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性的思考 真实的言说——解读现当代女性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现当代女作家塑造了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反传统的母性形象,赋予母性角色以新的理解。她们的创作使我们看到,母亲不仅是慈爱的圣洁的奉献者,同时也常常是可悲的父权制的牺牲品,甚至是可憎的“同谋者”。传统文化中的母亲形象是想象中的形象,而女作家笔下具有反传统因素的母亲形象是告别想象后真实的言说,因为她的言说者是女性,是亲历者。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她的美》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其短篇小说《她的美》讲述相貌平平却天资聪颖的女孩艾玛瑞里斯在父权制的压制下失去自信心和爱情,在内心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后,她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女性话语权和经济独立,实现新女性身份的转变。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小说进行解读,通过分析吉尔曼对新女性潜能的挖掘和对男性形象的塑造,揭示其对女性创造力和管理能力的充分展现和对构建和谐两性关系的呼吁。     

对《伤逝》中子君命运悲剧根源的探析

从新女性在当时社会环境中角色的失调、女性的依附人格及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压抑等方面探讨了鲁迅《伤逝》中子君命运悲剧的根源 ,并从女性主义视角提出了女性获得尊严与独立的方式。     

与菲勒斯文化的竭力抗争－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解读《觉醒》

本文详细地分析了爱得娜 ,一位觉醒了的新女性 ,在这个被菲勒斯文化曲解的世界 ,自我的女性意识的复苏过程。她对自身价值和生活产生了重新的认识 ,痛恨自己过去的生活状态 ,渴望独立的新生活 ,却又无力改变现有世界的父权制 ,最后平静地选择了死亡     

西方父权制文学中的恶妇形象探析

如同妇女在历史上所处的“者”的地位,在西方父权制文学中她只是一个被创造的物体,一个空洞的能指.西方男性主义文本中所塑造的与淑女、“天使”相对立的恶妇、“女魔”形象,实质上远离了女性现实生存的本质,反映出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以及隐含厌女症的男权主义文化观念.     

未完成的批判──五四女性写作特点新探

对五四文作家文不分析发现，五四女性写作始于对母亲的赞美，但是母亲的神圣光环使女作家难以完全走出传统父权制文化定义的阴影。这主要表现在两种女性形象塑造中：一是彷徨的新女性形象，二是家庭中的“天使形象。这也成为五四女性写作的另一个为人所忽略而又非常重要的特点。     

曹禺《北京人》中封建制度牺牲品曾思懿的形象辨析

曹禺剧作中的资产阶级知识新女性和下层劳动妇女,都是在旧家庭旧社会中经历了悲剧命运,甚至旧家庭中具有一定势力的女性也难逃厄运。曹禺笔下的女性具有极其相似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感情世界。尤其是《北京人》中的曾思懿,对这个人物不能简单的给予否定,应放在具体历史背景和生活环境中具体分析,她成为封建制度牺牲品的主要原因是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以及有陈腐的社会环境和悲剧的封建婚姻所造成的。     

颠覆或妥协?——19世纪英国“新女性”形象塑造的困境

在19世纪末的英国，父权社会导致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凝视下塑造的。为了反抗这种符合男性利益的、单一的形象塑造，“新女性”应运而生。该形象中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一方面，她们思想自由、独立自主，对婚育兴趣不大，敢于直白表露情欲并追求权力，对“家庭天使”形象及男性的支配性地位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她们在对情欲、母性职责、权力的疑问中屡陷困境，被迫向父权传统妥协或接受惩罚。“新女性”拒绝男性凝视，却在父权社会中找不准女性定位。因此，这是对女性身份重塑的一次不彻底的尝试，女性如何从父权制中突围依然悬而未决。     

吉姆·克雷斯《传染病屋》的新女性主义书写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为女性主义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与批评范式。英国作家吉姆·克雷斯的第九部小说《传染病屋》以其蕴意深远的多维之美在女性主义的审美解读中焕发异彩。克雷斯聚焦女性与男性的个体与群体形象,创造了新世界中以玛格丽特与富兰克林为代表的新女性与男性形象。克雷斯通过描写逃亡三部曲．勾勒出新女性代表——玛格丽特,展现其蜕变的历程的三个重要阶段。玛格丽特从传统父权制下的“他者”身份过渡为渴望摆脱“他者”地位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勇士,到最终实现了具有独立精神、个体意识与男性气质的新女性形象。克雷斯同时展现了富兰克林的女性气质从压抑到爆发的过程,从而塑造了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最终圆满地完成了新女性主义的书写。     

论陈衡哲女性觉醒主题的创作

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个女作家 ,陈衡哲在其小说、诗歌、散文中 ,抒发了五四时期新女性对自由人生的渴望和追求 ,对女性生命意义、生存价值的思考和探索。虽有时失于肤浅、稚嫩 ,但毕竟体现了新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留下了“五四”新女性成长的最初印痕。本文深切关照陈衡哲的文学创作 ,细致体悟她的人性咏叹、博爱情怀、矛盾困惑 ,以期合理评价她在女性觉醒主题上的拓荒与耕耘     

对男权中心文化性别观念的根本颠覆--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重新解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实际上存在着性别的歧视和性别的不平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土壤,滋生并繁衍了男权中心文化.张爱玲的著名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从解剖"对的世界"、逆转"红"白"世界、以及颠覆"既定的世界"等三个方面,质疑并颠覆了男权中心文化语境中的性别观念.作品中的"红玫瑰"(指王娇蕊)与"白玫瑰"(指孟烟鹂)的相互转化,使男权中心主义者的婚姻指向和"性"期待互相矛盾、严重冲突,使男性自我中心主义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消解.     

压迫下的呐喊——《德西雷的儿子》悲剧解析

《德西雷的儿子》是凯特·肖邦多部悲剧小说的其中一篇。通过分析女主人公的悲剧成因,揭露了夫权制社会和种族歧视对妇女和黑人的压迫。另外,作者独特的悲剧意识在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增强了作品的悲剧魅力。     

探寻满族文化发展的轨迹

满族的先世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肃慎。金朝灭亡后,原居松花江下游与黑龙江地区的女真,一部分迁徙至辽东一带,以建州女真著称;一部分迁徙至松花江大拐弯处,被称为海西女真。明代女真继承金元两朝后进女真的文化,是为原生态文化。明末,女真各部逐渐统一,在此基础上创建的文化既承继了本民族的固有文化,又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是为次生态文化。清朝建立后,由于驻防、留守需要及八旗生计等问题,满族形成复杂的散居各地的局面,可分为不同的社会群体,由此发展而来的文化是为再生态文化。     

彝族"海菜腔"源流初探

石屏彝族“海菜腔”是从异龙湖中的海菜而得名的。因它产生于彝族青年男女特有的民俗———“吃火草烟”活动,因此,旧时被称之为“草曲”。明朝初期,江西弋阳腔传到滇南,再与石屏彝族的“草曲”相结合,并冠以“海菜腔”这一美名。海菜腔在“吃火草烟”这一习俗中被长期保存了下来,在这一习俗中所唱的民歌,也得到了广为传播,创造、发展。海菜腔是彝汉合璧的结晶。     

论英国伯明翰学派种族文化研究的本土意识与文化建构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种族维度探讨不仅是英国社会结构的一种反应,也是英国文化面临美国大众文化冲击下的一种本土回应。伯明翰学派不仅发现了英国青年亚文化中的种族文化(主要是黑人文化)元素,分析了种族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结合的成因,而且认识到英国青年亚文化的种族文化既有对美国流行文化的吸收,更是基于英国本土社会经验的独特黑人文化,由此提出"新种族性"问题,并力图在宣扬英国特性的主流文化中警醒世人种族文化的存在及其差异性,警惕全球化时代种族排他性的危险。     

"散居"一词的谱系学研究

“散居”一词是20世纪末学术对话中最流行的术语之一,广泛运用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对这一术语进行谱系学研究,可以辨析其在中国的各种译法、追溯其词源及意义变迁。特殊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体验,散居经验对文化身份之形成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     

大脚女人:壮族性别文化述略

性别文化是指文化中涉及男女平等的内容。“大脚女人”可以说是对壮族妇女地位作用的矛盾性表征。与此相同,壮族性别文化既承载着“阴阳合德”的合理内核,也接纳了“男主女从”的主流话语。为了在批判继承中做好先进性别文化建设,对之进行深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土家族文化与民俗的新解读

清代江苏无锡戏剧家、诗人顾彩访问鄂西容美土司田舜年,记下所见所闻,写成《容美纪游》。土家族学者高润身、高敬菊为之作评注,将容美古俗与现代土家族民俗作比较研究,乃土家族文化与民俗的新解读。     

关于文化问题的理论思考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对文化的定位以及先进文化的功能作用进行理性思考,对于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好地理解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游离者":赵树理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角色

以“文摊文学家”身份走入启蒙大众行列的赵树理,内心充满了对大众的感情。而“方向”的确立,赵树理创作活动置于由意识形态、新的文艺规范及“名人”、“干部”构织而成的聚光灯下,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选择农民文化为农民启蒙的赵树理,这时表现出他对“文学范式”“名利”的游离及对业余创作的提倡,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独特性的社会实践角色。