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迁徙自由在中国的实现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一定程度的默认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恢复迁徙自由已经势在必行。应该通过宪法确认、改革户籍制度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我国的迁徙自由。     

我国宪法应恢复迁徙自由

我国１９５４ 年宪法曾明确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但由于各种原因,后来的三部宪法均未再规定迁徙自由。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宪法恢复迁徙自由势在必行。作者认为,确认和保障迁徙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既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差别,同时对维护社会稳定也是利大于弊。所以,我国宪法应尽早恢复迁徙自由,并以此为指导思想改革现行户籍制度     

平等的自由——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一种运用

罗尔斯在《正义论》第二编中,以平等的自由为切入点,考察正义原则所产生的义务和责任。他首先用正义原则四个阶段的序列来阐明平等的自由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然后阐释了两个正义原则必须同时运用,才能确保对自由与良心的平等自由实现。同时,他强调,相对于平等而言,自由更具有优先性。在此,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运用,就体现为在自由得以保障条件下的实现平等的一种制度设计。     

以“正义”之名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新中国户籍制度作为一项复杂的行政管理制度,在其诞生伊始对缓解城乡危机、配合计划经济体制、促进实现国家重工业发展战略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有户籍制度存在的问题越发凸显,改革势在必行。遗憾的是,从已有的改革实践来看,现有体制并未进行根本性改变。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就在于对于改革的价值取向没有清晰的认识,以正义之名论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十分必要,希望通过对改革的价值取向进行基于"正义"原则的分析,进而提出改革的目标、路径及解决改革中难点问题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改革我国户籍制度尽绵薄之力。     

自由迁徙制度价值、目标模式与法制化对策

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多年来已经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改革,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人户分离现象是其集中体现。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消除城乡隔离、实现自由迁徙。自由迁徙是正义社会的基本品质,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提高社会效率和维护社会秩序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对自由迁徙落户条件应实行必备性条件与选择性条件相结合的目标模式;为实现自由迁徙法制化,有必要进一步采取科学的对策。     

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

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确立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中的弊端开始逐步显现,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在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的新的户籍制度应当保证国家政治结构平衡,从宪法上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同时,剥离户籍制度的利益分配职能,强化其人口信息统计职能。     

正义：社会学视野中的中国户籍制度

中国户籍制度是一套与户口登记和管理相关联的社会管理体制 ,认识和解决这一体制存在的问题 ,需要从正义原则出发。户籍制度中的户口、籍地、迁移限制和附加费等核心要素 ,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正义原则存在距离 ,改革户籍制度 ,就需要明确、追求和实现制度的正义目标。     

论罗尔斯自由的优先性

罗尔斯所提出的“正义”观念,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正义观,即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平等自由权,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去追求幸福、尊严和福利,每个人都享有基本的自由权利。罗尔斯认为正义就是在社会中建立一种最基本的自由体系,而社会自由体系的构建首先要解决自由的优先性问题。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了对自由优先性三个方面的辩护论证,即自尊论、良心平等自由论和利益层次论,不过罗尔斯的三层论证并没有赋予基本自由以词典式优先。康德式自律观念的利益层次论重建,为正义原则提供了一种建构主义的解释。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对正义原则进一步展开论证,政治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明显已经受到黑格尔影响而逐渐偏离了康德,黑格尔哲学为罗尔斯构思正义理论提供了体系框架。不容置疑的是,罗尔斯的现代自由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完全超越了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为民主立宪社会稳定提供一定合理解释的理论。     

户籍制度的历史回溯与改革前瞻

建国后我国的户籍制度经历了建国初期短暂的自由迁移、1 95 8年开始的严格限制户口自由迁移特别是限制农民向城市迁移、以及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主要是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三个时期。沿用近半个世纪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尚局限于小城镇范围 ,这有其认识上的严重误区。户籍制度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实行全体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 ,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现状及策略分析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行,现行户籍制度由于束缚了城市化发展的步伐,阻碍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地区间的合理流动。因此,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从浅层意义上看,户籍制度改革的是一个户口问题,是户口准入和居住准入的问题,但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公民能否进入,而是在于进入后能否获得同等的待遇,是附着在户口背后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问题,更是关乎自由迁徙等一系列基本公民权利的问题。本文试选择国内几个典型的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方式进行分析探讨,归纳总结其存在的问题和实施难点,提出行之有效的改革策略,以期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从制度正义走向人性完善——读罗尔斯的《正义论》

与传统契约论者不同,人性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不是一个逻辑起点,而是他要追求的一个结果,即人性的完善——自由、平等、博爱。这种结果是他通过用纯粹程序的正义来规范制度时自然生成的。在《正义论》中制度的正义是寓于纯粹程序的正义之中的,而正义的制度一旦确立,在这种正义制度的背景下,人性自然走向完善。     

户籍制度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我国从1958年建立起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强制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要求越来越不相适应,迫切需要改革。但是在我国采取渐进改革方式的前提下,户籍制度改革由于一系列阻力的存在而推行不力。在政府主导的改革过程中,统治者的因素至关重要。     

户籍制度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我国从1958年建立起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强制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要求越来越不相适应,迫切需要改革.但是在我国采取渐进改革方式的前提下,户籍制度改革由于一系列阻力的存在而推行不力.在政府主导的改革过程中,统治者的因素至关重要.     

经济正义，被定义了的话语

经济正义之所以构成德性的一个目录，是因为它涉及到公平、平等、自由与给予权利等诸多伦理范畴。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如果一种状态既是平等的，而又具有帕累托效率，那它就被描述为“经济正义”的。 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正义的本质与起源被解释为：人们根据一致同意的契约而订立法律以……     

罗尔斯的平等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罗尔斯通过对以契约论为基础的正义原则与以功利为基础的正义原则的比较,提出了以公平的正义为基础的分配正义原则。罗尔斯的分配正义,不仅仅指经济领域的简单的物资分配,还包括对政治权力等其它社会资源的分配。其所要求的正义不仅是一种算术上的平等,而且是一种比率上的平等。罗尔斯的正义观是以义务论为基础的平等正义观,对善与正当孰更优先问题的回答,是罗尔斯构建自己正义理论的基础性前提。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原则把制度正义作为理论的基本指向,强调平等的自由权利,在承认且允许有不平等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对不平等的限制,这对于解决我国当前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布莱恩·巴利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兼析麦金太尔的“偏私”论

布莱恩·巴利在其核心论著《作为公道的正义》一书中,在深入阐述作为公道的正义的基本内涵与理论实质的基础上,深刻论证了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他主要通过对自由个人主义的三种观点的分析,驳斥了麦金太尔把作为公道的正义看作是一种蕴含自由个人主义特殊类型的"偏私"论断;通过对两种中立类型的区分,揭示了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的实质,即诉诸公平而不是善;通过平等无偏的制度设计证明了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的正当性。可以说,巴利关于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的论证,不仅对深化当代社会正义理论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而且对现实社会正义实践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1世纪我国宪法变迁的价值取向

宪法本质、宪治规律、中国“土壤”和世界宪法走向是制约未来我国宪法变迁价值取向的四个主要因素,它们分别对未来我国宪法变迁的价值取向起根据性、决定性、根源性、条件性作用。在上述四个主要要素的共同作用下,２１世纪我国宪法变迁必将依归利益优位的正义与利益统一、自由优位的秩序与自由统一、权利优位的权力与权利统一、民主优位的法治与民主统一的价值取向。     

村民自治的民主属性:基于公平正义原则的分析

罗尔斯"公平的正义原则"主要探讨社会价值应该采用何种原则加以分配才能保障公民享有实质平等自由,从而确保结果公正,实现社会正义。"公平的正义原则"强调平等自由权利的公正分配,强调经济和其他社会资源分配必须在机会均等开放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差异性分配,对确立中国村民自治的民主属性具有借鉴意义:国家权力的适度介入有利于平等和自由;民主意味着村民基于"公共理性"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充分的对话、讨论、协商和决策。     

正义的张力:马克思和罗尔斯之比较

马克思和罗尔斯在探讨社会政治问题之时有共同的出发点,即现实的社会环境。探讨正义的基准包含两个问题:一是谁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二是他们在哪些方面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马克思和罗尔斯都表达了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理想,但二者对自由的接受程度不同、对平等的理解不同。正义与社会制度所体现的政治价值相关。在当代中国,从制度方面探讨正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改革研究——基于实质正义观的视角

我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改革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科学正义观的指导.在诸多正义观中,我国应选择实质正义观指导城乡收入制度改革实践.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均具有偏向城市的特点,与实质正义观冲突.实质正义观要求我国坚持基本权利的平等保护,机会平等以及补差几项原则,改革实质上不平等的财税制度、采取适度宽松的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实施货币政策工具的差别化制度,建立城乡均等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