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皇观与日本“历史认识”的解构——读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相继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基于"自由主义史观"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使"历史认识"问题成为日本研究领域的热点课题。本文通过解读安丸良夫的《近代天皇观的形成》,从民众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近代天皇观的内涵及其伪造性,并通过阐析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所具有的象征性、权威性、统合性、禁忌性以及回避战争责任意识,揭示天皇观与日本"历史认识"误区的结构性关系。     

论章太炎的法治观和共和观——兼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法律观的成型

在清末民初的思想潮流中,章太炎力倡法治与共和,主张扬法抑儒,力倡法治、伸民权,同时力拒时贤普遍认同的以＂代议制＂为表征的西方式现代民主共和政体,主张应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创设一个有别于西方诸国的＂第三种＂共和政体。章太炎的思想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由资产阶级维新派向资产阶级革命派转型的思考过程和法治理想,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和成功起到了思想先锋的作用。     

近代以来台湾的留日教育

日据台湾时期,大批台湾学生竞相赴日留学,至抗战胜利之际,其总数达六七万人之多,形成一个人数不菲的留日学生群体。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接管台湾留日学生,并召回大批台湾学生,将其分送至台湾或大陆相应学校续学;对于尚未返台者,给予一定补助,然此补助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才实施,且附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感召包括台籍学生在内的留日学生回国,并无条件发放救济金资助其完成学业。部分台湾留日学生在民族大义和统一大业面前做出理性选择,成为抗日运动先锋或祖国统一的拥护者。     

论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国风俗观

为了应对由中西风俗差异而引起的民教冲突,近代来华传教士十分重视对中国社会风俗的考察。一部分传教士刻意关注中国社会陋俗,然后片面地从社会陋俗定位中国风俗的地位,结果走向了对中国社会风俗的全面否定,其根本目的是企图从社会风俗的角度向中国人灌输"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的思想,以便为基督教的传播制造理论依据。     

战后6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

本文依据历史的推进,以切实的史料和笔者先后30余次访问日本累计近7年的生活体验,诠释战后60年间日本人的具有主流意义的“中国观”———“反省与原罪的中国观”,“文革分裂的中国观”,“隐匿罪恶的中国观”,“复活皇国史观的中国观”与“和平主义的中国观”等,以期有助与加深对于日本社会思潮的理解和把握。     

中西方语言观的起源及其社会意义

中国人在近代早期翻译西方经典时，有意无意地将其中的术语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其中最有趣的例子之一就是将“言”译为“道”。例如中文本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的起首至今仍然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论傅斯年的日本观

傅斯年为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日本观大体反映了这个时代知识群体的共同认识.其对日本的观点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主要以师日为主;第二个阶段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以反日为主.     

日本近代以来对华认识研究现状分析

本文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分别收集和整理了中日两国学界对日本近代以来对华认识课题研究的状况,着重把握了研究人员、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形式。在此基础上对两国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成绩和缺点,提出了新的研究框架并讨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     

"天人合一"观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制约

“天人合一”观给予中国文化以深远的影响,也使得中国古代科技领域呈现着重实用、善综合,主客体混融一体的思维特点。在19世纪末叶以前,中国的科技思想理论始终被制约在传统“天人合一”观的藩篱内,从而抑制了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的发展。     

中国近代妇女旅游第一人:单士厘

单士厘是中国最早走出国门并留下著述的知识女性。她撰写了中国最早的女子国外游记《癸卯旅行记》、《归潜记》,其诗集《受兹室诗稿》亦有记叙国外旅游的诗篇。单士厘的国外旅游开中国近代妇女旅游之先河,不愧为中国近代妇女旅游第一人。     

严复逻辑观的语用分析

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是自觉引进和传播西方逻辑方法、在中国确立逻辑观念的第一人.他的逻辑观是近代西方逻辑方法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相契合的产物,集中反映在<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两部译著中.严复逻辑思想凸显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自觉反思、自我批判以及主动创新意识,表现出借原著译介开启民智、以案语独白言说意愿、用逻辑话语融通中西等托译言志的语用特征.其价值指向是为思维变革提供有效方法、为文化革新寻求基本方略、为促进哲学变革锻造有力工具、为强国富民导入科学精神.严复将西方逻辑方法带入国人视野,并与中国现实的社会境遇相关照,这对当下中国逻辑发展走向具有重要启示.     

道教自然养生观浅论

道教自然养生观以神仙信仰为最高追求,以道家自然哲学为理论支持,以顺应天然自然、顺应本我自然、随遇自然为基本原则,形成了涵盖饮食起居、行为方式、心理调适等全方位的自然养生方法与实践。其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也是道教适应现代社会,服务现代社会,保持自身强大生命力的重要支撑点之一。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变以冷战结束为分界,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70、80年代,由于中日两国国力相差悬殊,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抱有优越感、负罪感及对中国广阔市场的期待感,将中国视为"友好伙伴",为推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冷战后,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政界人士在保持对华积极认知的同时,也逐步将中国视为潜在乃至现实的"竞争对手",陷入既视中国发展为"机遇"、又看做"挑战"的两难境地。     

言语行为意义观浅论

意义理论研究是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核心课题。在所创立的众多意义理论中 ,言语行为意义观颇具特色 ,被认为是一种集大成的意义理论。它将言语行为规定为意义的基本单位 ,强调意义作为意向性的一种派生形式 ,产生于内在心灵意向与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的统一 ;从而将言语行为及其构成规则、言语交际者的意向同表达式的意义以及说话者的意义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一种多维度、全方位的意义观     

中国近代文论起始刍议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近代文论的开端为1840年。但文论与历史、文学的发展存在非同步性,根据文论自身的发展特点,因政治需要而变的近代文论应发轫于1895年。     

中国近代的主体意识学说

中国近代的主体意识学说是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基础上 ,吸收西方主体意识学说 ,并与之交融、碰撞的产物。主体意识学说构架有三个组成部分 ,即利益观、权利观、平等观。主体意识学说顺应近代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 ,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但由于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迟滞、缓慢 ,使主体意识学说向纵深的发展不够 ,同时 ,该学说还存在一些封建糟粕     

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

在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发展史中 ,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三次大的变迁 ,目前 ,正处于第四次大变迁的初始阶段。这种变迁以日本社会内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外部国际秩序的调整与重建为其实现前提 ,以“实力主义”、“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优先”原则为其价值取向。纵观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史 ,其发展规律为 :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 ,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认同中国的方向发展 ;每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 ,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发展 ,显示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     

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但到了1903年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目录学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开创者,其书目著述中的《西学书目表》是我国古典目录学向近代目录学过渡的代表作,其对书目作用及目录学家使命的认识是对传统目录学的革命,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