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纪之交浦东开发开放的国际条件

作者认为，世纪之交前后２０年世界经济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中国开放与发展的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尤其是作为９０年代中国开放重心浦东的重要机遇。这些机遇包括：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对浦东建设高开放度经济从国际宏观环境上提供的机遇，亚太经济高速增长并走向成熟为功能性中心城市崛起和区内分工合作加深提供的机遇，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为以高新科技产业跨越提供的机遇，跨国公司的经营全球化趋势为浦东吸收新的国际投资提供的机遇。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开放以来所达到的国际化程度也为浦东开放跨上新台阶准备了条件。     

浦东居民过得如何?

生活质量”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于1958年所著的《富裕社会》一书中。通常认为生活质量包括生活环境、收入消费、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社会服务、社会风尚、社会治安、生活福利、城市建设等等,它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1998年,浦东入生活得究竟怎样呢？在对1020户浦东居民的问卷调查中,459％的居民认为浦东开发、建设的最终受益者为浦东居民,12．8％的居民认为最终受益者为上海市民,而认为浦东建设最终受益者为全国人民的占10．3％。这说明,浦东居民对浦东发展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多…     

中国投资东盟的驱动机制探析

中国自提出"走出去"战略11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较快增长。在世界经济总体放缓、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日益严重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决定国际化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中还具有巨大潜力。驱动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因素、生产成本因素、经营发展因素、政策因素等几个方面。     

中日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分析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2005年联想集团收购美国IBM公司全球个人电脑业务、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竞购美国石油企业尤尼科等大型案件引起世人关注。一些人已经乐观地预言,中国的对外投资时代正在到来,甚至有人将其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企业的海外大举扩张相类比。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环境与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的确有类似之处,但从总体上看,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无论在经济实力、市场发展状况方面,还是在企业经营资源、竞争能力、国际市场整合经验等方面,均与日本有很大差距。因此,中国的对外投资战略不应仿效日本,而需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海外投资之路。     

为浦东腾飞营治适安——浦东新区公安局邹传纪局长访谈录

浦东的治安问题警钟长鸣 春雨初歇的一天中午,记者造访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浦东新区公安局局长邹传纪,就浦东的治安现状和公安工作如何为开发开放浦东作出贡献等一些问题,请邹局长赐教。 邹局长的话闸从外来人口的违法犯罪这道“门”上打开。他说,现在浦东的外省市人口接近20万,加上没有统计在内的,估计外来人口总计约在25万左右,约占浦东常住人口的18％,在25万外来人口中,有刑事犯罪记录的不到1％。但是外来人口所作的刑事犯罪案件,已超过浦东全部刑案的60％,这是目前浦东治安现状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难点。其次,浦东大批新村崛起后,新村居民财产被盗现象越采越多,除了外来人口作案外,也有一些本地犯罪分子单独或结伙流窜作案,居民财产频频受损。此外浦西存在的色情服务等丑恶现象,开始在浦东露头;在征地、分配中由于具体矛盾和困难没有得到解决,个别地区酿成群众性纠纷,成为浦东地区不稳定因素等等。尚须警钟长鸣。     

日美贸易失衡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对比分析——以产业冲击为视角

中美贸易失衡是继日美贸易失衡后美国在经贸领域的又一关注焦点,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通过从汽车和半导体产业入手,对日美贸易失衡中的产业冲击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在中美贸易和日美贸易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发展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的影响、贸易对就业的冲击、产业竞争与互补程度以及出口管制程度等方面存在不同,日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产业构成了实质性冲击,与中美贸易失衡在该问题上的影响存在本质差异。美国以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责难中国,并借此发动贸易战,是美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固有偏见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托词,中国需要在谋划中美磋商和反制的策略、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及提防美国发动金融战等方面进行政策应对。     

从“美国咳嗽,韩国生病”到“中国打喷嚏,韩国就感冒”

中韩两国的经济关系愈益密切 ,中韩贸易额已经超过韩美贸易额。韩国对华投资增长快、效益好。在韩国对外投资的企业中 ,相当大部分选择中国作为投资对象国。由于经济利益驱使韩国政界形成亲中疏美风气 ,引起美国的焦虑。     

美国对跨国并购投资的法制管理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跨国并购浪潮席卷全球 ,并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本文重点分析了美国对并购投资中的垄断行为的规制及衡量准则 ,对上市公司并购的法律管制 ,以及对外资并购的特殊限制。本文认为 ,认真研究美国对并购投资的监管法规 ,不仅有利于中国完善并购投资监管的法律体系 ,主动应对目前外资在华并购所带来的挑战 ,而且有利于中国企业正确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在跨国并购投资中规避法律风险。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动机及其发展战略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最为直接的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 ,是有效利用全球资源的手段。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而迅速发展 ,一度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国。中国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象国 ,2 0 0 2年中国吸引对外直     

中美证券市场在险价值比较分析

在险价值作为金融行业计量市场风险的一种工具,已经被广泛接受。从期望在险价值的概念,计算出中美证券市场的期望在险价值并从实证研究中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从投资风险角度来看,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风险高于美国证券市场,同时证实上海证券市场的投资风险略高于深圳证券市场;就美国证券市场而言,投资风险最近十年低于整个100年的风险;上证指数和深成指数自设定以来季度在险价值服从分布,而美国整个100年的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季度不服从分布,但近十年的季度服从分布。     

美国对中国科技“脱钩”的战略动机及政策措施

高科技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基础,并正在驱动创新和经济增长。在数字时代,取得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可获得巨大的利润、全球市场份额和制定标准的机会。全球科技领导地位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对这一地位争夺也变得尤为激烈。高科技产业对跨境贸易的依赖使其与外贸密切关联,并对脱钩极度敏感。科技战正在成为新的贸易战。美国认为,技术已经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关键领域,需要得到严密保护,并要与国家战略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特朗普政府是对中国实行科技脱钩的始作俑者,拜登政府延续了其前任的政策和措施。美国决策者利用了既有的和新通过的法律、规则以及总统权力来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等“压制性”脱钩措施,到拜登时期又采用了更多的“自强性”脱钩措施,其目的是培育美国自身的技术能力,并以民主价值观的名义联合盟友和伙伴国加强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借以维护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已有迹象表明,美国的供应链正在偏离中国,在计算机和电子行业尤为明显。但是,科技脱钩已带来一系列负面效果,并在美国国内引起广泛争论。如果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脱钩政策继续下去,它将会失去广大的中国市场,造成其海外销售额、研发支出和投资的收缩,最终可能使美国失去其全球半导...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能源政策动向:中拉能源合作的新机遇

中拉能源合作是中拉经济合作的重要环节,其前景广阔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其中,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构成诸多挑战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特朗普当政后,其能源政策与上届政府相比有较大转变,这些转变主要包括:促进能源产业发展,解除能源行业管制,修订能源贸易条件和缩减能源相关预算等。这些政策变动影响到美国和拉美能源关系中的贸易、投资、一体化、清洁能源及减排合作等关键领域。在全球能源格局变革不断的大背景下,中拉能源关系目前正处于高峰期后的一个调整阶段,而当前美国的能源政策转变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深化中拉能源合作提供一系列新的机遇,包括增加拉美对中国的能源供应,促进中国对拉美能源产业投资和金融的多元化,以及为中拉能源外交和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上的合作创造新空间等方面。中国应该把握时机,利用美国能源政策变动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中拉能源合作。     

流动人口——城市管理的一大困扰

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人口流动在中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头。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中国的人口流动提供了客观必然性。这种流动的趋向,总是沿着从乡村向城市、从内地向沿海、从贫困向富庶的方向发展。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特别是随着开放浦东、开发浦东进程的加快,必将有更多的流动人口,带着各种五彩的梦幻,涌入上海城。 70年代,上海外来流动人口一般在20万人左     

环球旅行投资家——吉姆·罗杰斯

正吉姆·罗杰斯是美国著名的投资家,与"股神"巴菲特、"金融大鳄"索罗斯并称美国三大金融巨头的"华尔街神话"。他曾与金融大鳄索罗斯共同创立了量子基金,将全球金融市场搅得天翻地覆。但在1980年两人分道扬镳,因为罗杰斯要"以自己的方式投资",他的方式就是驾车做投资旅行,他曾经两次环游世界。早在1984年,他就到访中国,长期持有中国公司股票,经常来中国演讲,坚定得看涨中国。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的实施与制约

在大国技术竞争中,国家可以采取自强型或者遏制型的战略。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发展采取的遏制型战略。驱动美国向遏制型战略转变的原因是技术在未来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作用,中国的技术崛起使美国感到了威胁,而同时特朗普政府及其带来的政治混乱又给这种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条件。美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都对中国的技术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性措施,限制市场、投资、技术、人才,并威逼利诱盟友进行联合围堵。但是也有诸多的因素会约束美国对华的科技遏制战略,包括技术发展对合作的需要、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需要、国际竞争的压力以及美国对外国科技人才的依赖等。未来的发展走向有赖于这些不同因素之间的消长,中国应该立足于自身科技的发展和国际合作来应对美国的科技围堵。     

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治国方略

在亚太地区与新兴大国崛起的经济权力时代,奥巴马政府以经济治国方略观将经济与市场力量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调整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推动贸易、投资与商业外交,以援助、制裁、伙伴关系等经济工具应对中国崛起、乌克兰危机等对外政策挑战,加强外交能力建设。这些举措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战略性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发挥政治影响与维护安全利益形成制约的作用。为此,我国应以公私伙伴关系深入推进对外战略转型,推进贸易、投资外交,以经济资源与手段、经济伙伴关系应对安全挑战,加强自身外交能力建设。     

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及影响

中美债务关系是在目前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中美两国基于相互间巨大的经济失衡、贸易—金融循环而形成的规模空前的国家间借贷关系。其形成原因既有国际体系因素,也有中美两国各自国情、政策方面的因素。在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中,由于两国在贸易依存度、贸易收益、对外投资收益、行动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相对较强。债务问题对中美传统安全关系、人民币汇率和美国贸易战略等领域具有间接影响。对中国而言,债务关系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战略意义。     

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风险投资在投资主体、投资客体以及在投资机制方面具有投资素质多元化特征。风险公司主要采取合伙制,投资主要在高科技产业领域,投入时间一般集中在风险企业的成长阶段。对我国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启发是:发挥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导向作用,建立法律支持系统,提高完善风险投资运营机制、完善融资体制等。     

浦东外来人口及其犯罪新特点

(一) 八十年代初,浦东约有外来人口1万左右,他们大多来自苏、浙、皖地区的农民,寄住在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居多,大多从事农业生产,还有一部分属拾荒人员。一九八六年后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递增。九十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以后,浦东成为全国关注、世界瞩目的热土,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浦东”等民谣的传播下,出现了“民工潮”,外来人口由当时的5万人左右,一跃增加到一九九三年的16万人,占全区常住人口11.6％,并从原先来自邻近省份,发展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     

“我们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受益者”

浦东开发开放6年多来，浦东人的地位在人们的心目中普遍得到提高，无论是一直生活在黄浦江东岸的“老浦东”还是由浦西迁过江去的“新浦东”，不少人为自己是“浦东人”而感到自豪。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浦东人的家庭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多数家庭都从浦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