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原型母题在多元文化中的体现

女性原型母题在多元文化中通过神话展露其特性。虽然中国神话却有记录文字零散,缺乏叙事情节要素,原是神格变异莫测等特点,不乏学者怀疑其与其他民族神话的可比性,但透过表层学术文字,通过角色的跨文化分析比较,对神话思维的本质逻辑和人类心里的普遍模式进行探索,将中国文化视为"无性文化"或排除在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之外的观点明显是失之偏颇的。     

当代言情小说中的女性报恩母题

女性报恩母题在当代言情小说中复现频繁且内容丰富,其中女性对恩人尤其是男性恩人以身相报的回报方式最为典型。这种回报方式强调的是女性在性和生育两个方面的社会价值,传统伦理秩序和世俗生活伦常观念是这一方式形成的主要原因。当代言情小说女性报恩的原则是恩义高于爱情,但却是以利益对等、利己为前提条件的,只是对女性的要求更为严苛。女性报恩母题的不息生命力在于对既有价值的认同而非反叛,在两岸三地均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     

佛经文献与古代小说“照影称王”母题

照水自见影思称王 ,是与“天书”母题切近的一个小母题。标榜自身神性 ,很可能采取了相关技术手段 ;水崇拜的信仰及照水的巫术思维及其仪式 ,也与其密切相关 ;同时还有谣言的传播机制。“照影称王”母题说明 ,谶纬文化改造了原始巫术思维的映影崇拜 ,将其与先兆迷信结合起来 ;小说中这类反正统的主人公命运总是乐极生悲 ,见出皇权的不可侵犯。母题在通俗小说中流播 ,显示了正统思想对于民间异端的干预 ,也体现了民间秘密宗教及其神秘崇拜在通俗小说中的活跃     

建立文学母题分类系统的迫切必要——文学母题的重新认识与分类之二

作为一个规定,确立的文学母题不仅意味着一个特殊的内容单元,而是某个形式和存在的一般分类的具体表现或模仿。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机和暂时结果、彼此关系及主旨、主体特点(情境、制度、社会生活、空间、设置及作为人的感情和行为、事件等客体的各种现实现象的主旨或主体特点)。主要由于既针对内容又针对形式的双重定位考虑,文学母题能作为一个形成文本并在一定时期指导文本的修辞手段(schemata)而存在。     

母题的产生、识别、命名和定位——文学母题的重新认识与分类之一

在文本中,母题通常是那些极能激发人想象力的媒介单位并被加以识别。母题既是修辞手段,又是修辞手段构置在作品的具体表现。一般母题与个别文化母题间的区别,也是从美学和诗学角度对文学母题作以评价的出发点。基本母题可理解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常量,基本的新母题中极少真正创造之作。应在原型和个别文化母题中给文化和文学传统定位。     

女性诗歌的母题取向

新的写作倾向给女性诗歌创作带来了改变.女性诗人由于自身的性别带来了与男性的心理与生理机制的差异,以至诱发她们更多的倾注于人本身的内在情感与生命的体味.本文试从人的情感,人的困惑和呈露出来的女性意识三个方面论述女性诗歌的母题取向.     

古代通俗小说“比武斗智”母题的跨文化溯源

比武斗智母题,早已在先秦兵家和刺客那里实践了,但真正的文学化描写,表现在其内在逻辑竟然推延到动物和昆虫争斗的描述、理解和解释上。这一中西方文学普遍关注的母题,展示了人们体力竞争中对于智慧的推重,又几乎无一例外地设定为弱者处于劣势,但以智谋突如其来地转败为胜。起初表面上的态势,与最后的胜负及深在的必然逻辑,呈现出鲜明的悖左结构,具有强烈的反讽意义。故事中特定角色虽不断变化,结构和意蕴却始终稳定地存在。母题源自中古佛经故事,其寓言性使“比武斗智”的哲理意义充分地定位和放大。主题学认为,许多在文学主题史前期寓意多元、核心并不明朗的故事,可以从流脉余波中,发现其当初预伏的特定冲击力。明清通俗小说及传闻中众多“比武斗智”故事,其实并不应只被看作早期史传故事的余波,更是流脉中间某一段落影响所至。佛经故事之于比武斗智母题即如此     

从中国古代女性名字的演变看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

中国古代妇女的命名有其特殊的发展过程。姓名中的女性气质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文化赋予的,女性气质名字的从无到有反映了社会性别文化的深刻影响和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过程。先秦时期的社会性别文化尚未建立,妇女称谓与命名主要是标明她们的生理性别及附属于男性的社会身份,并不具备女性气质;两汉时代,随着以儒家纲常为核心内容的性别文化的建立,女性气质的名字开始凸显出来;在魏晋六朝时代,社会性别文化已经确立,女性气质的名字成为妇女命名的主流。     

女性“以暴抗暴”犯罪轻刑化之探究?

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的女性以暴抗暴犯罪,司法实践存在同案不同判、量刑畸重等问题。应针对此类犯罪的特殊性,量刑上予以轻刑化。在立法上将此类犯罪与普通暴力型犯罪区别对待。完善正当防卫制度和缓刑的适用条件。引入专家证词,以便客观的量刑;在司法上,出台相关的判例指导,规范量刑;妇联及社区基层组织的参与应常态化,配套的法律援助应制度化。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受虐女性的权益,实现法律的公正。     

明清小说中的金银变化母题与货币制度

明清小说家以金银变化母题炮制了大量幸运故事,执著地希望通过人为努力发迹变泰,他们对于旧有母题,或进行拓展,或果断摒弃。明清小说中金银变化母题的繁盛,离不开银本位的货币制度。明清小说中金银变化母题的兴盛,体现并密切了神秘思维与艺术思维的关系,反映了经济需要和神秘想像的刺激,并对审美创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邓小平反和平演变思想及其对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指导

邓小平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思想中正确的内容 ,同时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确立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拓展了反和平演变的斗争领域 ,探索出一系列新的切实有效的斗争方式和策略 ,并被“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下来。邓小平的反和平演变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其基本精神和原则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论见义勇为的法律性质--兼论专门立法的不必要性

见义勇为事例的不断涌现给法律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惑,有些学者呼吁对见义勇为进行专门立法.实际上,现行法律中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无因管理制度足以调整见义勇为问题,当前各地纷纷成立的见义勇为基金会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法律在实践中的欠缺.解决见义勇为,不需要专门立法,而需要大力普法.     

从复仇文学主题看复仇动机的传奇质素

主题学理论中的母题、情境、人物、题材、主题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与区别,复仇主题的特定内容也构成了某种形式结构功能,其制约了叙事作品的通体氛围和构思鉴赏。母题在复仇这里,也往往具有了“双重的形式”。主题学视野中的复仇悬念不限于一般的具体本文结构中的伏笔铺垫,它基于并扩散为由对复仇奇趣的涉猎到对人命运的关注,对与人的伦理使命相关的憎爱情感愿望实现与否、何种形式实现的关注。以主题学理论、主题史的眼光来看具体的复仇作品,不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人的恩怨悲欢,还能更深刻地理解许多相关的文学与文化现象。     

我国廉政文化视觉传播中的问题与对策

廉政文化视觉传播作为现当代的一种文化现象,既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具有净化社会的现实意义。我国儒家思想的政治道德观念以及社会规范与准则的建立到当下倡导的"廉洁文化",以及视觉传播的多元化和网络廉政文化的普世性,折射出我国不同时期在廉政文化视觉传播的发展与建设,并对人们建立廉洁从政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形成廉政的行为规范等生活方式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但由于廉政文化传播中的主体缺失、形式与途径的单一以及不健全的传播机制,导致了廉政文化视觉传播未能充分发挥其效力,据此提出了创立廉政视觉符号体系、搭建传播平台等廉政文化视觉传播的相应对策。     

《亚鲁王》的女性形象初探

在西部苗族丧葬仪式上口头唱诵的活态史诗《亚鲁王》塑造了美轮美奂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铜鼓文化的殉道者、能征善战的女英雄、女性神力形象和管家型的妇女群象等,每一类女性形象都有着古老的历史文化蕴涵。     

袁昌英笔下的女性形象--立足于中西文化交融的管窥

出身于书香门第、又长期在教会和英法学校学习的湖南作家袁昌英,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一生交汇着欧、亚文化的思潮。从其戏剧作品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再塑造中,我们可以探究出袁昌英是如何把中国与西方文化及文艺相融合,创作出具有个人特色的中国现代话剧。     

日本日照妨害救济制度研究

当前,日照妨害正逐渐成为影响我国人民生活的一种环境公害类型。从日本立法、学说及判例等方面入手探寻了日本日照妨害救济制度,认为日本日照妨害救济制度对完善我国相关制度有一定的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主要部队密切合作,积极抗日。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团结东北军共同抗日,在东北军中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并为营救张学良做出努力。在鲁南、晋西北、冀中等敌后战场上,八路军与东北军并肩作战,共同对敌。面对蒋介石发起的反共磨擦,东北军主要将领予以坚决抵制,部分官兵由此走上新的革命道路。     

日本逃避对华战争赔偿责任的历史与现实

1931—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灾难,理应得到赔偿。战后,美国主导了日本的赔偿问题,终止和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日本利用国际形势和中国的不统一局面,尽力逃避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由于日本政府不能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战争遗留问题,引发了中国民间向日本索赔。日本再次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日本政府对华赔偿的立场,不仅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对日本国民反思战争责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援助评析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援助是美国援华体系的重要环节,它在援助力度与援助性质上随着远东战局的发展和美日矛盾的激化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美国对华政策日趋积极和国民政府外交重点转向美国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对战时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