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工业污染排放物的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本文以FDI的环境效应为切入点,利用Moran I指数对我国FDI与工业污染排放物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变量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以及对比传统面板模型实证结果来说明引入空间计量的必要性,最后通过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的计量结果来揭示FDI与环境污染的空间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FDI和工业污染排放物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环境污染程度与FDI之间呈"N型"发展关系,并且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已出现"越治理越严重"的趋势。     

福建省FDI和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并结合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对福建省FDI,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在长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短期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微弱。而出口贸易在短期和长期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FDI和出口贸易都是GDP的格兰杰原因,但GDP既不是FDI也不是出口贸易的格兰杰原因,即福建省FDI和出口贸易的变动是GDP增长的原因,但GDP的增长并没有有效地促进FDI与出口的进一步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城市人均GDP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引入了全新的非参数核估计方法——误差变量观测方法,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城市人均GDP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在FDI影响下的中国的城市人均GDP分布大致可以被分成2个阶段:下降阶段与上升阶段;其次,研究了在FDI影响下人均GDP的逐年变化趋势。     

我国服务业吸收FDI的实证分析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服务业吸收FDI不断增长,本文利用1997年到2009年我国服务业吸收FDI的实际利用额进行协整分析,发展二者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服务业经济的增长是我国服务业FDI不断增加的格兰杰原因。     

我国FDI发展与存在问题研究

文章简单介绍了FDI在世界和国内的发展与现状,重点分析目前其在国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负面影响,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关建议,以期对我国FDI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FDI与中国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助FDI流入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利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析中国FDI流入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得出我国碳排放与FDI流入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FDI是我国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     

FDI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时间序列,运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对我国1997—200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与FDI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FDI是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Granger原因,而金融服务贸易出口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误差修正模型表明,金融服务贸易出口与FDI短期内的关系不明显。基于以上的实证研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

本文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基本概况进行了基本描述,进而对FDI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作用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阐述。研究发现,FDI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促进作用,而且FDI增长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继而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关跨国投资建议。     

中国股市的经济晴雨表作用——基于热最优路径法的动态分析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股票市场作为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周期与宏观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这种关系往往是多因素的非线性关系,很难用传统的计量方法来确证.本文采用并发展了金融物理学中的热最优路径法,研究了我国股指与GDP之间的动态领先滞后关系.结果表明,在2002年之前,上证指数与GDP之间不存在显著的领先滞后关系;而在2002年后,上证指数领先于GDP的关系日渐显现,大约领先两个季度左右;在2006年以后,上证指数领先于GDP的关系更加明显,说明我国股市已初现"经济晴雨表"的作用.     

浅析我国FDI的区域选择问题

目前关于我国FDI区位选择因素的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内,考虑第三方效应并从城市角度进行的研究还少有涉及。本文在新近发展起来的"第三国效应"理论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2001-20036年期间我国东部地区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的FDI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周边省份的FDI增量可以增加某城市的FDI流入量,周边省份的市场规模越大某城市的FDI流入越多,各城市的FDI流入也受到周边城市FDI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对东部地区内部,以及东部地区与全国不同子样本的FDI空间效应的检验,发现东地区FDI和全国的FDI的主导类型都为集聚垂直复合型。     

从长期发展战略看中国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9.36％的年平均增长率保持了25年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在这一基础上,2002年,中国又提出了在20年里使GDP再翻两番的新的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本文从中国经济与东亚经济比较、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对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影响等方面,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趋势、增长速度及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     

地区人均GDP分布的基尼系数分析

本文利用基尼系数对地区经济分布进行分析。首先考察了我国1991￣2002年人均GDP基尼系数逐步上升的变动趋势。然后从理论上探讨地区分解对基尼系数的影响,证明地区分解时基尼系数不降只升,并计算了东中西部的基尼系数,从而指出东中西部差异是我国地域经济差异的主要表现。最后计算了各省市的人均GDP基尼系数,并利用人均GDP指数和基尼系数构成了综合判断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均衡程度的4区域模型。     

投资、消费与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古典角度的实证分析

本文试图运用古典的内生经济发展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做一个简单考察。文章考察了投资、消费与经济内生演进机制在中国的运行状况,分析了这一机制的总体特征,并依时序发展考察了其演进与变化的过程。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地表现为两个阶段。90年代中期后,经济演进机制的运行变化的紊乱,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不足。解决好上述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的增长效应

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与西方联邦国家的不同,财政分权导致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围绕经济指标为追求政绩而进行锦标赛式的竞争。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地方政府竞争辖区外流动性要素的程度就越大。以对FDI的竞争为例,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层次竞争,中西部地区仅在税收优惠和增加财政支出方面具有明显效果。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对FDI的激烈竞争,在东中部地区不利于FDI发挥增长效应,在西部地区则得出相反的结果。本文认为应及时改革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和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FDI的增长效应。     

中国经济周期研究:1954￣2004

本文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出发,提出了分析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理论框架: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了1954￣1975年、1976￣2004年两个时间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并进行了计量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尽管自1954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就表现出显著的共同周期现象,但是,1976年以后的周期与以往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劳动力转移、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三者的相互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经济机制,经济周期因而表现为高度同步的GDP周期、投资周期和劳动力转移周期。这种现象说明,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将稳定投资、加快体制改革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转型期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间的关系是当前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和方向,二者的关系如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首次在经济增长收敛回归框架下,使用跨地区面板数据,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转型期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以及由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些制度环境的改变可能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波动对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减轻波动对增长的负面影响,各地区波动对增长的影响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文章最后还对经验研究的结果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Country-of-origin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n emerging market: the case of Mexic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research has generally focused on inward FDI to large, developed nations. Very limited research has examined the country-of-origin factors that are related to FDI into the developing nations (emerging markets) that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the first empirical test of a multidimensional, country-of-origin model of factors related to FDI in an emerging market — Mexico. Economic, socio-political, and geographic factors are hypothesized to be important country-of-origin determinants of FDI into Mexico.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ome factors, such as the level of bilateral trade, home-country GDP, political risk, geographic distance, and exchange rates, are related to FDI into Mexico. At the same tim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DI and country-of-origin factors, such as market size (GDP) and cultural distance, that have previously held in research on FDI to large, developed nations do not hold in the same way in the emerging market context. Separate consideration of efficiency-seeking (maquila) FDI indicates that bilateral trade, wage rate, GDP, and the exchange rate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explanation of inward FDI in Mexico.     

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

基于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结果显示：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效率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的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口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影响。     

理解科技全球化--资源重组、优势集成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本文讨论科技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全文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描述科技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及特点。科技全球化使科技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重组,使外部技术来源的重要性增加,推动先进技术大量跨国转移,使各国科技系统的开放性增加。第二部分讨论科技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新机遇,包括引进先进技术的可能性增加,制造企业有可能提升在分工中的地位和获得更多利益,获取核心技术能力的途径增多。第三部分探讨如何利用机遇提升我国产业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我国具有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有利条件,能够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和更多新的资源组织方式充分利用外部技术资源,并利用这种机遇提升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在自主创新和利用外部技术资源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第四部分分析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产业与技术战略的重点领域,包括国家安全和重大技术能力的形成,防范外资企业凭借技术实力或其他力量形成垄断的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