”,还是空白。他们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学的审美价值主要内涵就是思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掘文学中的源发性思想。     

“形式化”·“语义化”·“意向化”——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的不同路径之比较

“特征论者”雅可布森以“形式化”视界提出“文学性”命题,“功能论者”穆卡若夫斯基以“语义化”视界拓展“文学性”空间,“合成论者”英加顿则是以“意向化”视界进入“文学性”生成机制。他们在言说“文学性”这一命题时,实际上很少关心什么是文学性,而更多地专注于“文学性”何以生成;他们在使用“文学性”这一概念时,实际上很少是在对文学是什么加以界说,而更多地是在言说文学研究科学化的路径。他们的探索表明:“文学性”理论的建构是可以不断深化的。     

论《闲情偶寄》之戏曲文体思想及意义

李渔的《闲情偶寄》肯定戏曲文体特有的叙事性、舞台性,是戏曲编剧技巧、舞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推进,也是在前人理论成果基础上的新创。他将戏曲与“史传诗文”并列,抬高它的文体地位;更从形式、创作、功用等方面说明戏曲是“绝大文章”。他从创作的角度,强调戏曲文体服务于舞台演出的目的,强调“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又从戏曲叙事性的角度,要求“结构第一,一人一事”。李渔发展了王骥德“大头脑”、金圣叹“一人”“一事”等意见,强调戏曲创作要有吸引观众的新奇故事,能够收到深入大众、劝善戒恶的传播效果,并将“一事”引申为戏剧的核心事件及引发后续情节和戏剧冲突的重要关键,深入到了叙事和戏剧的本质。史传叙事思想为金圣叹评点《西厢记》重视,也是李渔戏曲批评的理论来源。李渔称戏曲与史传“同源而异派”,客观上将戏曲纳入叙事文学的轨道。又将叙事批评的“人情”“物理”概念引申到史传及其他传统文学,肯定了戏曲这种俗文学体裁的叙事特征。这显示出李渔以戏剧为本体、以登场为目的、以演出效果为标准的戏剧观构造下的戏曲理论超出一般文人戏曲思想和评论的特出之处。     

伦理空间的想象性建构——以《金阁寺》的叙事伦理研究为例

《金阁寺》作为日本战后文学由传统的重视“伦理性、思想性”回归“文学性、艺术性”的典型文本,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受到很大重视.这导致了《金阁寺》内蕴的伦理价值远未得到充分阐释,而处于“文学性”的遮蔽中.文章从叙事伦理学的角度对“金阁”作为伦理上的“绝对他者”重新解读,呈现文本所蕴含的伦理空间.     

追寻“可爱”而“可信”的存在方式——王国维文学研究的生态价值

王国维文学研究的代表作《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关涉到文艺的评、论、史三个方面。其特点是对“可爱”而“可信”的理论包括书写方式的共同探求 ;在文化转型时期 ,他的这种追求不仅具有文艺学的生态意义 ,同时也具备建构新型文化精神的生态价值     

中国现代杂文的文类境遇

发展现代杂文,关系到中国文学对自由精神的坚守和对正义的担当。作为一个文类,现代杂文在“五四”时期就获得了合法性地位,但经历了文学“一体化”的规约后,杂文创作逐渐走向式微。当前要恢复这一文类的活力,必须摒除各种实用主义误读以及“文学性”权力话语的挤压。     

试论苏轼历史人物论的特色

苏轼一生写了好几十篇历史人物论,这在我国历代其他文学家的著作中是不多见的。苏轼历史人物不只在数量上可观,而且也很有特色。内容虽是就史而论,但在形式上文学色彩体现得很为强烈,因此,可以说,它既是历史论文,也是带文学性的史论散文。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他们以为要超过在史学史上的价值。但是,有的中国文学史却认为这些文章都不是文学作品,他的许多“记”和“随笔”才是真正的文学散文或带有文学性     

“纯文学”讨论迷思

始自2001年的“纯文学”讨论没有在对八九十年代文学历史的检讨中对“文学自主性”的理解做出新的贡献,其引发的关于“文学性”的讨论深化了对文学自身境遇的思考,但是这些讨论依然以认识论思维讨论文学的经验属性,没有对“文学性”的根本依据问题做出深入讨论。“纯文学”反思不足以代替对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概括,“文学性”问题应该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得到理论升华。     

追寻“可爱”而“可信”的存在方式－王国维文学研究的生态价值

王国维文学研究的代表作《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关涉到文艺的评、论、史三个方面。其特点是对“可爱”而“可信”的理论包括书写方式的共同探求；在文化转型时期，他的这种追求不仅具有文艺学的生态意义，同时也具备建构新型文化精神的生态价值。     

文学现代性的冲动与反思

文学性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又是充满困惑的问题。从现代性入手才能理清文学性的逻辑脉络，才能揭示其历史建构中的价值诉求。关于文学性的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之争，并非对文学性的肯定与否定之争，其间所强调的是文学性的存在形态，即文学性与现代化历史的联系，并进而探讨文学现代性理论建构。如果说西方文学理论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理性反思形态的话，那么，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变化则是呈现为现代性的冲动，这种冲动因理论准备不足和理性底气不足而留下遗憾。重新审视“向内转”和“纯文学”的讨论，为文学现代性反思选择了有价值的对象，也提供了理论建构的空间。对文学现代性冲动进行反思，需要现代性理念的导引，同时倚重诗意维度，展开以文学阅读为始的科学严谨的研究和理论的探索。     

论老舍早期对文学理论现代性的探求

老舍在1930年代所写的《文学概论讲义》等理论著作中对文学理论现代性进行过深入而独到的探求。他强调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给中国古代“文说”正名;张扬文学价值的审美愉悦性,反对滥加“利用”文学;重视文学研究的内部研究,不满文学的外部研究;强调文学创作的创造性,批评文学摹仿说和复古调。     

军称娘子惊飞将,国倚夫人胜筑墙——古代诗文戏曲楹联中的冼夫人文学形象研究

冼夫人崇拜已升华为一种民间信仰,但学界在冼夫人研究上呈现多重史学性而轻文学性的倾向,冼夫人文学研究比较薄弱.通过采用“以文证史”法,选择古代诗文戏曲楹联中的冼夫人文学形象作为研究对象,还原建构冼夫人集女军事家、女政治家与慈母形象于一身的真实生动文学形象,用“文”证“史”,能极大丰富研究冼夫人的史料.     

刘勰的创作主体论

刘勰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论文与论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文心雕龙》中,他不同于传统文论大多从文学的社会功用价值方面阐述文学,而主要“是就作者之人而为言”。通过对创作思想活动、文学起源、主体修养、风格表现等问题的详尽论述,刘勰建立了他的主体性文学理论。刘勰在文学中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主体精神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强调充分尊重和肯定创作个性。     

历史的再现 艺术的创新——谈《清忠谱》中群众斗争的艺术描写

《清忠谱》是我国明末清初大戏曲家李玉的代表作。这部剧作取材于明末苏州市民反对魏忠贤逮捕周顺昌的群众斗争。这场斗争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又发生在李玉的故乡,李玉曾亲自耳闻目见其事。“事变”以后,他每思及这段“往事”,便为之“心裂”、“神越”,而时人的传奇又缺少“全篇”。所以,他以“词场史家”自任,把它搬上了戏曲舞台。全剧不仅“事俱按实”,再现了明末群众斗争的历史风貌,而且艺术上也别具匠心,对在戏曲舞台上表现群众斗争很有独创,在明清戏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三）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