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通》对明代史学的影响

刘知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其史学理论名著<史通>影响深远,就明代史学而言,这种影响表现在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史书评论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发展了刘知几的"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说,提出了诸如"史才五长"等理论;对于史书体裁、史馆修史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基本上赞同刘知几的史学观点.     

毛泽东晚期历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毛泽东无疑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兼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和历史学家多重角色于一身的伟大人物.他继承了中国人重史的文化传统,从青年时代就酷爱史书,重视史论文章.因此他的不少真知灼见,就来自对中国历史的思索或对历史知识的汲取.这正是毛泽东区别于他人,甚至超越前人和同辈的关键特征.直到晚年他的视力减退,仍然嗜读史书,请熟古籍.1976年8月26日,离他谢世只有半个月,他读的最后一本书还是南宋洪迈著的《容斋随笔》.     

两晋史书种类略论

两晋史书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史书不仅成为独立部类,而且种类日渐繁多。既有上承秦汉史书种类的谱牒书、起居注,又有开启新的史书种类的地方志等。其兴盛与亡佚也反映了两晋史学的发展演变情况。     

明朝官修劝惩性史书初探

本文论述了明代官修鉴戒史书的特殊性，一是明代官修鉴戒史书数量多，针对性强，针对面广；二是明代官修鉴戒史书与其他鉴戒史书相比，在内容和性质上明显不同，本文称之为劝惩性史书。本文还考察了明代统治者对史学鉴戒功能的态度及其与高度集权政治的关联，试图通过分析明代劝惩性史书的社会效用，来探讨史学的学术性和应用性之间的关系     

史书“载文”论

"成文"就是已经写成的文章。作为史书编纂的史料,编纂单篇"成文"入史,是史书通例。无论是编年体《左传》的以事为纲还是纪传体《史记》、《汉书》的以人为纲,史书都有"载文"。史书典志又有专门化、单一化的"载文"。因此"载文"使史书也承担着文章读本的职责。但史书"载文"是为了叙事,史书可以不承担文章读本的职责,这就为文章总集的诞生留出极大的空间。史官机构秘书监掌艺文图籍及"成文",最有利于编纂文章总集,故文章总集的编纂者,往往是秘书监任职者。     

实录体史书在中国文化承传上的特殊贡献

历史是文化的创制过程,文化是历史的文明结晶,二者是二位一体的关系。在历史与文化的传播中,史书的传播途径最为有效。在史书中,实录体史书有着特殊的承传功能。它的史料来源于原始记录和初级、二级史料性史书,这些史料经过实录的裁剪、整序和润饰后,很方便地为下游性史书所采掇,从而成为历代当朝纪传体《国史》、后修纪传体正史、编年史、杂史的史源。古代实录这种承上启下的史料流程,也就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承传过程。因此,实录在中国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与贡献。     

《王昭君变文》在昭君故事流变中的地位及意义

《王昭君变文》是文学史上第一篇篇幅最长的昭君出塞的俗文学作品,在昭君故事的流变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前代史书和文人创作的基础上,对王昭君形象进行重塑,进一步突出了她的主体地位,丰富了她的形象,对此后以昭君故事为母题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变文》还对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进行了侧面的揭示,体现了唐人的人文关怀及对和平的向往;塑造了一个极度重情的呼韩邪单于,是唐朝包容性文化下重“真”、重“情”的显现。     

重审经史关系：经学视阈下的汉代史书编撰

经史关系问题是中国经学史与史学史的关键问题,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持续了整个古代社会并延续至今。学界一般认为,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方面。事实上,经学对史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体现在史学思想的形成上,也体现在史书编撰的过程中。以汉代史书编撰过程为例,经学的繁盛为汉代史书编撰准备了文献资料和著作形式,不但为史书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还促进了史书体例的创新,丰富了治史的方法。     

清初纪事本末体史书特点论析

清初史学,极为繁盛,纪事本末体史书较之以往有了长足发展,逐步奠定了广辑史料、史论结合以及详于考证的历史编撰的新格局.系统考察这一时期该体史书的编纂特色,不仅有助于准确评定其在清初史学上的地位,对于探索中国古代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的演进历程,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

史书编纂体例是对历史如何进行组织安排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晚清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史书编纂上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章节体.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或以为该体例是传统纪事本末体的逻辑发展,或认为是以日本东洋历史教科书为蓝本的.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转变的过程.其中有诸多转变的环节.本文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倒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即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中国史家柳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与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日本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形式.     

优选文献材料与叙事史书增进文采之管见

历史真实与叙事史书文采之间的矛盾,是涉及史书撰写的一大问题。如果史学中人能自觉地去优选“正史”、野史笔记和诗词曲赋三大文献类型中那些“真实”与“文采”融为一体的材料,将它们在史书中用活用好,将会极大地改善和增进史书文采。这对于实现史学社会功能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简论中古史书中的古语词

古语词是中古史书词汇构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文从汉语词汇发展的角度对中古史书词汇中的古语词进行研究,着重说明它们的继承方式、来源和特点,并指出中古史书中的古语词无论在词语溯源还是词典编纂中都仍有相当的价值。     

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

随着史学的发展以及史学跟社会生活关系的更加密切,人们加强了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使用,从而推动了历史文献学的进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成长起来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史书部类趋于定型,另一个方面是史注取得了巨大成就。史书部类的趋于定型,是史书在数量上迅速发展和种类逐渐增多的要求。史注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朝鲜早期史书辨析

通过对朝鲜早期史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和内容的详细的统计和考证可以发现古籍中所提及的“古记”、“乡传”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史书,而是早从三国时期就出现的数量繁多的史书的通称;这些史书又可分为专门史和通史两大类,其中通史系统源远流长,在三国、统一新罗和高丽初期历经三次大规模改造;“旧《三国史》”是否是三国综合通史的问题目前只能存疑。     

“廷杖”考

“廷杖”,就是皇帝在殿廷、朝堂之上杖责臣下。“廷杖”究竟始于何时?明代朱国祯云:“廷杖始于唐玄宗时。”“又起于隋。文帝本纪称殿庭挞人,此其徵也。” (《涌幢小品》卷12廷杖条)《明史》在卷95《刑法志》中又云:“廷杖之刑,亦自(明)太祖(朱元璋)矣。”张善诚同志在他的《评忠君道德》(载《哲学研     

佛教的儒家化与和尚娶妻

“和尚”,是佛教名词,又名“僧”,在中国则常用来称呼佛教的僧侣,是指出家修行的男佛教徒。欲成佛,起码必须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佛教的清规戒律很多,有所谓二百五十条戒相,三百四十八条戒相,但最重要的是“四重戒”:淫、杀、盗、妄,其余一切戒相都是从四重戒派生出来的。四重戒中“淫”又最为关键。因此欲出家,首先必须戒“淫”,而且不能结婚。僧尼不聚妻结婚是天经地义,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历史发展到了宋代,却出现了怪现象——和尚娶妻。关于宋代和尚娶妻的材料,史书记载极少,现将我们所见到的主要材料,摘要如     

科举功能下的史学普及:析明代纲鉴史书

纲鉴史书兴起于隆庆年间,盛行于万历年间.适应科举需要而产生的纲鉴史书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和明确的为科举服务的主旨.它在明中叶以后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其影响上至帝王大臣,下至百工村妇,甚至还流传至国外.同时,纲鉴史书的内容还被其他书籍所引用、论证.纲鉴史书的这种影响力典型地体现出它的史学普及功用.     

司马迁构建完整性历史方法浅论

<史记>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而且也是我国古代史籍中第一部完整、全面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史书.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五体结构的设置、叙事时间的连续、社会历史生活内容的拓展和众多历史人物形象的刻写等途径和方法,构建了我国自黄帝起至汉武帝天汉年间止三千多年的完整历史,开创了史书多途径、多角度完整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先河,给我们的历史撰写工作提供了方法方面的借鉴.     

马克思主义史家论历史编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历史编撰与史学发展的关系、史书体裁的发展、历史编撰改革的方向以及史书编撰创新的途径等有关历史编撰的论述,不仅丰富了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内容,而且对于今天新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袁桷及其史学

袁桷为元代著名文士,于文学、史学、书法、琴艺都有所建树。从袁桷对史书体裁、书法义例、王霸之议、史书文字等方面的见解可知,其史学思想体现出直书、明理、务实的特点。而其所编修的《延四明志》,亦体现了这一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