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四川期刊中的抗战诗歌探究

抗战时期,新文化的两个中心北京和上海沦陷了,以巴蜀为中心的大西南集中了全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精华,时代风云际会催生了四川期刊,抗战作为时代的主流,抗战诗歌以鲜明的时代性、激情饱满的文字、昂扬的斗志和对时代的深切感受,肩负启蒙和救亡的责任,开启了新文学崭新的篇章。     

解放区前期文学价值观论析

解放区前期文学的价值观是以民族利益为中心,倡导文学要服务于民族解放、抗战救亡之大业。中共领导人、相关主管部门和各解放区军政负责人伸张民族大义、强调文学为抗战服务的使命,为这一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基调。在他们的引导和影响下,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着重通过对文学为何与如何为抗战服务等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形成了以民族救亡为中心的价值观;并通过其创作和文艺活动,使之在实践层面得到了落实。解放区前期文学的价值观是解放区文艺工作者顺应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响应时代召唤的结果。虽然其中也有阶级性的因素,但它们并不是一种自足的存在、而是服从于民族利益的。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新闻事业发展综论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新闻事业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向大众传播的现代形态发展。重庆新闻事业从服务于抗战出发,逐步由适应全民抗战的需要为主转向满足民主建国的要求为主,在不断发展中显示出从爱国主义到民主主义的时代大趋势,从而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使重庆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新闻中心。     

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演变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为准备对日作战,国民政府经历了由经营西北后方根据地向以西南为重点的战略大后方的转变,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式确立了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此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动,又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宣告结束。并在此基础上,从"价值"、"空间"、"时间"三个维度初步探讨了"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对“鲁艺精神”的挖掘、传承与弘扬——以沈阳音乐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例

1938年4月,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在延安成立第一所革命文艺院校——鲁迅艺术学院,该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文艺为武器服务于抗战,培养抗战文艺干部,提高抗战艺术水平,创作、表演具有爱国情感、坚定理想信念的大量文艺作品,并孕育了“鲁艺精神”。鲁艺精神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想信念、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精神、以艰苦奋斗为风向的优良作风,是文艺人才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其内涵和实质是对文艺人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对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充实和完善,在筑牢新时代大学生信仰之基、提振奋斗精神和提高艺术创作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个百年”历史交汇“,两个大局”相互交织,多元文化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为严峻复杂,高等院校尤其高等艺术院校大学生受学科特点、艺术类招考的特殊性、成长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将鲁艺精神融入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坚持用鲁艺精神引导人、教育人和培养人。通过强化教育引导,切实把鲁艺精神贯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各方面,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使其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创作艺术精品服务于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让鲁艺精神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放射出时代光芒。     

论抗战初期的广播剧理论建设

中国广播剧理论在抗战初期获得了发展,形成了基本的框架体系。这是以1938年创刊的《抗战日报.戏剧与电影》为前锋的。理论工作者从抗战宣传的需要和时代要求出发提倡广播剧,以较为开阔的视野和深刻的眼光,对广播剧文学自身的特征、创作规律和演播技巧、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等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批评,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推进了中国广播剧理论的建构,促进了中国广播剧事业的发展。但从整体上说还不完备。     

论抗战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纪念抗日战争的目的在于弘扬抗战精神。抗战精神是20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实践中,展现出来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2015年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新认识抗战精神的内涵,深入分析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大力宣传弘扬抗战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曹禺的抗战戏剧观与创作实践

曹禺抗战戏剧观的形成是抗战全面爆发后，身为知识分子的强烈时代责任感以及作为杰出戏剧家丰富的编剧、导剧与演剧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因时制宜的新变，也有一贯以来的坚守，更有坚守基础上的发展。他的抗战戏剧观在强调戏剧时代性与宣传性的同时，亦重视艺术性，并努力追求戏剧表达的大众化。曹禺的抗战戏剧观及其创作实践激励和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战意志，为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成为以文艺服务于抗战的戏剧家的重要典范。     

抗战儿童文学的时代规范与救亡主题

抗战儿童文学是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抗战儿童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日渐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孤岛”上海和延安根据地等三大区域。民族救亡的共同目标使儿童文学的主题、风格表现出空前的一致性；不同地域的作家共同描写与讴歌抗战大时代中成长的小英雄、小战士和新的民族性格，使抗战儿童文学呈现出一种昂扬激奋的气氛与慷慨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写下了闪光的篇章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几个断面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了"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的救护总队部,翻开了抗战救护的新的一页。本文以四次长沙会战救护、敌后战场的救援行动、中国远征军随军救护为中心,再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业绩。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