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家族故事的生成机制

潜藏于民族集体意识中的家族情结和转型期的时代语境,决定了家族故事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成机制。现代家族故事的生成机制与叙述者的设置、叙事动力的输入密切相关。“他者”因素强行进入家族空间,为家族故事的生成提供了叙事动力,并激发了家族人物的叙事势能,势能的碰撞构成三种基本冲突,冲突的结果,“他者”的容纳者取得了优胜。     

“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的特征与意义

台湾政治“解严”后所形成的多元文化语境使得文学表述及叙事的多样性成为可能,家族书写也以自身的叙事样貌展现了台湾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及文学典律生成与发展的形态。通过分析具体作品,可以发现“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在讲述家族故事的角度和方式上有其自身的特征,将言说家族的方式放置在文学语境与文化观念的变迁之中考察,则可从更深层面探讨再现家族的意义、叙事价值及家族书写在台湾文化语境中的存在意义。     

神圣家族——从《家族》看张炜的道德乌托邦理想

本文认为，《家族》是张炜通过对曲、宁两个家族的命运遭际的表现而建构自身的道德乌托邦理想的一部作品。构成《家族》中心冲突的乃是张炜依据自身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为标准而划分出来的、呈现为两种不同生存状态的人类群体，这两类“人”之间的矛盾对立从整体上支撑起了《家族》的基本叙事结构，并形成了推动故事运行的基本叙事动力。虽然张炜的这种道德乌托邦理想从本质上可以划归必然要在现实中失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但在人的精神建构层面上，在人类文化的传承层面上，张炜的思想实际上是非常深刻并极具现实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认为《家族》是当前长篇小说热潮中一部具备了独立品格的佳作。     

论中国古代两大语体短篇小说叙事模式的差异及其成因

本文运用当今西方叙事学理论,从叙述者与作者、受述者、故事、人物之间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两大语体短篇小说在叙事模式上的差异及其成因。文言短篇小说的叙述者通常以“史官”的姿态代表作者潜入到故事之中进行体验叙事,他为了使故事耐“读”,往往以简明扼要之笔将故事显示出来。而白话短篇小说的叙述者则通常以“说话人”的姿态代理作者对故事作热情地讲述,他往往以“慢慢道来”的策略使故事耐“听”。前者需要玩味咀嚼式解读,后者呼唤走马观花式赏读。两种叙事模式的形成分别缘于精英文化背景和大众文化环境。     

戴维·赫尔曼论“意向性”

在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者与后结构主义者的反意向主义思想基础上,戴维·赫尔曼进一步思考有关意向性问题,强调在叙事交流过程中采取意向立场的重要性。为了建构意向性理论,赫尔曼提出一分为二的研究方法,从两个不同但相关的维度审视叙事与意向性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一方面故事根植于意向系统中,即“故事的世界化”;另一方面意向系统根植于故事中,即“世界的故事化”。此外,他还探讨叙事语境中的意向性,指出意向性存在于人类的会知结构中。赫尔曼对意向性问题的论述观点新颖、内容翔实、逻辑缜密,不仅充实了叙事理论的内涵,也为跨学科叙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文化的时间叙事——对殖民主义文化话语的一种解析

殖民主义文化话语通过文化的时间叙事把文化时间化,在文化的进化问题上采取历史线性进步观,认为自我是“源”,他者是“流”,有些文化在时间的上游,而有些文化在时间的下游,其目的就是要在西方人的时间与他者的时间之间拉开距离。于是,时间被意识形态化,西方与东方、自我与他者在时间上存在差异,时间关系被看成是排斥性的关系。文化的时间叙事讲述了一个文化优劣故事,反映的是文化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这样,文化的时间叙事就成为殖民主义入侵统治的重要方式。     

试论老舍“人与事相互为用”的叙事诗学

老舍结合其个人文学创作实践体验，对文学形式问题一直较为重视，他甚至把作家的写作风格（老舍称之为文调）上升到文学的本质属性的高度来认识。老舍从“人与事相互为用”的诗学观念出发。其笔下的人物形象在人与事的相互规定之中，往往表现出多构性的性格，角色的多构性和人物性格的多构性使老舍小说在叙事上具备丰富的故事生成的功能。其叙事作品顺着人物关系而曲折，沿着人物心理活动而展开，随着人物的性格发展与情感变化而推进，表现出“根状”的叙事框架结构。在小说叙事中，流露出集中表现矛盾冲突为主要叙事内容、浓缩地反映现实生活、以人物对话推进叙事动作的部分特征，这种处理方法使老舍的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产生明显的戏剧化倾向。     

《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他者形象

一如村上春树的其他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充满他者形象,充分体现了他者的文化综合性、缺席性、作家的主观性和媒介作用,本质上是自我形象的映照,体现的是形象背后的文化差异和冲突。他者还成为作家借以叙事的重要手法,提升了叙事效率,但小说也因此带上了他者过剩之弊。     

交叠与冲突——《重新做人》中的叙事空间

欧·亨利的小说通常以其“意外的结局”为人津津乐道,事实上,他在《重新做人》一文中巧妙运用了空间叙事.在客观空间和心理空间的交叠与冲突中,故事情节合理推进,人物性格自然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形式,增强了故事的生命力.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论90年代的家族小说

以家族小说表现历史变迁与文化沧桑,构成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呼应世界文学的特殊景观.其一显示出对民族现代转型的精神关注乃至历史主义的自信;其二借家族叙事呈示历史寓言,体现当代作家退回内心的忧思;也出现了某种"衰败历史的形式".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家族母题切入五四的时代主题,90年代家族小说更注意发挥家族叙事的自由空间,表现民族及人类的生存特点.     

英雄不好色——秉烛达旦、关斩貂蝉的民间解读

在关羽故事的传承变异过程中,秉烛达旦和关斩貂蝉为不见于元明文人叙事文本,而屡见于民间叙事文本的两个故事。通过对这两个故事的分析可知,民间叙事叙写的目的是为突出关羽坐怀不乱、不好女色的形象,其背后体现了民间叙事英雄不好色的民间观念和感性精神,同时也反观了文人叙事的理性精神。     

英雄杀嫂——从“萧峰杀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的继承和改造施爱东

传统"英雄杀嫂"故事多借助英雄在"酒与色"、"江湖与家庭"、"兄弟与妇人"等多元选项中做出既合乎江湖规则又合乎伦理道德的选择,以确立英雄在江湖中的地位,为此,作品往往以丑化妇人,杀死妇人作为叙事策略。金庸在借用这一故事类型的同时,也必然地沿袭了故事所传达的主题,这是作者无法自主的。金庸对这一传统母题的创造性改造主要表现在叙事时空的安排上。     

汉族戏曲故事在蒙古族民间的口头流传——以《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口头传播为例

古代蒙古文学史上一直未能确定翻译底本的小说《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就是明代戏曲《葵花记》完整的蒙古文译本。《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很多口头故事。这些口头故事中,蒙古族民众基于本民族的民间文学传统,运用蒙古民间故事的传统母题和结构重新编织娜仁格日勒的口头故事的时候,不仅在故事情节上推旧出新,而且按照本民族的审美情趣,对原来戏曲故事的叙事主题和＂割骨疗亲＂、秀才赶考等题材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文化过滤。笔者还通过本文的具体研究提出,民间文学也可以为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旁证。     

讲“好故事”与“讲好”故事（下）——从电视叙事看电视节目的策划

电视策划要做"正确的"事,不要"正确地"做事,电视节目的核心竞争力是电视叙事的能力,电视叙事就是讲故事.它存在两个核心的问题,即讲"好故事"与"讲好"故事.讲"好故事"的关键是寻找核心句子,"讲好"故事的关键是发现基本语法.     

对传统叙述人反思的不同策略——《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电影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了《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和电影的故事层,并以此为基础比较分析了小说叙事和电影叙事在叙述方式上的区别:小说和电影分别采用不同身份的叙述人——叙述人"我"和叙述人"它—他"提供的叙事视角,对传统叙述人进行了不同角度、深度的反思,各显自身叙事媒介的优长。通过比较,笔者认为成功的电影改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传统叙述人乃至传统叙事的新的媒介视角。     

叙事视角、互文性与文本意义——以川端康成《雪国》中驹子弹琴为例

互文性分析与叙事学分析一般无实质性交叉.互文性理论强调的是文本意义取决于同其他文本之间的阐释关系,但从叙事学角度看,这种阐释关系只有通过特定文本的内在形式结构才能够具体实现.川端康成《雪国》中驹子弹琴的情节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由于小说通过焦点人物岛村主观视角的叙事是“不可靠叙事”,作为文化符号的驹子所弹曲目,在不可靠的“假故事”和在“假故事”掩盖之下的潜故事中,其含义大相径庭.此典型样本的细节分析,可以视为对互文性关系的叙事学解释.     

特稿与小说中叙事主体和文本关系差异的剖析

新闻特稿借鉴了小说的故事形式 ,两者同属广义的叙事作品范畴。特稿作为新闻的真实性与小说作为文学的虚构性 ,造成了两种体裁的叙事主体在叙事活动中权利大小程度的差异 ,其结果表现为 :新闻特稿中叙事主体与叙事文本实现了最大程度的统一 ;小说中叙事主体与叙事文本并非总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