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编辑生涯

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毛泽东十分重视图书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先后主编、参与编辑和具体指导编辑的报刊不下十几种:他亲自为《湘江评论》、《政治周报》、《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共产党人》、《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写了发刊词,具体阐述这些报刊的宣传任务和     

《东方杂志》的对日态度及其抗战文艺

从"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东方杂志》的对日态度及其抗战文艺经历了几个阶段:"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东方杂志》持"主战"立场,其"文艺栏"发表了大量反映东北抗战和上海战事的小说、戏剧,多以"撤退/抵抗"为主题,表达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反对;1933年至1935年实行"中日亲善政策"期间,杂志的对日态度一度摇摆不定,所载抗战小说数量锐减,所载文学主题也由对外转向对内,协助抗战的消极宣传;1936年"西安事变"后,《东方杂志》率先打出"抗战"旗帜,并在复刊后大力刊发抗战文艺,其主题可大致分为:一配合政府宣传抗战政策,二描写沦陷区民众的被压迫与反抗,常伴以汉奸题材,三表现战争中的小人物。     

抗战时期《八路军军政杂志》对军队干部教育的宣传

《八路军军政杂志》是抗战时期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机关刊物,杂志在发行期间对军队的干部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探讨,对抗战时期军队的干部队伍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的干部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从话语媒介到“文学场”——以《笔谈》杂志为中心的史料考察

《笔谈》杂志是著名作家茅盾于1941年9月在香港创办的文学半月刊。这本杂志曾被誉为"对于鼓舞斗志、激发全体中华民族坚持抗战曾经起过不可低估作用"的刊物之一,也是因抗战"文化人迁港"而形成的代表性刊物。《笔谈》杂志从出刊到停刊,恰反映了其从"话语媒介"向"文学场"转变的过程,深刻透射了当时文学刊物形成"文学场"的方式与意义。     

论《新华日报》唤起民众支援抗战的历史功绩

抗战期间 ,《新华日报》在后方竭尽全力动员民众参军参战 ,鼓动民众捐款、捐粮、捐物支援抗战 ,倡导对前线将士的慰问运动 ,动员和组织民众捐助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斗争 ,发挥了唤起民众支援抗战的倡导者鼓动者的作用。     

毛泽东的报刊编辑思想初探

毛泽东同志从事革命活动自始至终非常重视革命报刊的编辑工作,并直接编辑和指导过几十种革命报刊。他主编了《湘江评论》、《新时代》、《政治周报》等;为《共产党人》、《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等撰写了发刊词和社论。具体规定了这些报刊的编辑任务、编辑方针;一丝不苟地为新华社、《解放日报》等精心审阅和修改过一些重要文稿;为了使党的报刊更好地服务于党的工作,还发表了关于报刊编辑方面的重要讲     

朱理治与中原抗战时期的宣传工作

在中原抗战初期,朱理治先后担任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豫鄂边区党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等要职,为中原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朱理治非常重视抗战宣传,为抗战宣传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械补充

文章主要探讨抗战中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械补充问题。按照双方当初达成的协议,八路军作为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其待遇应与其他国民党军相同,但实际上除了编制内的军饷和被服外,国民政府极少给八路军补充武器,仅给予必要的弹药。随着八路军的发展,蒋介石更担心其势力尾大不掉,1940年前即停止对八路军的武器弹药补充,不久又停发了八路军的医疗等物资和军费。虽然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械补充较少,也不积极,但这些军械装备对抗战初期的八路军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帮助。探究抗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械补充问题,可以作为考察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个独特视角。同时,探究此一问题,也可借此明了共产党是怎样在抗战艰难的情况下一步步壮大,最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对抗战史的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的指导,必须要用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太行根据地的抗战文化

抗战文化在太行山兴起1937年,随着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八路军将领率八路军来到太行山上,抗战文化也开始在太行山区兴起。"七七"事变之前,在太原从事救亡文艺运     

共有共办 共创辉煌——2013-2014年度《源流》采编发行工作的回顾

《源流》是全国第一家宣传革命老区的公开发行刊物,也是广东省唯一的革命老区宣传综合类期刊。作为老区宣传的主阵地,在与老促会"共有共办"方针的指引下,《源流》坚持"弘扬革命传统,促进老区建设"的办刊宗旨,立足于革命老区,突出老区宣传的主旋律,为老区宣传和落实老区、苏区的政策,做出了贡献。最近,胡春华书记关于广东原中央苏区、老区的重要批示,和听取省老促会会长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源流》杂志对此做到了及时、准确、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