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含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两个层面。内在和谐是外在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外在和谐是内在和谐的表现和结果。     

论社会转型的个体内化过程

本文从社会存在基础的个体在社会转型中的变化入手，提出了社会转型中的个体内化过程，认为社会转型不仅表现为一种宏观的社会发展过程，而且还包括一种微观的个体内化过程，只有从这两个方面来考察才能把握社会转型的方式和意义。     

试论法律的内在观点

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主体对待法律的态度和立场。内在观点是一种将规则作为规则来看待的观点,是一个诚信参与者的观点;外在观点是一种将规则作为社会现象来对待的观点,是法律旁观者的观点。本文认为:在一个相对民主的现代社会里,内在观点是主体对待法律的正确立场,而外在观点实不宜作为一种基本的法律观为社会持有。然而,本文同时发展了哈特内在观点的内涵,提出宽容性的内在观点的理念。宽容性的内在观点对民主社会的法律实践持有基本的认同、接受与信赖的立场,但是宽容性的内在观点也欢迎并接受来自法律实践内部的善意批评,即使对于外在观点的颠覆性批判,宽容性的内在观点也持开放的态度,试图从中借鉴有益的建议以改善我们生存于其中的法律实践。     

《诗经·大雅》结构论

《大雅》除了几首周民族史诗与讽谏诗外,其余不大为人看重。然在结构上与《国风》《小雅》重章叠句的形式迥不相谋,章数及每章句数的增多,必然注意整体布局的经营。首先是外在结构上利用顶针与反复把主题句或关键词出现于每一章,且运之以变化多方;其次内在结构叙事诗以顺序为主,不乏倒叙,把相连续的片段连结成块状;复次对不同片段采用不同风格的表现,斑驳灿烂,而又围绕中心。这样内外结构融合自然,而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     

论人权与发展的关系

人权与发展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人权与发展有着共同的目的。人权的普遍实现,离不开发展;发展离开了人权,也会失去方向和意义。发展观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反映了人们对人权与发展关系认识的深化。人权作为目标、内容和标准对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把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运用到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     

从外在规范向内在律令的转化——道德内化的核心问题研究

道德可以分为显性的道德和隐性的道德,处在显性层面的道德对于道德主体来说,还只是外在的规范;处在隐性层面的道德则已经成为道德主体心灵深处的道德律令.道德内化就是从显性道德向隐性道德转化的过程.道德内化的实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道德主体对于道德规范产生道德情感,经过长时间的涵养实践,进而使得道德规范成为道德主体的道德人格.道德内化的实现是道德建设的关键,它需要综合运用各方面的影响力,促使道德主体吸收外在的道德规范成为自己内心的心理品质.     

法律价值的二重性

法律的恒久生命力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最终都趋同于把法律作为精神权威和行为规范的现象足以昭示法律之于人类社会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体现人类对法律的独特的理性价值追求。法律价值具有二重性:一重体现为法律中的人的理性价值追求;一重是法律具有满足主体追求的属性。前者表现为法律的内在价值,后者表现为法律的外在价值。     

浅论长征精神的现代传承

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今天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认为,长征精神由两个层面的内容所构成.第一层面是长征精神的内在本质,主要由长征精神的核心点与精髓构成;第二层面是长征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牺牲一切的战斗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团结精神,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为民精神等等.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应该结合时代的变化,从长征精神的上述两个方面入手,切实继承发扬好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加强领导干部官德建设的对策分析

官德是领导干部的重要素质标准,加强领导干部官德建设可以从内在素质和外在约束两个方面进行。内在素质方面应注重信念、廉洁和人格提升,外在约束应注重制度、法律和监督完善。     

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英文)

民法体系分为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内在体系的价值取向导引外在体系,而外在体系的各个要素——概念、规范与制度构成内在体系的载体。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现代民法内在体系形成了意思自治、保护弱者、信赖保护与自己责任的基本原则脉络,并渗透到外在体系的概念、规范与制度中。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应结合中国社会基础,遵循民法双重体系的建构。通过定位民法中的“人”,梳理现代民法的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在物权法与债法中的体现,检讨中国民法各个具体部门法的瑕疵,以此推动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晚清小说儒家乌托邦的建构与超越

清末民初转型时代是乌托邦主义流行的时代.中国文学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儒家乌托邦世界.一方面,文学作品意图唤起借助政制和科学实现外在超越的热情;另一方面,它始终提醒道德的君子追回那失去的黄金时代的文化,并以文学所勾勒的文明境界作为把握、衡量乃至批判现实的一个重要尺度.从最初借助政制民主科学求得“外在超越”,进而展开了对于西方文明最初的反思,最终,晚清文人依然归附于传统天理世界观指出的路径,以内心的良知唤醒了“内在超越”.在东方和西方之外,晚清文人试图建构出以仁义治天下的普世的儒家乌托邦,以此表达文化保守主义者道德救世的承担与使命.     

外在背谬与内在调和的统一——对中国儒文化特质的一个探讨

中国儒文化具有外在背谬与内在调和相统一的特质.这种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对偶范畴的共存之中:从思维分层上来讲,中国儒文化的超越性和世俗性特征共存;从价值取向上看,中国儒文化内圣的诉求与外王的诉求共存;从概念内涵上分析,中国儒文化把"德性"与"问学"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从概念外延上梳理,中国儒文化这种特质涉及到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的调和诸方面.     

论审美活动对科学创造的作用

审美活动与科学创造本属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一是寻美,一是求真。但两者之间又确有密切的联系,探清它们的关系,对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拓展审美的领域,认识审美教育的意义,都有重要价值。本文不想对两者的关系作全面的考察,只就审美活动对科学创造的作用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聆听“神灵”,还是聆听“上帝”——以苏格拉底与亚伯拉罕案例为文本的经典解释

本文分析苏格拉底所言的“神灵”之声与亚伯拉罕所听到的“上帝”之声两者间的差异 ,并据此来说明两种可能的伦理学说的根本不同 ,即特定意义上的“良知”伦理学和“义务”伦理学的不同 :前者是指作者所要强调的对个体的、内在的良知的伦理诉诸 ,后者是德里达近年来一再倡导的超伦理、超规定的“义务”和“责任”要求。     

日本经济低迷的性质及其成因考查

一、问题的提出 自泡沫经济破灭起,日本经济已在低迷状态下徘徊十年有余,至今尚未呈露出明显的摆脱迹象。经济增长乏力,内需不振,物价回落,财政赤字严重,企业收益下降,银行中介功能降低等现象,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日本政府在扩大财政支出、不良债权处理以及推进结构改革方面用尽了解数,经济界也开出了诸如优先处理不良债权、预设通货膨胀指标、缓和     

执政党特征解析与实践价值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从革命党转型而来的执政党。明晰执政党和革命党特征的本质区别,有益于深刻把握政党执政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在阶级属性、政治纲领和组织纪律方面具有独特的内在特征。内在特征的延展形成外在特征。政党的先决性、执政的长期性和执政的适应性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外在特征。执政的适应性规定了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和发展民主。民主政治的践行需要科学的民主理论指导,辨析当下的各种民主理论,有助于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民主。     

印美防务与安全合作的利益基础、机制构建及动向研判

印美防务安全关系合作发展的程度与趋向对地缘权力平衡具有重大影响。在安全关系塑造中,印美以共同的地缘安全利益为基础、以双边安全协议和多边安全合作等推进安全合作的机制化与实质化建设。美国的目标是将印度纳入其主导的集体安全体系,最终使印美安全关系联盟化。然而,印美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双方走向实质性安全关系的障碍,两国共同的利益基础并不能消解这些问题。对印度而言,安全关系联盟化的印美关系不仅可能颠覆传统的对外战略内涵,而且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地缘安全压力,增加对美国的依赖。在一个多元化的国际体系内,不依赖于任何大国的印度才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论情感的认识论意义

一 什么是情感以及情感产生的本质是什么? 在马恩经典作家的著作里没有明确地表述,在一些现代心理学家的论述中 也各不相同,但归纳起来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基本观点,即情感一般被理解为在各种现实的关系中需要的主体与它有意义的客体之间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体验。这里已经表示出了情感的外在的与内在的实质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包括三个环节。 第一,情感产生的客体条件。情感心理活动同其它一切意识要素一样根源于客观现实,由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决定的。情感虽不属观念活动,但心理活动同样是精神活动,要受客观…     

“江蚁”抗逆力的实证研究

“蚁族”是对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被视为继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本文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运用自编量表对“江蚁”的抗逆力水平进行测量与分析,得出结论:“江蚁”普遍面临着生存压力,其中三成缺乏必要的抗逆力;外在保护因素严重不足,自我效能感(自信心)与自知力(自我认同度)偏低是影响抗逆力...     

论美印安全合作的机制化建设

近年来,关印关系逐渐升温,尤其在安全领域,双方合作的广度及深度令人印象深刻。两国在联合军演、防务产品销售、国土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成果较为明显,借助安全合作协议的签署、联合机构的建立,双方安全合作机制化渐趋形成。未来两国安全合作是否会继续深化,机制建设中存在哪些促进及制约因素,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深化对美印双边关系的认识,从而把握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