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创作过程中的“他异性”身份建构——以石黑一雄为例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曾被称为“后殖民作家”“移民作家”“用英文写作的日本民族作家”,但他拒绝这些标签的同质性和阵营性,力图展现独特的文化视野和写作策略.石黑一雄通过创建多元的叙事空间、采用分散的记忆视点、建立国际化写作方式,突破了评论界对他的上述三种成见,从而超越为时空所局限的个人经历,构建起在多种文化冲突中凸显作家个人特质的“他异性”文化身份.石黑一雄的写作展现出由封闭到多元空间、从自我到他者融合的时代特征,为理解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冲突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方案.     

由身体向词语回归——20世纪80年代以降女性诗歌言说策略的转换

女性诗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身体写作后在90年代转向了语言写作,从身体到语言言说策略的转换使女性诗歌写作从性别意识的觉醒飞升到语言意识的觉醒,并迅速从面向性别的写作走向面向词语与诗歌自身的写作.自此,女诗人以独立的女性话语与充分女性化的写作策略,呈现了女性世界的完全自立和性别表达,并形成自己独立的审美体系,呈现了女性诗歌写作的宁静丰收,女性诗歌从此走上包含性别但又超越性剐的更为广阔的前景.     

俗语与白话:全球化中的语言突围--但丁《论俗语》与中国、印度白话文学观之比较

但丁提倡用俗语写作,打破了拉丁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与中国白话文学打破文言统治、印度虔诚派打破梵文统治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论俗语>与白话文学观不仅维护了民族语言的独立生存权,而且提倡作家的世俗体验与人文关怀,富有人间情怀,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指出了作家摒弃"独白"、与阅读者对话的重要意义,对今天的文学与美学理论也不无启迪.     

从生活中寻找故事——论新写实小说的创作

本文从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着手,描述了80年代末期出现于文坛的"新写实派小说"的写作特征,对几位主要的作家和其有影响的作品做了分析和内在共同写作规律的阐述,并在与传统写实主义方式的对比中,发现其写作的突破点和局限处.     

性别的置换 权力的对调——范妮·费恩短篇小说《玛丽·李》论析

19世纪中叶的美国文坛,男性作家一统天下。这种局面使得女性作家需要精心挑选那些公共话语场认可的话题和写作策略,才能突破男权社会对于女性写作的层层桎梏,使作品得以发表。作为一名职业女性作家,范妮·费恩也面对强烈的心理压抑,于是写作成为了她发泄压抑的方式。短篇小说《玛丽·李》描写的是女主人公玛丽·李因其美貌和"新女性"的独特气质,被丈夫送入疯人院,最终含恨离开人世的故事。表面上,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女性悲剧;然而深入探究,我们就会发现范妮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对两性身份的置换,显示了对男权社会统治结构反抗的意识和决心。     

童年经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以张爱玲《倾城之恋》为例

童年经历和童年记忆对人的性格、处事态度具有重要影响,更是给作家的作品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甚至可以说有些作品本身就是作家的童年在一定程度上的再现与变形。本论文采取从理论到实例,从普遍到具体的研究思路,分析了童年经历是如何和怎样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的,并以张爱玲为例,分析了她悲惨的童年经历对其性格及写作性格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从哪些方面在她的代表作《倾城之恋》中体现的。     

明末中国的"西方学"

明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传播.本文参照萨义德"东方学"的视野,指出明末中国的士大夫们在接触到异质文化之后,从自己的文化立场对西学在儒学视野中进行重新认识和建构,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西方学".     

岁月留痕——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

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独特的发展轨迹:由20世纪80年代单纯的北大荒知青作家的报告文学和回忆录,到90年代最早的非作家知青们的集体回忆录,再到新世纪以来众多的北大荒知青参与到"我们的故事"的回忆写作中,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呈现出个人化、民间化的写作方式,回忆与反思相结合并逐渐打破了北大荒知青中沉默的大多数缺席的局面.     

美国华人新移民文学的意义、局限与进阶路向

美国华人新移民文学对世界华人文学发展、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形象传播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都具有积极影响。其所体现的现代跨文化意义、身份皈依感的诗性审美探索,以及基于超验性体验的中国文化传播,使其成为世界华文创作的一支劲旅。但作为一种"他者"语境的流散写作,美国华人的新移民创作也存在早期作品写作主题单一"、淘金者文学"功利心态的文学表达"、非母语"写作中"中国想象"的记忆落差与本土生活的隔膜等局限。在未来的发展中,这些新移民作家需要直面自己的创作局限,在全球化时代选择好进阶路向,迈过"两栖文化"门槛,将民族文化语境难题消弭在跨文化创作的历史进程中。     

文儒之间:韩愈的身份自塑及其典型意义

韩愈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儒者与文人两种身份的矛盾或一致,并通过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互相拼合,塑造出一个完整的士大夫形象。韩愈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产生于不同空间、场合自我表达的需要。韩愈激切外露的个性使得他没有从个人心性到外在言行全方位地展示儒者角色,而他强烈的表达欲望则将诸多看似不协调的因素统一起来。韩愈处于中唐儒学与诗歌发展的交汇点上,他的身份自塑揭示了古代士大夫的角色组合模式和创作形态,其身份认同也成为后世士人的典型代表和重要参照。     

近代报人小说家群体的代际兴替与时代特征——以上海活动中心为例

近代报人小说家群体是伴随着近代报纸杂志等新兴媒体而成长的新型文人群体,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由本土向西方对接的直接推动者和主要肩负者。他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代:《申报》报人小说家群体,活动于1872年至1894年,他们是小说报刊创编的探索者和尝试者;清末报人小说家群体,活动于1895年至1911年,他们开创了小说报刊创编的新局面,推动了小说报刊创编的第一波高潮形成,普遍重视小说的政治启蒙作用,使小说文体从文学边缘地带走上了中心位置;民初报人小说家群体,活动于1912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他们推动了小说报刊创编的第二波高潮形成,重视小说的消遣娱乐功能,促进了中国都市文学的初步兴起。     

明代官员“乞休”中的家国观念与自我认同

士大夫乞休现象自古有之,见诸史册始于唐武宗会昌六年,有唐一代并不多见,宋元仍不明显。依据《明实录》等史料统计,明代从正统年间开始士大夫乞休现象逐渐勃发,明代中晚期以后呈逐渐增长态势。依据政治情态分析,士大夫乞休分为个体乞休与群体乞休、主动乞休与被动乞休、文官乞休与武官乞休等几大类别。三品以上中央文官是乞休士大夫的主体。明代中期后,群体性乞休现象代表了士大夫群体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士大夫家国观念中"家"与"族"的观念逐渐浓重,士大夫自我实现途径多元化,"家国同构"观开始进入分裂状态。"国"并非士大夫自我实现的唯一和最好的途径,士大夫开始在族群结构和家族结构中审视和寻找自我认同的渠道。明代后期士大夫家国观念的变迁最终促成中国地方社会士绅阶层的形成和稳定。     

“自然主义”手法在中国小说中的体现——张爱玲的《半生缘》与左拉的《人兽》比较

随着自然主义的思潮涌进中国，中国作家的作品中也逐渐透露出诸多自然主义写作原则。一部《半生缘》描述了一段擦肩而过的爱情，道尽了世间的无奈，也暗暗透露出作者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探究其描写手法，我们发现张爱玲女士在写作中运用了很多自然主义的描写原则，无意或有意，我们不得而知。诚然，在中国文坛上始终没能出现一支明确标榜“自然主义文学”的流派，但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文学观念则渗透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不同流派之中，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儒道互补人格结构的可能、必然与完成——对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学考察

对个体而言,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是由所属文化之结构体系模塑而成.但是,如果把文化视为一宗历史的存在,从发生学上对它自身的结构加以把握,我们又不得不对这一文化所属的自然环境,尤其是处于这一环境系中人这个文化创造主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综合的研究.经籍典章中的诸思想观念只有还原于特定历史主体的心灵之中,才能获得其全部意义.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集中体现在该文化的精英集团身上,士大夫被汤彤先生视为中国社会的主干.马克思·韦伯也所见略同,肯定士大夫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所具有的功能和居有的地位.本文也认为士大夫乃是一个文化精英集团,并以他们为对象,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对其人格结构进行考察,从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文化承担者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     

论因特网给文学研究带来的课题与挑战

一、因特网带来了新型的文学创作方式在探讨新兴的网络文化及其对作家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远影响时 ,有专家认为 ,“在电视时代 ,文学在影视传媒冲击下有被边缘化的趋向 ,但在后电视时代 ,随着个人化媒介———电脑的出现 ,文学也将趋向个人化 ,从而获得新的生机 ,恢复应有的尊严。”〔1〕在网络时代 ,网上创作将成为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作家在自己的电脑上写作时 ,读者可以通过因特网同步阅读作家写作的每一章节 ,彼此能够就小说中的情节、人物、命运和语言进行交流和沟通。作家可以采纳 ,也可以不采纳 ,读者也可按自己的想法改写或续写…     

论《到灯塔去》的空间叙事艺术

<到灯塔去>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经典之作,小说在叙事手法上别具匠心,从空间叙事视角展现小说故事与人物的物理和心理空间,通过意识流手法突出人物的心理活动,探索变动不羁的物理世界、着重剖析波澜起伏的人物内心世界,伍尔夫小说的空间叙事技巧既是对传统叙事的创新,也是对全新写作手法的尝试.     

中国人的审美变迁:美人在骨不在皮

正中国的审美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作家侯宏斌在《活在汉朝不容易》中说:"其实美人在骨不在皮,美的标准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是社会参与了对女性审美的重塑。对女性来说,对抗这样的审美文化,无疑需要一颗强大的心。"春秋战国时期,男人提倡女人"柔弱顺从",士大夫盛行"精致细腻"的审美意识。脸部好看比身材好看要重要,"柔弱细腻"的女人被奉为美女。两汉时期,"妇容"是女性必备的四项德行之一。那时女人的服装设计也以功能性为主,奢华的服饰一般在宫廷中才能见到。     

海外粤侨与“唐人”称号

"唐人"的称谓有一个从他称到自称的转换,即由他人称旅居其地的中国人为"唐人"到自称为"唐人"的转换,还有一个由指称所有中国人到渐特指于广东人的转换。"唐人"、"唐话"史,堪称广东人的一部精神史,也堪称中国人的一部精神史。     

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士大夫群体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这种政治价值观主导了舆论的走势。神宗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打压士大夫之谏诤,然在国本之争中,士气不弱反强,对皇权构成持续性的政治约束。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视角,可以体察晚明士大夫政治之张扬气象,士大夫从争国本,已然走到了诉求限制君权一节。但君臣争之激烈,又事实上引发了诸多问题。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了帝制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冲突,也构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宋代文人士大夫占卜活动探析

宋代文人士大夫们在仕途、科举等活动中频繁利用占卜,一时占卜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了占卜的发展和流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宋朝当时社会的文化心理、文化观和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