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反倾销的公共利益判断及应用

公共利益条款在反倾销规则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合理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承认,我国最新修订的反倾销条例也将这一条款明文列入其中.正确理解公共利益原则的含义并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其操作性,对于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宪法公共利益原则的特殊性分析

公共利益原则不仅是宪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准则.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原则以公共利益优先、公共利益有限及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主要内容,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原则因宪法自身的特性而在其涵义和实施等方面呈现出特殊性.研究我国宪法公共利益原则的特殊性,对于有效预防政府利用公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共利益——一种哲学式的诠释

行政征收条款中关于“公共利益”的判断是长期困扰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难题,对这一概念模糊的界定导致了许多行政征收行为的偏差。考究康德、罗尔斯、哈贝马斯三位哲学巨人的公共理性观,可以从哲学层面清晰地看到,公共利益的实质是公共理性与利益多样化对抗后的一种平衡。平衡点的波动引发了公共利益判断上的模糊性。法庭可以遵循必要原则、开放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公共服务原则、分担损失原则的过程判断方法来还原公共理性,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     

论利益博弈机制的制度化对于保障公共利益的作用

本文首先阐述了利益博弈机制的制度化和公共利益的保障之间的联系，同时对我国目前利益博弈机制制度化的现状及其在公共利益保障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阐明了利益博弈机制的制度化对于保障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并在以上分析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在保障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应当借鉴已有的相关经验，借助立法、行政等手段，建立起制度化的利益博弈机制，从而达到保障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目的。     

宪法视野下财产权限制理由比较研究

现代各国宪法通常把公共利益作为限制财产权的一般理由,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诸多丰富的理论,典型的有美国的公益征收和警察权行使之分、日本的二分法和德国的比例原则、利益衡量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还特别强调财产的合法性,但无论从规范意义上还是从价值判断意义上,这种表达方式都应予废止。考虑到我国财产权保障薄弱的传统,在实践中更应谨慎使用公共利益,注重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充分保障私人财产权。     

和谐社会与利益平衡——法律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之论证

和谐社会应该是各种利益处于平衡之中的社会,因此,如何协调好各种利益的关系,尤其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要厘清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首先必须科学确定公共利益的概念。从本质上说,公共利益必须体现其公共的特性,它意味着所有公共利益都可以或者应当还原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并不必然拥有优先于个人利益的正当性,而是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分别予以确定。对于两者的关系而言,私利的正当性、权利与利益的不可通约以及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构成了分析这一问题的哲学基础。     

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利益协调机制探讨

区域公共物品供给是其效益覆盖范围内的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博弈的集体选择结果。目前,在区域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纷纷表现出相异的利益追求:地方政府追求的更多是地方利益;企业组织主要追求实现利润最大化;非政府组织主要体现政府或自身的利益需求。因此,以区域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协调区域内不同地方政府、企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不同利益追求,显得十分重要。具体说来,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设服务型的地方政府,促使地方政府追求实现区域社会公共利益;二是培育企业组织的社会责任,促使企业组织维护区域社会公共利益;三是提高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治理能力,促使其更好关注区域社会公共利益。     

贸易保护视角下的反倾销措施——美国最高法院首例反倾销案的再思考

本文从贸易保护的视角下对美国最高法院首例反倾销案进行了再思考,结合其国内政治、经济背景进一步探讨了本案对国际贸易实务的启示,并指出进口国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利益在反倾销实践中具有重要影响。     

我国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之重构

本文从分析国内外私人诉的利益的发展变化以及对公益救济的不同主张出发,以实现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行政机关利益与公众利益、形式正义与行政效率之间的利益平衡为基础,对我国诉的利益重新进行了建构。本文认为理性的诉的利益应当以私人利益为主,兼而辐射至公共利益———它包括法律调整范围内的私人直接物质利益、间接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公共利益成为诉的利益则应以存在私人利益和损害为前提。     

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的优先原则辨析

一、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确立 "公共利益的需要"是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层面的一个重要概念,并在宪法文本中确立了公共利益的优先原则,成为合宪征收、征用或者征购的前提.     

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一个解释框架(英文)

本文通过四个土地案例探索基层社会秩序的性质,并尝试对土地使用规则不能确定的原因做出解释。文章指出,在政治和法律各自的活动领域及活动原则未经区分(分化)的状况下,不存在包含确定性原则和限定性合法性声称的法律系统,而是有多种潜在的规则“等待”被社会合法化。规则被“选中”的最后结果受到执行者身份、阐释公共利益的能力以及力量对比因素的影响,但它只在一次事件中使用。这不是法治秩序,而是对‘治’的规则进行选择竞争的政治秩序。其性质在于:不是根据确定的标准辨认正当利益(是否有理的“根据原则”),而是根据力量对比取舍各种规则(是否有人的“力量原则”)。因此,土地使用规则随着利益、力量的变动而不确定。对照“法律衡量模式”,作者用“利益政治模式”表达这一社会秩序的特征。     

公共利益辨析与行政法政策学

本文试图从行政法学层面对"公共利益的需要"展开剖析,评析传统行政法学研究中对界定"公共利益"的疏漏及行政使命的广泛性和不同层次性,从行政法政策学的角度对政策形成过程中行政的作用、行政法的特殊性质、现代国家的利益反映机制、舆论监督的作用以及如何把握人民的意思表示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揭示现代行政法学研究必须重视价值和利益多元化、复杂化的方法论.     

消费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类型问题研究

消费公益诉讼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补充手段,是构建完善的、多元的、多层次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在这类案件中如何确定诉讼请求是关键环节。消费公益诉讼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诉讼请求中必然应当包含公共利益因素,应以保护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及维护消费领域社会公共利益为原则来确定诉讼请求。     

"公共利益"问题的法理学探讨

如何看待和处理"保护私有财产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是近两年学界、媒体及社会公众广为关注的热点话题.该问题本身带有很强的全局性、综合性和复杂性,也带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社会性.因此,应当强调厘清"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公共利益"的概念及其典型特征,以马克思的法哲学理论为指导去理解和把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同时,庞德的法理学及法社会学理论对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也具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意义.     

论城市房屋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政府利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征收城市房屋行为的公共利益标准是,基于公用事业需要或紧急状态、具有必要性以及征收行为的直接公益性目的等.对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是公信力的基础,主要可分为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两个方面.     

政府决策与公共利益的取向

当代民主政治的逻辑是代表并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然而,由于受到政府本身以及利益团体的影响,政府决策常常偏离正确的轨道,却被冠以谋求公共利益之名。因此,必须通过提倡公共精神、限制个人利益以及实现公共决策民主化等来坚持政府决策公共利益的取向。     

论我国土地征收和征购法律制度的构建

保护耕地不减少以确保粮食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是我国立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着非法批地和违法占地问题,而一些经营性用地搭公共利益便车也在加速造成耕地的不当减少。理论论证与立法实践都清楚地证明:把对非法征收土地的控制只寄希望于对公共利益的明确界定上,这一良好愿望短期很难实现。因此,在完善我国现有征地法律制度的同时,应建立非公利益用地征购制度,这样既能解决商业用地的现实需要,又可以尽可能地控制耕地的不当减少。     

道德建设的公民认同路径

个人权利价值取向的普遍化是社会的道德现状,道德建设要帮助人们认识在现代社会个人权利属于公民权,以平等为基础,同公民义务相联系,逻辑地蕴含着对公共利益的尊重。自我中心、否定公共利益并不是个人权利的必然走向,而是其被抛弃了平等基础、公民义务后将自我利益膨胀到了极端的表现,是极其有害的;为了克服个人权利膨胀为自我中心、损人利己,要引导公民不仅要追求个人利益同时也要认同公共利益。因此,第一,引导人们认识利益相关性对公民权利的限定从而能够关注公共利益,避免极端个人主义。第二,提高人们对公民认同之于个人权利实现的价值的认识,以激励公民对公共利益的认同。第三,打造有利于公民认同的制度环境,用制度保障公民认同。     

试论正确处理弱势群体权利保护中的几种关系

在弱势群体权利保护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否会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公共权力能否干涉弱势群体的权利?救助弱势群体是否只是社会的责任?在宪政法治条件下是否需要法制强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时代背景,正确处理弱势群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弱势群体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自我救助与社会救助的关系;宪政法治与法制强权的关系。     

论WTO下反倾销法局限性及其补救

本文从反倾销法倾销行为认定的非客观性分析,以及许多国家利用提起反倾销诉讼来袒护本国商人利益,进而阐述了反倾销调查结果的非客观性,指出反倾销法的局限性.进而笔者提出了补救措施,即在WTO下建立一个调查机构,将倾销的确定标准更加客观化,此外各国还应致力于发展本国优势产业,合理配置全球资源,审慎运用反倾销措施,以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