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五四”时期对孔子的“曲解”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尊孔现象是一学术难题。从青年学角度分析可以看出，青年诗人郭沫若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了诗人艺术化情绪化的曲解改造，他与“新青年”派的对立和封建旧营垒与“新青年”派的对立有名根本出发点的不同。郭沫若的曲解是一种新价值观创造的需要，他在孔子身上提取了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提供了观测传统的全新的眼光。但这种眼光当时缺乏实践有效性。     

郭沫若研究札记

一、邓中夏的一首《女神》体诗邓中夏是我国早期的共产党人、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在从事繁忙的革命实践活动的同时,十分关心文艺的发展。“五四”运动后,他曾写《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等诗文,批评当时诗歌创作上的不良倾向,对新诗人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文中十分推崇郭沫若的诗剧《棠棣之花》,认为它表现了“民族的伟大精神”;认为郭若的作品,“尽象《棠棣之花》,那就好了”。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三日,共产党员、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李启汉被释放出狱,邓中夏摹仿《棠棣之花》中夏嫈的唱词写过一首《送李启汉赴××》的新诗: 去吧!战士呀! 我们是为群众而入牢狱的。我们从牢狱出来, 我们仍回群众间去。战士呀!去吧!试与夏嫈的唱词相比:     

北京召开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成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会、文学研究会、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和全国文联共同发起的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1983年5月23—27日在北京举行。 为把全国郭沫若研究的队伍组织起来,更好地推动研究工作开展,在会议期间,经与会代表协商     

郭沫若研究三题

一、释《女神》一九二一年八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郭沫若的剧曲诗歌集《女神》。作者何以用“女神”作为这本诗集的命名? 弄清这个问题,对于了解诗人当时的创作意图及其艺术创作的渊源很有关系。一九二三年,邓中夏写过一篇《贡献于新诗人之前》的短文,文章在谈     

评王富仁的郭沫若研究

王富仁不仅对郭沫若做过很深入的研究,而且他的学术成果具有很高的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的启示意义和学术史价值,学界至今没有对他的郭沫若研究做专门的评述。王富仁对郭沫若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他以高水平研究成果对郭沫若研究起到了加持和推进作用,遏制了当时郭沫若研究“滑坡”的态势;2.作为鲁迅研究的旗帜人物,他对郭沫若及其创作的客观认识,对扭转“以鲁视郭”的偏向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3.他对郭沫若诗歌的研究真正走进了郭沫若诗歌世界,对其文学史价值和历史局限都有独到的学术发现。     

评郭沫若的屈原研究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在治史方面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善于研究历史人物,尤其是擅长于研究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据粗略统计,郭沫若涉及到的古代君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农民起义领袖等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中的历史人物不下一百人.其中花力最多、研究时间最长、著述文字最丰的历史人物,是二千多年前的楚国诗人屈原.郭沫若研究屈原的文章,在三十年代有《屈原》、《屈原时代》;四十年代有《关于屈原》、《革命诗人屈原》、《屈原考》、《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屈原思想》、《深信有一,不望有二》、《屈原·招魂·天问·九歌》、《屈原研究》、《屈原不会是弄臣》、《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五十年代有《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等.     

研究郭沫若的指南——《郭沫若作品辞典》简介

郭沫若是当代伟大的文化巨匠,正如当代著名作家艾芜所称:“郭苦文学艺术各方面的成就,有如汪洋大海,我们研究它,了解它,都需要一本导航的书这就是词典。”四川大学教授王锦厚任主编,伍加伦、钟德惠、秦川任副主编的《郭沫苦作品辞典》(河南教商出版社出版)就是这样一部认识与研究郭沫苦的工具书。 一、内容博赡 条目科学 郭沫若才思敏捷,学识宏富,是一位极富创造性、开拓性的文化艺术大师。他的作品帙卷浩繁,旧版的《沫若文集》已达十七卷之多,新近出版的全集计划将出四、五十卷之巨！面对如此丰富浩大的研究对象,应     

郭沫若研究若干问题考

科学研究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对于占有的资料,必须辨明真伪,究明正诂,分类归纳,以求得研究问题的可靠依据,这就是所谓考证或考据。我国现代杰出的作家、学者郭沫若,一生十分重视考证,把它当作研究工作的基础。他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我国传统的“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比较互证”等训诂方法,并创造性地联系社会发展史研究我国古文字,其功甚伟。他采用“书内求证”与“书外求证”相结合,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相补充,     

郭沫若研究新论三题

<正> 一 关于《星空》集的考辨关于《星空》集,建国以来研究郭沫若的论著几乎都是把它作为一本诗歌集来评论的,其根据是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一卷所收《星空》.我认为这实有不妥,因为“五七”《星空》本是作者最后编定的一个本子,并非初版本.按照科学的方法研究作家的作品,应尽可能占有原始的、第一手资料,而不能单靠后来作者的改定本作依据.为此,本文试对《星空》的编辑及其版本的演变作一简要探索.     

郭沫若的泛神论

郭沫若的早期思想,曾受过泛神论的影响。对这一事实,他曾多次提到过,最早的一次是在1922年写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这篇文章中有一段文字,谈到了他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之点”,其一便是泛神论思想。他并且对泛神论还作了理论上的阐释。还有一段文字是谈热爱自然的,其实,这也是泛神论的内容。此后,在自叙传中,在谈写诗的经过中以及别的文章中,还多次谈到他自己和泛神论的关系。比如1932     

郭沫若研究的新阶梯——读卜庆华的《郭沫若评传》

郭沫若研究经过了三个阶梯式的发展:解放以前、建国后十七年和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阶段的起步可以从1923年闻一多评《女神》的两篇文章算起,历时二十多年,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但没有专著,显得零碎而不系统。第二个阶梯,在散篇论文的基础上开始了综合研究,其代表性的研     

略论孔子的基本阶级属性——兼评郭沫若《论孔墨的基本立场》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颇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有其重大影响的。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都必须对孔子的思想作出正确评价。然而对孔子的评价,至今也没有一致的意见,争论颇多,问题也很复杂,诸如孔子所处时代的性质问题,孔子的政治倾向即阶级属性问题,孔子的“仁学”和世界观问题,在学术界都有争论。研究这些问题,固然我们都要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出必要的结论。由于对马列主义理论掌握的情况各有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外,由于历史悠久,时代离我们太远,有些历史的具体情况,我们今天当然也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过我们觉得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对孔子的看法,对孔子的分析,我们应当给予必要的重视,这对于评价孔子的哲学     

冯友兰的孔子研究评述

如果从冯友兰先生1915年进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就学算起,直到1990年溘然长逝,他一生从事学术活动的时间就长达70多年。70多年间,他写了十几部书,发表了不少的文章。他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稍具体一点说,冯先生的学术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哲学,一是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冯先生特别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广泛的解释和评论,而他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将对冯先生在不同时期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作一评述。 一 冯友兰先生是1927年才正式开始研究和讲授中国哲学史的。他一边讲授,一边研究,一边撰文。在中国哲学史这片园地里,辛勤耕耘,硕果累     

关于郭沫若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郭沫若及其创作的研究几乎是与郭沫若登上文坛同步进行的。从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特色》算起,在这七十余年里,郭沫若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它已经离开了初期的感受式印象式批评,也离开了因为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随意解释的时期,而趋...     

论郭沫若的神话研究及其他

“五四”新文学是在继承与发扬古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总结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也为了驳斥那时西方一些学者散布的“中国没有神话”的谬说,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郑振铎以及后来的闻一多等人都非常重视对我国古代神话的研究。     

孔子文化观之研究

孔子在春秋季世的社会内部机制大调整时代,对三代文化的特征、古今文化的异同、夷夏文化的差别等等都进行了新的认识;他认同传统,力主回归传统,努力继承和弘扬华夏文明。孔子积极回应社会变革所引起的传统文化的危机,在重新理解和阐释传统的基础上解答时代课题,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对待历史文化、传统文化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怎样进一步研究孔子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孔子和先秦其他诸子思想的研究和讨论,已比过去深入。大家都力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孔子和先秦其他诸子思想进行科学的剖析以作出正确的评价。先秦诸子中以孔子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为最大。如果对孔子思想能作出比较令人信服的总结,则对先秦其他诸子思想的研究,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的研究,将可以推进一步;而对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也就有了良好的开端。为此,本刊趁孔子逝世2440周年之际,特邀请各地的专家、学者、教授和对此有兴趣的同志,参加笔谈。承不吝珠玑,踊跃赐稿,谨致深切谢忱。     

英语世界郭沫若研究的意识形态偏见

论及英语世界的郭沫若研究,首先不可避免的是郭沫若的译介问题,在这方面,针对不同译本的整理、综述、比较或是评论还鲜有专著和固定的专题研究,只是在极少的研究论文与专著中有所提及.与英语世界中的鲁迅研究相比,郭沫若研究开展得并不广泛,其研究学者相对较少,领域相对较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弱.尽管也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由于郭沫若与政治联系极为密切以及由此带来的复杂性,郭沫若的潜在研究价值有可能超过鲁迅.但是,从国外的郭沫若研究状况来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正是不少英语世界学者对郭沫若研究不感兴趣,甚至产生极度偏见的主要原因.     

郭沫若研究的新起点——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11月16日至17日,在郭沫若的故乡乐山沙湾召开了"郭沫若与文化中国——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等单位主办,郭沫若纪念馆(北京),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等单位承办。来自中国、斯洛伐克、克罗地亚、韩国等国的近150名专家学     

抗战时期郭沫若在重庆的史学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阶段,郭沫若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郭沫若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先秦诸子研究、爱国主义题材历史剧的创作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大大推进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